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天津文化遗产保护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天津文化遗产保护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天津文化遗产保护
一带一路战略,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是中国西部五省区以及中亚五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东南、西南诸省与东盟十国。而两大核心区域的两端,一头连着繁荣的东亚经济圈,另一端系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因此,作为东北亚经济圈重要城市的天津,其未来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定位,便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密切相关。
本文不谈经济,主要论文化,而且主要论天津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及其在天津未来文化定位中应有的地位。
2015年6、7月间,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新闻热点。虽然作为日本殖民历史的一部分,其申遗曾引发韩国的反对,但纯粹从东亚最早的工业革命遗产看,明治工业革命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申遗的成功,也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天津,作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重要城市,也有大量的近代化文化遗产,那些文化遗产不只是天津的近代化记录,而且是中国迈向近代化历程中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实证。而多年来,我们并未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并轻易
地破坏了其中大量不仅承载这个城市的近代文明、而且也成为近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文化遗迹。这是天津在新时期的文化定位、文化抉择中,格外值得关注的方面。
在此有必要分析天津的文化定位。
历来谈论天津的文化特征,总是众说纷纭,人们多从某一角度定义天津文化特征,有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移民文化、城厢文化、租界文化等多种概括。这些特征反映了天津的某一侧面,却不能从整体上突出天津最具特的文化面貌,也就是说,并未抓住天津在历史上、在全国所独有的重要影响力,这对于天津未来的文化定位和文化发展的抉择,都是一种带方向性的误导。
总结天津的特文化,一是要准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哪个方面最具影响力；二是要确定哪个方面是这个城市与别的城市所具有的最大区别。
论交通枢纽、商贾云集、五方杂处,固然是天津建城六百年来的显著特征,然而,由此确立的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移民文化、城厢文化等,在全国其他地方也较普遍地存在,因为从枢纽、商贾、移民来说,不少城市同样具备这样的特征。天津城市文化的定位,在这样的概括下,是不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的。
有一段较流行的概括中国历史与城市特的说法,即周汉唐看西安,元明清看北京,近代史看天津。虽然人们也可称晚清民国看上海,但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突出地位,仍有着许多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特征,即使与上海相比,九国租界之多,直隶总督衙门之重,官办洋务企业之大,与京城关联之密,均为天津的独特之处。何况近代史上这里还发生了许多具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天津的城市文化定位,侧重点应当看它在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
而单纯以租界文化来概括天津文化特征,也不免流于片面。租界文化更强调的是列强在天津开辟的租界内形成的文化,它固然是天津近代历史中的重要内容,却远非西学东渐的全部。只有全面考察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意义,才能把握天津在近代化城市发展中的内涵。
天津城市的近代化过程,实际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缩影,因而它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近代化的标志,主要涵盖近代城市管理与市政建设、近代化工业与商业、近代化信息与交通、近代金融业、近代化教育与卫生等近代城市化发展的诸方面。这些方面既属于经济的、社会的范畴,也属于文化的范畴。天津在中国的独特文化地位,就在于它在近代化历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强烈近代意义的文化特征。天津的近代化文化,应当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
天津的近代化历程,是伴随着中华民族被西方殖民主义炮舰政策打压下的屈辱历史而产生和发展的。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列强,对于尚处于封闭保守的封建社会的中国采取了武力侵略的方式,用坚船利炮实现了其进入中国,进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过程。而历史的悖论也由此产生：走向近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走入这个潮流的历程,往往又是通过列强对弱国的暴力、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条件来实现的。在弱肉强食的19世纪,这却成为近代文明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个国家一旦卷入这样的文明进程中,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原有的历史构架、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
中国为适应近代化在改变,而天津,是这一历史改变中的前沿城市。由此,也使天津有了许多其他城市未必有、或有而未必如此之多的近代化遗产。
一是工业遗产。天津的近代工业,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清末新政时期、北洋与国民政府时期、沦陷时期。从最初的天津机器局、开平矿务局,到北洋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再到民国初至抗战前出现的一大批著名企业如东亚毛纺厂、久大化工厂等,以及沦陷时期出现的中山钢业所、新港船厂等等,展示了一幅近代工业兴起与发展的长长图卷。据统计,到1947年,天津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有1211家,工厂数量、工厂规模、职工人数仅次于上
海,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而且,天津的工业门类齐全,工业技术和工业品牌创造了不少全国第一；不少知名企業是民族资本而非外资企业。因此天津的工业遗产,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一旦这类遗产被损毁,实际意味的是中国近代化历史的物证的丧失。
二是金融遗产。天津是近代北方的金融中心,在其鼎盛时期,各类银行、银号多达三百家,存款总额曾占全国的20%。无论是金融机构的数量,还是经营规模与资金实力,以及业务辐射的广泛性,都居全国前列。不仅一些著名外国银行把在中国的总部设在这里,而且还有不少中国的官办银行和民营银行以这里为大本营。当时最著名的银行,包括外资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国有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营的北四行等,都是天津金融界的重要角。银行在促进进出口贸易,扶持工商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是文教卫生遗产。近代意义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是近代城市化的一种重要标识,它体现了近代的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健康保障的推广。在天津的北洋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北疆博物院是中国第一所自然博物馆；《大公报》为近代最著名的民营报纸；马大夫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还有不断涌现的教堂体现着西方宗教的流传,诸如此类,都说明了天津在近代文化上开风气之先的独特地位。民营银行
四是近代城市化遗产。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体现着它的发展水平。天津九国租界的设立,将天津原来局促于老城区的小格局,拓展为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在这个大都市中,传统的管理模式不能不受到租界当局对于市政的管理方式的影响。天津近代新型的司法行政体系,城市街区和楼宇的建设,交通发展和信息技术应用,文体娱乐生活的提升等等,均有开启新时代的象征意义。这其中,亦有大量当时留下来的遗迹可寻。
上述诸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的辉煌。它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所施加的推动力,是这座城市对于中华民族的近代化进步做出的可贵贡献。
天津的近代文化遗产很多,现状又怎样呢？很遗憾,非常不乐观！
一百多年来,一个个文化遗产,就一直处在被改造、被损毁、乃至被彻底抹去的命运中。
肇始于19世纪的文化遗产,现已不多,残存的主要有：大沽船坞（位于塘沽区的天津市船厂）,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北方第一座近代化船舶修造厂；开平礦务局,1878年成立,其现存部分建筑建于1921年,位于和平区泰安道；轮船招商局天津分局,建于19世纪70年代,位于紫竹林南沿河岸边,现存部分建筑；英商怡和洋行,1867年在天津紫竹林码头设立分行,1872年
成立华海轮船公司；英商太古洋行,1881年在天津设立分行,亦设有太古轮船公司；塘沽火车站（今塘沽南站）,始建于1881年,位于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的铁路线上；1882年天津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称天津商报局,设于海大道（今大沽路）,1924年迁和平区赤峰道,称天津电报局；大清邮政津局,位于和平区营口道与解放北路交口处,前身是1880年津海关附设的拨驷达局（英文post音译），1908年改名大清邮政津局,是当时中国邮务管理中心和邮运组织中心,等等。
20世纪上半叶产生、现在尚存遗址的文化遗产，数量略多些，滋不赘述。这些文化遗产在不断经历着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中，能够保存至今，确实很不容易。令人遗憾的是，更多的文化遗产，已经永远消失了，甚至在当下，它们仍在悄然消失中！
近几十年来消失的文化遗产，仅举几例：建成于1892年的戈登堂，曾是英租界工部局所在地，为租界区最大的办公大楼，1976年因地震受损即全部拆除。原天津东站，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大量珍贵史迹，而上世纪80年代改造后的天津站，未留下丝毫老车站的痕迹，哪怕是一个东站历史展览室也没有。中国最早的天津通上海的电报线路，就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架设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津沪两地实现了即时信息传递，
其意义非同寻常。而人们现在似乎对此并不在乎，1998年，老城厢平房改造，位于东门内大街二道牌楼附近的天津电报总局旧址（始建于1881年）,被彻底拆除,未留任何标志。天主教仁爱会仁慈堂,创办于1861年,是仁爱修女会的救济机构,1870年天津教案中该堂有十位修女被杀害,在当时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其教堂为1903年重建,但随着2006年列入天津老城厢改造规划,该教堂终在2009年被拆除。具有老城东北角坐标性质的正兴德茶庄钟楼和官银号,也随着城厢改造而拆除。此外,天津口腔医院重建后,原马大夫医院的旧迹是否还保存有蛛丝马迹？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重修过程中,其前身原天主教医院是否还有遗迹可寻？这都是正在或已经被损毁了的现实问题。
随着当代城市日新月异的改造,许多文化旧迹妨碍了当今的整体区域设计和建设,难以全部保存。但无论如何,对于有历史文化含量的遗存,在建设过程中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我们不应当为拆除天津三宗宝之一的旧鼓楼、现在重建更加雄伟的新鼓楼而欢欣；也不应在拆除了建于1922年的平安影院、新建了更加壮观的新音乐厅而鼓舞。毕竟,那是斩断了这个城市的文脉,抹去了一段历史的文明。
四
究竟如何保护和利用城市文化遗产呢？世界各地有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国内一些城市也有较可行的做法。
其一,可以利用原有遗址,在保护其基本构架不变的前提下,经改造后用作他用。笔者曾参观巴黎奥塞美术馆,其外观十分老旧,那是xxxx年曾运营的奥塞火车站原址,上世纪70年代一度风传要拆除,经多方论证,确定为法国国家保护建筑,留存了下来,并于1986年开辟为美术馆,展出大量传世美术精品。这一做法,很好地保存了原有文化遗址,同时又兼顾了其在当代的应用价值。同样,北京的前门火车站,现在开辟为中国铁路博物馆,是个对昔日前门火车站的很好的保护措施；北京的798创意产业园区,是在原民主德国援建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基础上建立的文化艺术产业园,让非常不起眼的工厂厂区、车间焕发了新的艺术生命,而旧的文化遗产也藉以保护下来；同样,北京原751厂被改造成服装设计园,厂房成了服装发布台,吸引了诸多知名品牌集中于此,使该地旧建筑5年的租金达到原先准备卖地的价钱。这些都是很成功也很有意义的旧文化遗址的改造。
其二,在新时期的建设发展区域中保留旧的文化痕迹。青岛啤酒厂始建于
1903年,沿袭至今。厂区至今保存了两栋早期的楼房,为当时的综合办公楼和酿造车间,并保
存了一批包括发酵设备在内的可移动工业文物,还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啤酒博物馆。在希腊雅典,修建地铁触及文化遗存,人家没有一股脑彻底铲除,至今在那儿的一些地铁站犹能看到该处的文化遗迹的展示。也就是说,现代化建设并未受影响,而文化遗迹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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