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荣中校训的理解
对荣中校训的理解
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我校经过广泛的讨论，多方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决定恢复“止于至善”的校训，使我校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化。对此校训，就我个人的理解，扼要地作如下说明。
一、学校需要校训之理由
一所具有内在发展品质的高品位大学，必须有明确的办学原则和理念，而这些原则和理念的核心或抽象往往是通过校训来表达的。校训是大学的灵魂，不仅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特，也反映了大学的历史背景。也蕴含了大学的价值观和理想，展现了大学的凝聚能力，展现了师生的精神风貌。我无法想象一所历史悠久、日益壮大的大学没有校训。如果没有校训，大学就会像孤儿一样无家可归，一把破古筝，没有根，一块木头没有根，一个飘萍没有根。
二、校训的一般特点
综观各著名综合性高校的高水准校训，可以发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正是“止于至善”都符合的。一是表达的抽象性，她不是具体的操作规则和行为要求，而是反映基本的价值
要求和理念核心。二是意义的丰富性，蕴含的内涵广泛，包容量大，具有广泛的解释空间。三是用字的简洁性，一般不用陈述的长句子来表达，字数很少在10字之上。四是表达的古典性，这能反映出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和学术传统的薪火承继。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拉丁文表达的，中国大学的校训要体现古典性当然以古汉语表达为典雅，又能达到简洁和意义丰富的要求。五是内容的人文性，以人文精神为导向，融合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但人文精神为本。六是出典的经典性，这些校训多有典出之处，大多出于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先秦和秦汉间典籍。比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周易》，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出自《中庸》，香港大学的校训“明德格物”出自《大学》。
三、为何恢复旧训
“止于至善”是老东南大学的校训，当时的银质圆形校徽就将此训镌于其上。恢复这一老校训至少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历史和生命意识，即校训要反映出东南大学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生命底蕴。重新制定出一个新训，不是不可以，而且这种新校训也可以反映出学校发展的时代性特。不过，如果这一校训是在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校训之外，那么容易造成
和历史断裂的感觉；如果以某一老校训为据而加以补充组成新校训，还不如逐一考察老校训，选择其解释空间最大的一个，老训新释，既可以反映历史感，又体现出时代性。其二，本原意识，即对历史传统和生命底蕴的反映必须坚持本原性追问，有寻根意识，也就是说，要寻求这一校训的最早提出阶段。考我校校训史，可以追问到最早的两江师范时期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这是“诚朴”这种一贯精神的基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就将此8字刻成匾额，并培养成诚实、俭朴、勤学、勤劳的风气，诚朴的精神逐渐形成。1921年东南大学建立后，校长郭秉文也是以诚为训，以德为高，后来，老东南大学的校训又演变为“止于至善”。“止于至善”解释的空间更为宽广，意境也更为高远。所以对本原和根的追问，至此比较合适。其三，个性意识，即避免和同根兄弟院校已用的校训重复。老中央大学时期的校训是诚朴，校长罗家伦在1937年国难深重背景下又加上“雄伟”两个字，构成“诚朴雄伟”校训。台湾中央大学在考虑校训时，认为“雄伟”两字反映了特殊的历史性，在抗战胜利47年后，决定恢复老中央大学时期的“诚朴”校训，南京大学现在恢复“诚朴雄伟”校训，因此，一般来说我校不宜再用此二训。此两校都采纳古训，而中央大学历史上还有一古训是此两校未用的，这就是老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新东南大学承此古训，成为一种必然，从校名到校训兼具历史的纵深感，成就对老东南大学及其发展阶段的整体性继承，且
与同根两校用训又有差别，虽有差别，三者相合，又构成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和空间的差异性。
四、此训本义
此训典出《礼记·大学》，此篇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当时是针对“小学”而言的，“小学”即礼、乐、射、御、书、数，属于“艺”的层面，称六艺，而“大学”是修身之学，使人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之学，属于“道”的层面。道和艺，一为形而上，为体，为性，一为形而下，为用，为相。朱熹称“大学”为“大人之学”(《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也是恰当的，“大人”指道德完善之人。
对“止于至善”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止于至善”本身的意义，第二要结合三纲来理解，第三要结合八目来理解。也就是说，要结合整个《大学》来理解，这才能完整反映此训的原初意义，才能在此意义上开出时代性的新释。
首先要明了“止于至善”4字本身的含义。“止于至善”，孔颖达释为“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礼记正义》)朱熹释“止”为“必止于是而不迁”，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而不再改变，
释“至善”为“事理当然之极”(《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事情的最高原则，即最高的善。王阳明释“至善”为“性”，即本性，人类的本生是纯善无恶的，“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传习录上·语录一》)至善之性是人类的固有本性，所以“止”就是一种对本性的复归，“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同上)历史的解释虽然表达有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要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并保持人类最高的善。
其次应该结合《大学》三纲来理解“止于至善”。“止于止善”境界如何达到？这就涉及到成就完善道德的方法和阶段等问题，《大学》提出了三纲八目。首先是“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两纲是达到止于至善境界的方法，也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明明德”，指个人达到道德的觉悟，前一个“明”是动词，明了、达到之意，“明德”是指人们都具有的至善的道德本性，“明德”之“明”，表示纯净无染的、圆满的，是对善的描述。个人达到道德的觉悟之后，还要推己及人，帮助、教育他人，使其也成为有道德的人，这就叫“亲民”。“亲”有“亲属”、“爱”、“接近”等义，因为爱他人，而想推己及人，这就是“恕”道。所以孔颖达释“亲民”为“亲爱于民”(《礼记正义》)。朱熹释“亲民”为“新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种解释融入了佛教的如来藏思想。王阳明不同意朱熹之释，认为如果说是“新民”，应该是
“自新之民”，不需要人他的教诲而能自觉。而“亲民”则含有“教养”的含义，“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传习录上·语录一》)强调恢复“亲民”的本义。王阳明的解释比较符合《大学》的本义。《礼记》中关于大学之道的另一段话，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明德”和“亲民”的意义，突出教育的作用，认为古代教育，首先是对个人的培养，必须通过九年的时间，达到大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礼记·学记》)“知类”指掌握普遍的规律性、本质、本体，“通达”指知识运用的普遍性，触类旁通，无所障碍，“不反”指不退转，大成境界的稳固性，不会再返回到未受教育或低层教育的境地。这是“明明德”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以仁爱之心教化他人，“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同上)化导民众，使近者悦而远者来。这是讲的“亲民”之道。
经过明明德和亲民两个阶段，就会达到至善的境界。作为校训，从简洁的要求出发，只要强调最高阶段或者结果之“止于至善”即可，作为过程、阶段的“明明德”、“亲民”，其意义已含摄于其中。
第三应该结合八目来理解“止于至善”。八目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济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八目的核心在于修身，而基础在于格物。依朱熹的解释，格、致、诚、正作为修身的方法，属于明明德的内容，而齐、治、平作为修身的功用，是新民(亲民)的内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因此，八目是对三纲之“明德”纲和“亲民”纲的进一步说明，最后要达到的境界仍然是“止于至善”纲。
这里有两条路，内圣之路和外王之路。内圣是至诚至义之路，外王是修齐讲和之路。
这两条路的起点是“格物”，传统的解释，郑玄释曰：“格，来也；物，犹事也。”(《礼记注》)基本的意义是和事物加以接触，认识事物。格物的对象，各家解释不同，但基本上是两方面，一是向内格心，二是向外格事，两者都有一个知识论和人性论上的预设。向外格事，是程朱理学一派的观点，知是人们先天所固有，但要通过格物才能得到。程颐解释说：“格尤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理而已矣。”(《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穷究事物之理，具体的方法，程颐认为要一点一点地积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有脱然贯通处。”(《二程遗书》卷十八)所格之事，包括社会生活、自然界中的一切对象。向内格心是陆王心学的观点，认为人们
先天具有良知，即道德上的至善和认识的本能，王阳明释“格”为“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其正者之谓也。”(《大学问》)正的具体方法，就是道德实践上的为善去恶。
“致知”，是由格物而达到对于知识、智慧认识和掌握，致知必有一个格物的过程，是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东南大学有“致知堂”，典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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