“止于至善”是最完美的精神追求
“止于至至善”是《大学》三纲领中的第三纲。大学之道的基础和根基就是达到至善的境界。本文于此通过对其经义、实质内涵进行合理的诠释,旨在开拓其中具有社会人生图式成熟的理论创造所昭示的永不止息、创新超越的进取心态和孜孜不倦追求的崇高精神,这便是“止于至善”的核心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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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至善”是《大学》三纲领中的第三纲,大学之道的基础和根基就是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宣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主要指的是个人修养的层面而言,讲的是自我启蒙,将自身的明德彰显出来。“亲民”则是社会理想层面上说,侧重于推已及人,德化万民,使民众在精神面貌上焕然一新。前既为“修身”,属“内圣”之事,后即为“外王”,属“治平”之事,二者的完美结合就可达到“至善”的完美境界。“止于至善”就是“内圣外王”合一的最高完美境界。也就是说,个体生命实现了“明德”这个“内圣”的最高价值,同时又给社会、人类做出了“博施广济”的“外王”事功,就达到了“至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止于至善”不仅是道德的要求,也是事业的要求,它弥漫在整个社会人生当中,成为人们最高的价值
追求尺度。
一、“止于至善”经义的合理诠释
何谓“止于至善”,“止”即目的,“于”是往到,“至善”就是至极之善,也就是指完美的地步与境界。综合这句话的意思是,修身育人的目的在于要达到极善的完美境界。宋代朱熹在《大学章句》解读这一纲领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牵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言明明德、亲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其意为修身育人都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毫不动摇,也就是说,人的目的要达到最高的善,抵达人生最完美的境界,不达到极为高妙的境界绝不能停止追求,即使到好的境界也还要精益求精。从这个意义上说,“止于至善”昭示提一种永不止息、创新超越的“进取”心态,是一种对完善、完美的境界孜孜不倦追求的崇高精神,这便是“止于至善”的核心要义所在。
由此可知,“至善”是一个过程,由不善至于善,由善而至于完善,由完善而至于至善,再止于至善。这是一个永远不断完善的过程,而要达到“止于至善”,最关键的是内在的“明明德”,不“明明德”如何能“亲民”,又如何能“止于至善”。因此,理解和解读“止于至善”必须要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整体地把握住,不能离开“明明德”和“亲民”而孤立谈这个“
至善”。
从《大学》修身角度看,“止于至善”既是对“明明德”、“亲民”提升,同时又是实现“明明德”、“亲民”的内在依据和方法。
首先,“止于至善”是对“明明德”、“亲民”的提升,是因为《大学》三纲是一个从内到外,从小到大的变化过程,而它的终极目标是“天下为公”。南胡字书《玉篇》对“善”的注释为“大也”。善者,大也。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大与公”又是等同的。从《大学》的宗旨来看,“天下为公”就是“大同社会”,也是治国、平天下所要追求的理想社会。因此,把“止于至善”理解为实现“天下为公”,不但有文字的依据,而且符合先秦儒家的经典论述。由于实现“天下为公”的难度要高于“明明德”和“亲民”,因此说“止于至善”是对“明明德”和“亲民”的提升。
其次,“止于至至善”又是实现“明明德”和“亲民”的内在依据和方法。因为从《大学》修身的立场来看,“明明德”的实质是明了人意识活动的自然状态及其功能并之外化。“止于至善”作为一种方法,既重于行善更重于心善,具体说来就是先起善念后行善事,再存善心,最后达到事事为善,念念皆善。因此说“止于至善”不仅是一种伦理要求,而且是一种可操作的修身方法,是实现“明明德”和“亲民”的内在依据和方法。
最后,从修身角度谈“止于至善”。“至善”既是一种“天下为公”的社会发展目标,又是一种“拳拳服膺 ”以恢复人性的修身方法。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的意识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这个“止”不能理解为静的停止,而应理解为动态的随往,表达一种为断进取,不断超越,永不停息的精神。
当以上这些德性具备之后,个体生命不但实现了“明德”这个内圣的最高价值,焕发出道德的荣光,而且知道社会人生大道该怎样走,同时也能够通过自己人生路上的德行,起到表率作用,并能以自己的德行教化和展开,去帮助自己和家人,以至天下方方面面的人,给社会、人类做出了“博施广济”的“外王”事功和贡献。这就达到了“至善”。这正如孔子所说的“老者安之,明友信之,少者怀者”(《论语?公治长》),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达到完善,这才是极善,至极之善。所以,“止于至善”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的人格理想,或者说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生命形态。
止于至善二、“止于至善”的途径和当下意义
要进一步理解“止于至善”的涵义和途径,首先要“知其所止”。止的本义是根基,《说文》曰:“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止,故以止为址”,这里的“止”有两层意思,一是根基之义,
二是达到之义。大学之道的基础和根基就是修养“至善”,离开了“至善”就成了水上的浮萍,没有根抵,也就不可能像深厚感情植于大地的树木那样有根有抵而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家庭的栋梁和国家的栋梁。所以说,“止”对于修养善德具有基础的实际意义,只有做到“知止”,把个体的善根深植信德的泥土之中,才能使善德之树立得起来,并长成至善的参天大树。常言道,积善成德,修善便是修德,德者得也,就是反映具体事物获得的特殊规律和特殊品质,即道德、品德、思德好处等,作为个体人而言,就是对德的认识或有德于已。有德,或得德,自然之德,天道行事而能妥善地待人接物,使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都能处理得合适得当,且都能有所益得。德的另一层内涵是行德。《周礼?地官?师氏》曰:“能德,以为行本”,郑玄注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人在在社会,无论做官、经商、做工、务农还是做学问,都离不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做人问题,二是如何做事问题。做人要在有德,做事要在于行德。做人要在有德,就是要求人持德,守德,增加内在的德性,也就是说,在个体人的心中和身中,修持德性的品格,修养自己个体这个“形而下为之器”的身体,把它改造成能够承载、储存道德能量的物器,厚德而做人,而载物。做事要在于行德,就是要依德行事,按照“教孝”、“忠”、“仁”、“仪”、“礼”、“智”、“诚”、“信”、“宽”、“和”道德规范转化为践履行为,致力
做到“闻善”、“见善”、“行善”,使所行之事不但做到恰如其度,而且可以做到得心应手,这就是“至善”,也就是“至善”的根本。就“至善”一词来说,关键又在于“至”字。朱子曰:“善辽经,至字重”(《 类》),在朱子看来,“至”当训为“极”,至善也就是极好之意。由此可知,“至善”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不能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善”,大学之所以为“大”就因为它所成就的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的“善”,而是在于止于“至善”。虽然“至善”的根据不外乎“明明德”,但“明德”并不就等于是“至善”,现实中更多的人“明德”之发现也多半是“略知明者”,如朱子《举之下》中的齐宣王见牛瀫沭 而生不忍之心为例说,“这便见恻隐处,只是见不完全,及到兴甲兵,危土臣处,便欲快意为之。是见不精确,不能推受牛之心,而受百姓”。“明德”一时一事上之略修明者,如齐宣王所生的恻隐之心那样,其用心无疑也是善的,但不能说是“至善”,即使做到了《大学》中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善;与国人交,止于信”的层面,也不过是当下具备某一角时,必须做出相应角的适当行为,如此才可称为善,但仍然不能说是“至善”,且问,如何才能做到“至善”呢,首先把握好“止”,要立定足跟,像树木一样深深地植根于仁德、忠敬、孝恭、慈爱、诚信等德性沃土之中,这是修身、修德的根本,当这些德性具备之后,不但能发出道德的荣光,而且知道社会人生之路该怎样走,同时也能通过自己人生路上的言行,
起到表率作用,并以自己的德行教化的展示去帮助自己的家人,以至天下其他方方面面的人,给社会、人类做出了“博施广济 ”的“外王”事功和贡献。正如孔子所说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达到完善,这才是极善、至善之善。《大学》勉励人们一直奋斗、修炼,去达到那种“至”,即是至极、顶点、极点,而且明示人们“不至”就“不止”,这里让人们看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完善境界,儒家的这种止于至善的精神高度,可以视为当下社会提供了可贵的精神支撑的标杆。
《大学》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以实质内涵具有的人生图式成熟的理论创造,勉励人们一直奋斗、修炼,去达到那种“至善”, 即是至极、顶点、极点,而且明示 “不至”就“不止”的不断进取心,不断超越,永不停息的精神,这是一种对完善、完美的境界孜孜不倦追求的精神。同时,《大学》还给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个体的人达到完善,还不是最美好的世界,要使他人同样完善,使所有的人达到完善,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正因为如此,自《大学》问世以来不仅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社会状况,而且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知识精英的特定道德人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并造就了独特的中国人生精神,成为传统文化予以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借鉴《大学》的三纲八目的德日设计,剔除其对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附,弘扬“天人合一”为世界观基
础的“独善其身”和“身任天下”相结合的人生价值取向或人生精神,对于当下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对于提升当下社会的道德文明水平,都无不具有重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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