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朝代的民族史观(最新修正版)
中国各朝代的民族史观（最新修正版）
中国各朝民族史观（最新）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政治上由分裂⾛向空前统⼀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分活跃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五胡⼗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家”、空前统⼀的政治格局，都与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从魏晋时期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起着愈来愈重⼤的历史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们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魏晋时期华夷之辨的声浪⽇⾼，唐代“中华与夷狄同”的开阔认识，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都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这些变化近年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民族史、断代史研究领域都有各种成果问世。在史学史领域，由于民族史学研究起步较晚，这⽅⾯探讨尚有待进⼀步展开。⽽从史学史⾓度着眼，剖析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历程，揭⽰其内容与特征，分析其历史地位，⽆疑属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从以下⼏个⽅⾯对此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
⼀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指⼈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
的组成部分之⼀。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在⼈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然也就发⽣、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对“夷狄”这⼀概念的运⽤，包含两个⽅⾯的内
容：“⾔忠信，⾏笃敬，虽蛮貊之邦⾏矣。⾔不忠信，⾏不笃敬，虽州⾥⾏乎哉！”⑴这⾥的“蛮貊”，“州⾥”并举，显系⼀种地理名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对“夷狄”的态度，⾮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产⼒⽔平的不断拉⼤，民族⽭盾的进⼀步发展，⼈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师有⼀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民族之间相互对⽴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不仅存在于南北两⼤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在统⼀问题上。⼤⼀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受这⼀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天下”为最⾼政治⽬标。为实现这⼀⽬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其他割据势⼒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彩，故⽽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的看法交织在⼀起，这⼀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思想领域的对⽴，⼀⽅⾯是民族⽃争程度的折射，另⼀⽅⾯则揭⽰出这样⼀个事实：在儒家⽂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个中⼼，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第⼆，在上。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及⾃⾝实⼒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政权在处理时有时会采取羁縻甚⾄“永敦邻好”的政策，以求得内部政治局⾯的稳定。但总的说来，统⼀性质的战争从未停⽌过。⽆论是苻坚的执意南征，还是东晋南朝的多次北伐，都明确地体现了这⼀点。
这样，统治阶级的民族观⾃然以相互的隔阂、敌对⼼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但与此同时，各民族统治者为加速⾃⾝发展⽽采取的内迁、等措施，则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民族⼼理，并为新的统⼀局⾯下出现“天下⼀家”的观念铺就了基⽯。
隋唐皇朝与秦汉皇朝⼀样，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的政治局⾯，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明得多。唐⾼祖曾⾃信地说：“胡、越⼀家，⾃古未之有也”⑸，太宗更提出“⾃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⑹的观点，并因此⽽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曾达到朝⼠的⼀半左右⑺；⼴泛的和亲政策，成为唐朝政治⽣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外政策的开通，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性的都市……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古代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融洽局⾯。这是在政治统⼀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的现状提出与制定适时的认识及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旧唐书·⾼祖本纪》曾记载了唐⾼祖李渊关于民族问题的⼀段见解：“⾼祖尝谓侍⾂⽈：‘名实之间，理须相副。
中国朝代表⾼丽称⾂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宇，务共安⼈，何必令其称⾂，以⾃尊⼤。即为语述朕此怀也。’”后在裴矩、温彦博的劝说之下，“⾼祖乃⽌”。《旧唐书·突厥传》亦载：唐⾼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求援于突厥⾸领始毕可汗，因此在⽴国后给了他很⾼的地位,⽽
始毕在这种情况下，“⾃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长安，颇多横恣”，与唐朝廷的⽭盾不断激化。贞观四年（630），唐师⽣擒突厥颉利可汗，太宗针对这⼀事件，发表⾃⼰的见解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但⾃渭⽔会⾯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
责⽿”，并“诏还其家⼝，馆于太仆，廪⾷之”。两条史料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之所以有较之前代开阔许多的认识，是有思想观念上的根源的，即他们均吸取了隋代贪私欲、求虚名的政治教训，代之以相对平等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以求得“务共安⼈”的积极效果。应当说，这种观念的产⽣与相应的的推⾏，与唐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形势的政治⽬的不⽆关联，但这⼀可贵倾向对有唐⼀代及后世的发展，均产⽣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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