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王维
王维他出身官僚家庭，父亲去世较早，母亲长年吃斋念佛，对王维的思想影响很深，他的字就是取自《维摩诘经》。早熟的王维21岁就中进士，任命为大乐丞。一度被贬官，幸而得到宰相张九龄的帮助，重新回到长安做京官。后来张九龄也遭贬官，他奉旨出使边塞。40岁以后，他回长安任官职，但已看透官场浮沉，过着半做官半退隐的生活。安史之乱时他被乱军所俘，被迫接受官职。乱事平定后，他被判有罪，遭降职。后来得到宽恕，升任尚书右丞。著有《王右丞集》。
王维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五言律诗与绝句成就最大。他的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充满抱负与理想，关注时局发展，思想较积极，作品具有现实意义。后期经历战乱，对政治丧失了热情，徘徊在做官与退隐之间，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写下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有浓郁的禅味，后人称他为“诗佛”。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他精通音乐、佛理，又是画家，除了以禅理入诗，他的诗描景状物精细传神，有时还带入声响、彩、动态、静态交织组合而成的画面，难怪宋代苏东坡要赞誉他的诗“诗中有画”。
孟浩然（689－740）山水田园诗的风格特点是自然平淡，有一种单纯明净之美。其一，他的
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如《过故人庄》，写普普通通的作客，普普通通的农家，不过是一片场圃，遍地桑麻，却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和平宁静的天地，表现诗人对友情和自然的赞美，“语淡而味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出现在他诗中的景物描写，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饰的特点,如《春晓》，诗语自然纯净，比王维的诗更显淳朴，更接近陶渊明诗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境界。其二，与王维的山居歌咏，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不同的是，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例《宿建德江》、《耶溪泛舟》），则给人以洗削凡尽之感，情思的净化，语言的清淡和诗境的明秀融为一体，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有一种单纯明净之美。
2. 李白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于安西碎叶（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五岁时跟随父亲迁居四川。李白父亲从商，家境富裕，他年少时学剑术，25岁带剑离家远游，到处寻访名山胜水，也广交朋友，为了接济好友，花尽身上的钱财。42岁，唐玄宗下诏李白入京，但只是要他为宫廷写作诗文，不让他过问朝廷政事。他无法施展政治抱负，又因为本性刚
直，得罪权贵，便上书辞官，此后继续漫游。安史之乱爆发，他参加永王李幕府，朝廷指李谋反，李白也受牵连而得死罪。后来得到郭子仪营救，在流放途中遇赦。过后他虽一直过着困苦漂泊的日子，但依然充满壮志，还想参加李光弼的军队，为国效力，可惜因病无法实现理想，最后在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家中病逝。
李白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从小博览书，接受儒家“兼善天下”的观念，希望建功立业，但又喜欢道家的主张，追求绝对自由，同时还受游侠思想的影响，乐于救危扶弱。这三种思想交织在一起，促使他的诗歌呈现非常丰富的内容。在他的诗歌作品里，有表现自己抱着远大的理想却怀才不遇的愤慨，如《梁甫吟》；有关心民间疾苦的，如《丁都护歌》；有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如《战城南》；有赞颂祖国壮丽山河的，如《蜀道难》；有歌颂纯真友情的，如《赠汪伦》。不管是什么题材，李白都在诗中注入他鲜明的个性，都有一定的感染力。
李白的诗歌感情热烈奔放，个性鲜明突出。他自小爱行侠仗义，长大后本想有一番作为，但他放任不受拘束的个性使他容易与权贵发生冲突。《将进酒》最能代表他这种豪迈奔放的特。另一个特是想像奇特丰富，夸张大胆新颖。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秋浦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不论写景或抒情，李白都将现实变形夸张，手法大胆又新颖。在意象创造上，李白的诗是雄奇奔放的，但在语言运用上，却是自然流畅的，他即使用典故，也通过常用句法表达出来。像《蜀道难》是“奇之又奇”的奇篇，但语言却不奇。如“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就像平常的日用语；又如“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都是没有刻意雕琢，质朴清新的文字。
3. 杜甫
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他出身世代做官的家庭，祖父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他说自己十多岁就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青少年时代他开始漫游的生活，23岁参加进士考试，但没考上。过后又开始第二次漫游，途中认识了李白、高适等大诗人，结下深厚的友谊。35岁时再到长安应试，又不成功，此后他在长安过了十年潦倒的生活，穷得连儿子也饿死了。他想方设法求人引荐以求取官职，都无法达成愿望。安史之乱爆发，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他安顿家眷后，本想去灵武为朝廷效力，途中却遭叛军所俘。后来逃回灵
武，却因上书营救被罢免宰相的房而遭贬官，他便决定弃官携带家眷到四川建草堂定居。由于生活贫困，不得不投靠四川节度使严武，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世称他为杜工部。严武去世，他离开成都，一直居无定所，不幸因贫病交迫，死于旅途的船上。著有《杜工部集》。江州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杜甫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一生抱着忠君爱国，为国效命的理念，时时刻刻都忧国忧民。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动乱年代，加上求取功名的道路坎坷不平，使他深深体会到民间的疾苦。他的诗在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之余，往往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他的诗作，就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前后的生活现状与历史面貌。安史之乱前，他写的《兵车行》和《丽人行》已让人感受到政治的腐败和潜伏的危机；安史之乱后写的《三吏》、《三别》、《北征》，体现战火四起，民生困苦的惨痛现实。晚年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除了呈现自己的贫苦生活外，也贯串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杜甫一生的壮志始终无法实现，造成他的诗具有沉郁、悲凉的风格。他以时事入诗，把个人的苦难遭遇与国家的命运交融在一起。《登高》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便很传神地体现出深秋里潦倒一生的诗人所处的困境。
在诗歌的语言上，杜甫说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极讲究语言的创新与完美。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足以概括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佳句经过诗人在语言上千锤百炼，才产生出人意料、妙不可言的效果。杜甫说自己的诗“沉郁顿挫”，“沉郁”是指创作风格深沉忧郁，“顿挫”是指声调、词句的停顿转折。所以，表现在他作品里的就是内容博大深厚，语言刚劲有力、音韵高低起伏、手法曲折多变。杜甫有“诗圣”的美誉，这是因为他精于各种诗体，无论乐府歌行、五古、七古，或是律诗、绝句，他都能得心应手，尤其是律诗，他写得既多又好。正因为他的诗博采各家各派的优点，是唐诗的集大成者，才使他成为历代诗人学习的最高典范。
4. 白居易
白居易，字乐天，下（现在陕西渭南）人。少年时因地方军阀作乱，曾随家人到南方避难，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从小刻苦学习，据说十七、八岁时到过长安，以诗文拜见名诗人顾况。顾况初次看到他的名字，笑着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读到他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时连忙改口：“有才如此，居易不难
”。他29岁考中进士后，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当过小官，目睹官场的许多恶习。37岁任左拾遗（谏官），曾多次上书要求改革朝政，有时甚至当面顶撞皇帝。凡是难以直言进谏的，他就通过诗歌猛烈抨击弊政。在这三年里，他写下《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为此遭到朝中权贵的痛恨。任期满后，他改任赞善大夫（太子谏官）。不久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死，他上书请求查办凶手，朝廷借口他越权做事，将他贬为江州司马。后来他奉诏回京城，却因朝中党争激烈，他多次上书多不获采纳，所以要求离京外任。曾出任杭州、苏州刺史，为两个地方做出不少贡献。后来回京城担任官职，除了政务之外，他过着吟诗、赏花、参禅拜佛的生活，直至75岁在洛阳去世。
白居易生前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在这四类诗中，最有思想价值的是讽喻诗。白居易写作讽喻诗的目的是通过某些典型事件来揭露社会问题，使政府明白民间疾苦，从而改善社会弊端。如《新丰折臂翁》描写一个老人为了躲避兵役，在深夜“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惨痛故事，反映了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之深。这些作品主题明确，形象鲜明，含义深刻，都极符合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并起着“补察时政”的作用。白居易的感伤诗有两首名作：《长恨歌》与《琵琶行》。《长恨歌》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琵琶行》把卖艺歌女的不幸与诗人被贬后的
遭遇连在一起，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哀怨心声。
白居易诗歌的艺术特主要表现在叙事诗中。他写诗不脱谏官本，希望下情可以上达，具有明确政治功利的目的，所以在语言上采用朴实浅白的口语，让妇女小孩都看得懂。不过，个别篇章因为题材、主题的表现需要，也出现华丽的文字，像《长恨歌》里唐玄宗苦恋杨贵妃的叙述，《琵琶行》中用文字描绘琵琶乐声美妙的段落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白居易笔下，上自皇帝贵妃，下至小贩、老兵、歌女，每个人物都形象鲜明，栩栩如生。更难得的是诗人把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人物事件的剪裁，体现诗人的褒贬爱憎，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韩、盂诗派的诗歌主张
①“不平则鸣”，出自韩愈《送盂东野序》。其要点：ａ、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b、特别重视诗歌的抒情功能。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渲泻，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渲泻，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特质。
②“笔补造化”，指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李贺“笔补造化天无功”，
盂郊“天地入胸臆……物象由我裁”，韩愈提出造端命意、遣词造句要力避流俗，觑寻“天巧”，还屡屡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等都体现这种诗歌主张。韩诗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③崇尚雄奇怪异之美。韩孟诗派的成员大都有此审美取向。如孟郊、卢仝、刘叉、李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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