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
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
哲学在传统⽂化中起着主导作⽤。哲学凝聚了中华⽂化的基本精神，是传统⽂化的灵魂。西⽅⽂化中宗教处于核⼼地位，⽽中国⽂化中，宗教的功能基本上由哲学承担。⾃古以来中国⼈对宇宙的看法，对⼈⽣的看法，⽣活的意义，价值信念即安⾝⽴命的根据，都是透过中国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的。要深⼊了解和把握传统⽂化的精髓，则必须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之际。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提出五⾏学说，以⾦、⽊、⽔、⽕、⼟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殷周时期有了原始的“阴阳”观念。《周易》以乾（天）、坤（地）、震（雷）、⾉（⼭）、离（⽕）、坎（⽔）、兑（泽）、巽（风）⼋卦说明⾃然想象和社会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诸⼦蜂起，百家争鸣，哲学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岀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墨⼦、庄⼦、孟⼦、孙⼦、荀⼦、韩⾮⼦等，形成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学派。在3000年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化的不同基因，⾄今仍产⽣着影响。
⽽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最⼤的有四⼤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早期儒家、早期道家、中国佛学、宋明理学。这四⼤传统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智慧都是⼈⽣智慧。中国哲学的智慧是从伟⼤精神⼈格中、从哲学家的实践⾏为中流露或显现出来的。中国哲学家透视现在，⽞想未来，“究天⼈之际，通古今之变”，把
⾼尚的理想拿到现实世界来实现。
⼀、早期儒家
儒家最早代表⼈物有孔⼦、颜⼦、曾⼦、⼦思、孟⼦、荀⼦等。儒学经典被称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乐》失传后，称为“五经”）。早期儒家思想还可以通过《论语》《孟⼦》《⼤学》《中庸》（后两篇为《礼记》中两篇⽂章，以上为“四书”）及《荀⼦》等来了解。
儒学的精神，⾸先是创造性的⽣命精神，是⼈对宇宙的⼀种根源感。《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德⽈⽣，⽣⽣之谓易”。是说天地的根本性质是“⽣⽣不息”。《易传》认为，宇宙是⼀刚健的⽣命体，不停息地变化流⾏，⼈也应该仿效它⽽⾃强不息。⼈有了这种刚健⾃强、⽣⽣不息的主体精神，就能够开拓创新、穷通变易。⼈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宏⼤天性，就是要发扬创造性的⽣命精神，全⾯发挥⼈的禀赋与潜能。所以《论语》说：“⼈能弘道，⾮道弘⼈”。
《礼记》说：“唯天下之⾄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之性。能尽⼈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说，⼀旦⼈能充分地护持住⾃⼰的道德理性，⼈就能全⾯发挥其本性，并且尊重每⼀个⼈及每⼀物体的⽣存，使之“各遂其性”；这样就能回应天地的⽣命精神，提⾼⼈的精神境界，与天地⿍⾜⽽三，理性地并进⽽辅相天地。⼈在宇宙中的地位、⼈的⽣活意义，由此确⽴。
早期儒家的“天道、地道、⼈道”思想，“天、地、⼈”三才的思想，都是讲创造⽣命精神贯注于天上、地下、⼈间；⼈可以与天地相协调、相⿍⽴，完成⾃⼰的⽣命理想；并以平等精神体察宇宙间⼀切存在的价值，完成其⽣命；最终通过“正德、利⽤、厚⽣”，“⽴德、⽴功、⽴⾔”在实际⾏动中实现⼈⽣的价值与意义。
孔⼦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仁”是⼈之所以为⼈的根本，“仁者，⼈也”。其实，“仁”就是⽣命的相互感通，是天、地、⼈、物、我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仁”⼜是主体内在的意识，“为仁由⼰”“我欲仁，斯仁⾄矣”。内在的“仁”具有伟⼤崇⾼的道德价值。
“仁者爱⼈”，它是⼀种博⼤的同情⼼。有仁德的⼈会⽤爱⼼去对待⼈，既⾃爱，⼜爱⼈，既⾃尊，⼜尊⼈。
“仁”⼜是⼀种宽容的精神。孔⼦说：“⼰所不欲，勿施于⼈”。“夫仁者，已欲⽴⽽⽴⼈，⼰欲达⽽达⼈”。儒家的理想，是要把仁爱的精神，由爱⾃⼰的亲⼈推⼴到爱周围的⼈，爱所有的⼈，爱宇宙万物。这就是孟⼦所说的“⽼吾⽼以及⼈之⽼，幼吾幼以及⼈之幼”；“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仁者把⾃⼰和天地万物看成⼀体。
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的推⼴，把⼈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的⼈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合⼀”之境。1993年9⽉在美国芝加哥，出席世界宗教⼤会的⼏千位宗教领袖或代表签署了《全球伦理宣⾔》，
其中⼀条基本原则就是“⼰所不欲，勿施于⼈”在⽂明社会⽭盾与冲突相当普遍的当今世界，以“⼰所不欲，勿施于⼈”的宽容诚恕之道，彼此尊重，加强沟通，理解与对话，是调节⼈与⼈、国家与国家、族与族、宗教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良⽅，也是克服⼈与⾃然对⽴所造成的⽣态危机的思路。
儒家精神是⼀种“极⾼明⽽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伟⼤寓于平凡的精神。儒家认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道德⼈格。只要挺⽴了道德⼈格，以良知作主宰，就能超越世间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做好⽇常的事业。
中国精神包括哪些精神⼆、早期道家
早期道家的代表⼈物是⽼⼦和庄⼦。《⽼⼦》⽂约义丰，《庄⼦》诙诡谲奇。《⽼》《庄》不独表达了特殊的⼈⽣智慧，⽽且代表了特殊的中国艺术精神，以诗与寓⾔，以多义的⽐兴、隐喻来表达形⽽上学的意涵，堪称世界⽂化奇葩。《⽼》《庄》诗意盎然，哲理宏博，汪洋恣肆，⽣机勃勃，暗⽰性⽆边⽆涯，涵盖⾯⽆穷⽆尽。
《⽼⼦》第⼀章⽈：“道可道，⾮常道；名可名，⾮常名。⽆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之⽞。⽞之⼜⽞，众妙之门。”道是⼀个终极实在的概念。它是整体性的，在本质上既不可界定也不可⾔说。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也不能将其特性有限地表达出来。它是不受局限的、⽆终⽌的⼀切事物的源泉与原始浑然的总体。“道”⼜不是⼀静
⽌不变的实体，⽽是⼀流转与变迁的过程。道是整体与过程的统⼀。
在⼈⽣论上，⽼⼦强调“不盈、不争”、“致虚极，守静笃”（“虚极静笃”是⼀种得道的境界，虚静容易到达，但“虚极静笃”却很难达到，需要长期的修炼。达到”虚极静笃“的境界就会有⼤智慧出现，其实就是进⼊了潜意识状态即具潜能。）。这⼀原则⽼⼦称为“⽆为⽽⽆不为”，即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以事物的⾃然性，顺其⾃然地去做。
⽼⼦主张“为学⽇益，为道⽇损”。就是说，学习知识要积累，要⽤加法⼀步⼀步肯定；⽽把握和体悟道，则要⽤减法，⼀步⼀步否定。道家认为真正的哲学智慧，必须从否定⼊⼿，⼀层层除去表⾯的偏见、执著、错误，穿透到⽞奥的深层去。
其实道家与儒家殊途同归最终都强调个⼈与⽆限的宇宙契合⽆间——“天地与我并⽣，万物与我为⼀”。与儒家努⼒尽社会⼈伦义务和社会责任，积极⼊世、遵守社会规范的主张不同，道家通过否定的⽅法，否定知识、名教，否定⼀切外在形式的束缚，以化解⼈⽣之忧。道家追求的⾃由是精神的超脱解放，不是指放纵形骸的情欲。所以庄⼦要求化解物形，才能作逍遥⽆待之游，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庄学讨论了⼈的⽣存处境。此⾝有限，吾⽣有涯。以有形有限之⽣投⼊宇宙⼤化，⾯对⽆限的时空、知识、意义、价值。⼈世不同欲望之追逐竞争中，⼈⼼承受了巨⼤压⼒和痛苦，⼈们往往不知道⾃⼰
⾝在何处。如何化解这些痛苦、困惑？
庄⼦的⼈⽣哲学提⽰⼈们，由现实到理想，由有限到⽆限，致⼴⼤，尽精微，遍历层层⽣命境界求精神之超脱解放。庄学将⼈提升为太空⼈，超越有待，不为俗累，宛若⼤鹏神鸟，遗世独⽴，飘然远⾏，背云⽓，负苍穹，翱翔太虚。《庄⼦·逍遥游》强调得其⾃在，歌颂⽣命⾃我的超拔飞越；《庄⼦·齐物论》强调蕲于平等，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反对唯我独尊，主张宽容。承认⾃⼰的⽣存、利益、价值、个性⾃由、⼈格尊严必须以承认别⼈为先导。这是⼀种平等的价值观，每⼀个⽣命可以从紧张、偏执中超脱出来，去寻求⾃我超拔的途径。
三、中国佛教哲学
印度佛教⾃西汉传⼊后，经过⼏百年的消化，创⽴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它渗透了中国哲⼈的智慧，特别是道家、儒家和魏晋⽞学的哲理。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佛教启迪⼈们空掉⼀切外在追逐、攀援、偏执，破开⾃⼰的囚笼，直悟⽣命的本性、本真。佛教的反本归极、明⼼见性、⾃识本⼼、见性成佛之论及⼀整套修⾏⽅法，是要⼈们寻⼼灵的家园，启发⼀种内在的⾃觉，培养⼀种伟⼤的⼈格。与儒家成圣、成贤，道家成⾄⼈、成真⼈⼀样，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也是⼀种道德⼈格的蕲向。⽽佛家的诸佛平等境界和众⽣⼀起拯救世界的热忱，同样是⼀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佛教让⼈们反观⾃⼰⼼灵的⽆明，对治⼀切贪、瞋（嗔）、痴、慢、疑、恶见，拓阔⾃⼰的⼼灵，从种种狭隘的偏见中超脱出来，使⾃⼰⽇进于⾼明之境，⽽不为⽆明所缚。
禅宗教⼈“了⽣死”，⽣死能了则⼀切外在的执着都可以放下，⼈们不再为⾃⼰的有限性⽽惶惑；他的紧张不安可以消解，他的创造性反⽽可以爆发出来；这样有限的⽣命便进⼊到⽆限的境界。中国宗教哲学，削减了宗教的意识，更加世俗化。其“担⽔运柴，⽆⾮妙道”、“⼀阐提皆得成佛”等论旨，都受到了儒、道思想的影响。
从思辩讲，中国佛学确有⼀套⾃⼰独特的运思模型。天台宗的智慧是圆融的智慧。天台圆教取层层圆⽽⽆偏、遍⽆遗漏的辩证综合的⽅式。其“三谛圆融”说，把⼀⼼同时观照表象世界之空⽆、假有、⾮空⾮有等各⽅⾯，互不妨碍、彼此圆融地统⼀起来。
华严宗提倡开放的⼼灵，其所主张的“理⽆碍、事⽆碍、事事⽆碍”和“⼀即⼀切，⼀切即⼀”的主张，把本体与现象、现象
华严宗提倡开放的⼼灵，其所主张的“理⽆碍、事⽆碍、事事⽆碍”和“⼀即⼀切，⼀切即⼀”的主张，把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都看着是互为依持、互为因果、相即相⼊、圆融⽆碍的。它把世界看着是⽆限丰富的世界，看着是融摄了不同层次的相对价值系统的⼀个更⾼价值系统。在⼀⽆限和谐的实在中，主体和客体也是互为依籍、互为关联的。
禅宗主张不⽴⽂字，当下⾃识本⼼，强调⾃性是佛，平常即道。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中才有涅槃（⾃由），在涅槃中才有实际的⼈⽣。禅宗以创造性的⽣活和⾃我觉悟的⽇常途经，来揭⽰⼈⽣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极⼤地张扬了⼈的主体意识，肯定每⼀个⼈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格。它⽤烘云托⽉的⽅法，不说不可⾔说的东西是什么，⽽之说它不是什么。禅宗甚⾄不⽤语⾔，⽽以各种⾝体动作，或以“棒喝”之类的⽅法，开悟⼼灵，启发⼈⼤彻⼤悟。
四、宋明理学（或称道学）
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融摄佛、道的智慧，建⽴了以理⽓论、⼼性论为中⼼的道德形⽽上学体系。它把汉唐以来注
疏“五经”的传统变为讲求“四书”的义理，讨论⾝⼼性命修养问题，并以民间⾃由讲学之书院为依托，把传统精英⽂化进⼀步世俗化了。理学是整个东亚⽂明的体现，它不仅在元、明、清三朝成为中国官⽅意识形态，⽽且在14―20世纪对东亚各民族产⽣了⼴泛⽽深刻的影响。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成者，他集中讨论了理⽓关系与⼼性关系。他认为宇宙间事物的法则、规律在逻辑上要先于个别的事物。如果把“理”设定为⼈之所以为⼈的道理，即作为“类”的⼈的本质规定，那么它在逻辑上要先于或⾼于实际的⼈，即具体、个别的⼈。这就强调了道德理性对⼈躯体情感欲望的制约。⼼是性、情的统⼀。
性是⼈的本质规定，是情的根据或根源，情则是性的表现。“⼼统性情”即⼼兼含有性（内在道德理性）和情（感情欲念），⼜指“⼼主宰性情”。这⾥⼜强调了意识主体和理性对于情感的主导、控制。所以他主张以“居敬、穷理”的⽅法涵养⼼性。居敬就是专⼼致志，穷理就是深⼊研究。他还阐发了“格物致知（推究事物原理⽽获知识）”的⽅法，其中包含有科学求知的精神。
王阳明是宋明理学中⼼学的集⼤成者。“知⾏合⼀”说与“致良知”教，是他颇有特⾊的学说。他肯定知⾏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包含和动态统⼀，甚⾄把“⼀念发动处”的意念、动机都看作是⾏之开始。
“致良知”即扩充良知（良知为孟⼦所讲，是内在道德判断与评价作⽤），⼀⽅⾯除去⼼中的⾃私念头和不正当欲望，保持善良的⼼地；另⼀⽅⾯在现实⽣活中接受磨练，切实践⾏，把⼼中的善意具体地表现出来，不能只⼝头说说。良知不仅表现为“知是知⾮、知善知恶”的先验原则，同时⼜表现为“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道德⾃觉与实践。“致良知”也就是⼀套修养德性的功夫。王阳明教⼈要⾝体⼒⾏，在实践中追求⾃⼰的⼈⽣理想。
如果说朱熹强调道德的理念、规范与知识的话，王阳明则强调道德的情感、直觉与体验。这就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学的不同。在⽅法论上，前者主张“问道学”，后者主张“尊德性”。
宋明理学将道德提⾼为本体，重建了⼈的哲学。理学家的最⾼理想是“孔颜乐处”即“天⼈合⼀”的精神境界。理学的根本精神可以⽤张载的不朽格⾔为代表：“为天地⽴⼼，为⽣民⽴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
宋明理学对培养⽓节操守，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我节制、发奋⽴志等建⽴主体意志结构⽅⾯起了重要作⽤，把道德⾃律、⼈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优于⾃然等⽅⾯，提到本体论的⾼度，空前地树⽴了⼈的道德主体性的庄严伟⼤。
另⼀⽅⾯，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官⽅意识形态，其被统治阶级所利⽤部分，维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秩序，以⼀整套规范压制和扼杀了⼈的本性，造成了伦理异化，给中国社会和⼈民曾带来灾难。
素道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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