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盗窃罪演变之轨迹
古代盗窃罪演变之轨迹
[摘要]盗窃是最为古老的罪名之一。文章结合历代政府管理盗窃罪的演变轨迹，说明了历代政府社会治安秩序管理中均重视盗窃行为，都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并不断强化盗窃行为的认定与处罚标准，以期维护社会与历朝政府的统治利益。
[关键词]古代盗窃罪；盗窃行为；惩罚
小偷一词属于现在人们习惯称谓，书面称谓盗窃、偷窃，泛指以隐性的、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违法责任者统称。小偷在古代被称为“盗”，是一种古老的罪名。
古代刑罚
一、秦汉时期
对盗窃行为的打击，也是秦汉时期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项内容。秦朝法律规定保证专职的治安官吏从事禁止盗贼的职务活动，禁止上级机关和其他官吏强令他们承担迎送等有关非职务活动。如云梦秦简的《捕盗律》规定：“求盗勿令送逆为它，令送逆为它事者，赀二甲。”据云梦秦简内容，从盗窃的物品来看，有盗窃牛、羊、马、桑叶、衣服以及钱等；从对盗窃的处罚看，有很多不同的规定。两汉时期对盗窃行为的打击也有一定的规定。如《盐铁
论·刑德》：“秦律盗马者死，盗牛者加一等。”目的是“重本而绝轻疾之资”。“重本”即保证农业生产，“绝轻资”即防止民间有疾快的马匹。这是秦律。汉承秦制，当也有有关的打击措施。汉朝初期，汉高祖刘邦曾经与军队约法三章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而后汉承秦制，严格制定汉律，严惩盗马、盗牛等破坏农业生产资料行为的犯罪。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时期，晋律规定，凡是参与盗窃者，实行连坐制度，实施犯罪者及其家人均受到严厉惩罚，不得姑息。十六国时期，政府号召人们勇于揭发盗窃行为，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捕杀盗贼活动。毋庸置疑，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曾着手从礼义教化等道德层次，劝人们遵纪守法，降低盗窃行为的发生率。对于惩治盗窃犯方面，南朝时期还采用即礼教与法律相结合的方法，促盗窃犯醒悟。实际上，多数情况下统治者对惩治盗贼是很严厉的。例如南齐时城局参军王迥素“盗绢二匹”，被“于军门斩之”。北魏初期，盗律规定：赃3匹皆处死。孝文帝时期，盗律规定：贪赃1匹以上皆处死。对于“行剽劫”的团伙犯罪首谋，实行满门抄斩，后改轻刑罚，也处枭首。对于盗牛盗马，也要处斩。如广陵王元欣的外甥孟氏因盗牛被“笞杀之”。此外，通过督责地方各级官员来加强治安管理，也是止息盗贼的一项内容。如
曹魏时贾逵为豫州刺史，有感于“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到官数月，“考竞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西晋时任恺为河南尹，“坐贼发不获，免官”。魏晋时主要通过考核地方官员的政绩来督责地方的治安，“皆以户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
三、隋唐时期
据唐律的《贼盗律》“诸强盗”条下注云：“[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窃盗则以秘密方式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唐律疏议》云：“窃盗人财，谓潜形隐面而取。”对强盗行为的处治主要依据取财多少及伤人程度来决定：《贼盗律》规定：“诸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其持杖（兵器等）者，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对于窃盗行为，《贼盗律》规定：“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唐律疏议》日：“其有于一家频盗，及一时而盗数家者，并累而倍论。倍，谓二尺为一尺。”即是说对于经常偷窃一家或同时偷窃数家的惯犯，要加重给以处分。另外，对盗窃亲属财物、己家财物、官私马牛以及监守自盗、殴人而窃盗等行为，唐律均作出了具体的处罚规定。唐后期，盗窃现象更加突
出。唐政府不得不利用严刑峻法来打击盗窃现象，如唐会昌元年（841年），都省上奏说：“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踣，或至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多以收禁为名，法自专行，人皆异政。……自今已后，天下州府窃盗贼，计赃几贯，须处极法，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与京兆尹同议奏闻，仍编人格令。……人不应窃盗，贼赃至绢三匹，即处极法。”唐武宗时，“自今以后，窃盗计赃至钱一贯以上，处极法”。唐宣宗时，“每有盗贼，赃满绢三匹以上决杀”。可见对盗窃的制裁是比较严厉的。
四、宋朝时期
宋代政府关于盗窃行为一些规定，主要体现在《宋刑统》，即是宋代的“刑律统类”，从公元936年修成颁布之后，终宋之世行而末变，是一代系统的、权威的成文法。《宋刑统》的“贼盗律”条中“盗大祀神御物”：“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疏议》日：“贼人奸诈，千端万绪，滥窃穿窬，触途诡谲，或有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因即盗取其财，计所烧之物减价，并于所盗之物，计赃以强盗论，十匹绞。”
五、元朝时期
元政府对盗窃行为控制较为严格，建立与完善了自上而下治安体系。元代京师警卫治安任务，继承辽金体制。由警巡院等机构负责，是专司治安的机构。同时，元政府又设有“大都路兵马都指挥使司”，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五城兵马司，掌管京城盗贼的缉捕之事。南兵马司在城南，北兵马司在城北。两兵马司中又各有一个司狱司，掌管囚系狱具之事。另外，又在大都有3个巡捡司，分管京师城关的巡捕盗贼的事宜，分别名为南关厢巡检司、东关厢巡检司、西北关厢巡检司。元代各县均设巡检1员，以巡察治安。各县由县尉主捕盗，州府由判官主治安。元代在乡村普遍推行“村社”的建制，大致以自然村为基础，50家为一社，选年高有德富于农桑经验者一人为社长，社内建义仓与学校。这一编组严密的地方基层组织，以“劝课农桑”为基本任务，同时也利于打击盗窃行为。对于盗窃行为的处罚，盗窃未遂，竹板或荆条抽打四十七至五十七下；盗窃赃款在十贯以下的，抽打六十七下。达到一百贯时，判处徒刑一年，并且每增加一百贯，多服刑一年，但最多不超过三年。
六、明朝时期
对于盗窃行为，明律也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如明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而唐律同条规定：不得财者徒二年；得财十
匹以上，伤人的处绞；杀人的处斩。明律尤其是对于盗窃大祀神御物如祭器、帷帐、供品等，都视为对皇帝祖先的大不敬行为，是对皇帝的蔑视，一律处斩，而唐律对此罪的处罚最重的也只判流刑。同时，为严惩“贼盗”犯罪，明律增设了“夜无故人人家”、“盗内府财物”、“白昼抢夺”、“盗田野谷麦”和“盗贼窝主”等条目，规定对此类犯罪处以重刑，并规定对窃盗、白昼抢夺、监临官监守自盗等犯罪还附加刺字刑。如“窃盗”条规定：“凡窃盗，已行（人于主家）而为事主觉获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者，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首从）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三犯者绞。”可见，对于有些窃盗在臂上刺字，不仅对本人以示警告，对其他的人也是一种警戒。
七、清朝时期
清统治者对盗窃的打击与处治趋于规范化，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文。《大清律例》规定：“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不论分赃、不分赃]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监候，以曾刺字为坐。掏摸者罪同。”律文规定了窃盗赃数及相应的处罚，从银一两到一百二十两，分别处以杖六十和绞监候的刑罚，共有十四等。《大清律例》还对盗窃
行为作了分类。如“亲属相盗”条文规定：“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若行强盗，尊长犯卑幼，亦各依上减罪；卑幼犯尊长，以凡人论。……其同居奴仆雇工人，盗家长财物，及白相盗者，[首]减凡盗罪一等，免刺。为从，又减一等。”律文对不同亲属关系的盗取行为分别作了不同的处罚。例如“盗印信”条规定：“凡盗各衙门印信者，不分首从皆斩监候。盗关防印记者，皆杖一百，刺字。”“雍正、乾隆年间又对律文作了补充。“盗军器”、“盗大祀神御物”、“盗印信”、“盗内府财物”等盗窃行为，由于其触犯了封建统治者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因此统治者不仅对其作出了专门细致的规定，而且在处罚上也比一般盗窃行为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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