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战场心理现象的讨论，结合军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简要分析战场心理压力的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通过整合Matthews, Zeidner & Roberts（2002）的职场压力沟通模式，以及Gal & Jones（1995）的战场压力模式，提出“战场心理压力模型”，并以模型为架构，用以讨论美伊战争中的战场心理压力行为。此模型中共有七个重要因素，分别是：
既有特性（包括个体、团体与战场因素）、战场压力源（分战斗前、战斗间与战斗后）、领导者、战斗情境的知觉与评估、警觉改变（分别作用于生理、情绪、认知与社会层面）、因应行为（包括问题焦点、情绪焦点与逃避）、调适结果（包括适度焦虑所引起的最佳反应与过度焦虑而引发的战场压力反应CSR，以及战后的创伤后压力症候PTSD）。此外，由于美伊战争的特点之一，在于可能发生的生化战争所带给人的危机感，因此本文也探讨生化战争下的压力及行为特性。最后，本文依“战场心理压力模型”提出部队面对战场压力时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建议。
关键词：美伊战争（U.S-Iraq War）、战斗压力（combat stress）、战斗疲乏（combat fatigue）、战场震撼（battle shock）、生化战（biochemical warfare）。
前言
美国以“自由伊拉克作战”为名，在2003年3月20日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虽然5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战争结束，然而仍然不断有美军在伊拉克遇袭导致伤亡的报道出现，说明大规模
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残存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以游击战的战法攻击美军。在大规模地面战争期间，以美、英联军充分运用高科技武器装备，一路势如破竹高速逼近巴格达。然而在4月16日的美军伤亡评估报告中美军有105人死于战斗、18人死于意外或误炸；英军有8人死于战斗、22人死于意外和误炸，这些数据显示在高科技战争中，人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本文希望通过美伊战争中，战场心理行为现象的讨论，结合过去军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简要分析在战场上由于心理压力的问题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
壹、战场心理压力
战争是国家解决冲突而采取的激烈手段，而战场则是战争决定胜负的重要场合之一，该场合是具有声光震撼、复杂多变、死亡威胁与环境剥夺等特征，这些特征呈现出危险的信号，激发人们产生相应的生理心理反应，而这些反应是为了让个体作好决战的准备，以使个体能有最佳的战斗行为。这些强烈的身心反应即是个体压力反应的基本模式，这种压力反应模式是为了让人在面对危险情境时能拥有维持生存的能力，所以战场压力基本上是战斗行为中
必备而有利的刺激与反应。但是人的身心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如果超越了个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就可能引发注意力窄化、记忆力差、各项生理功能紊乱甚至崩溃，而且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极限有个体差异，同时这个极限也会随经验与学习而调整。因此战场心理压力管理是战场中维持人力素质的重要
因素之一。压力已被学者们视为是个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Lazarus,1998;Lazarus & Flokman,1984），Matthews, Zeidner & Roberts(2002)依此论点提出职场压力的沟通模式，认为职场压力可由6个因素来阐释，分别是：个人变项、环境变项、工作情境的知觉、警觉改变、因应行为与适应结果。
对于战斗情境，Gal & Jones（1995）提出一个战斗压力的心理模式，此模式主要是从认知理论的观点来探讨战场压力，并置重点于个人的认知评估及主动因应（active coping）历程（Lazarus & Folkman，1984）。模式中认为某些前置变项（antecedent variable）（包含个体、团体以及战场因素）会通过领导者，影响个体的评估历程，进而造成起压力反应及某些有效或无效的因应行为。而这些因应方式不只会影响其战场表现及战斗结果，同时也会进一步的影响其对战斗情境的再评估（reappraisal）历程，而此种再评估则会再进一步地使个体产生新的因应策略。一般来说，如果个体本来采取的是主动的因应策略，则其再评估也比较倾向与产生主动的因应策略，而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反之，如果个体一开始就采取无效的因应策略，则其再评估也较容易产生更负面的因应策略，进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士兵的战场压力因应行为，是一种评估与再评估不断进行的循环历程。Gal & Jones（1995）的战斗压力模式和一般的压力模式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强调领导者对士兵的压力评估扮演一个重要的角。概而言之，此模式认为，领导者所提供给士兵的信息、下达命令的方式会中介认知评估的前置变项与士兵对于压力及其因应能力评估之间的关系。因此，领导者如同
一个聚焦镜（lens），它有可能放大或降低客观的的前置变项，对士兵主观评估产生影响力。总之，此模式的核心之一，是认为某些不利于对抗战斗压力的个人特性、团队特性、战斗特性、并不必然会导致高战斗压力，在这之间领导者仍然有很多可以强化士兵抗压能力、提升士兵战斗表现的空间。综合两种模式，笔者提出如图一所示的“战争心理压力模型”，模型中有七个重要因素，分别是：既有特性（包括个体、团体与战场因素）、战场压力源（分战斗前、战斗中与战斗后）、领导者、战斗情境的知觉与评估、警觉改变（分别作用于
生理、情绪、认知与社会层面）、因应行为（包括问题焦点、情绪焦点与逃避）与调适结果（包括适度焦虑所引起的最佳的反应与过度焦虑而引发的战场压力反应CSR，以及战后的创伤后压力症候 PTSD）。以下分别简要说明上述这些因素与美伊战争的相关现象。另外由于美伊战争中生化武器有可能是伊拉克反击美军的“撒手锏”，因此美军在这次战争中，始终为其士兵配备可防生化武器攻击的相关的装备，因此这里也将陈诉生化战的心理压力。
一、既有特性
（一）个体因素
1.人格特质
某些研究显示，有些特质可以有效区辨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如战力高的士兵似乎较为聪明（intelligence）、男性化（masculine）、社会成熟（socially mature）以及有较高的情绪稳定性。不过整体来说，人格特质和战斗压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Gal & Jones，1995）。
2.健康状况（well-being）
很多研究显示，战斗压力和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关。例如一个对40名遭受战场震撼（battle shock）的以列士兵研究显示：这些士兵中有80%都曾近期遭遇、或正处于某种压力事件之下，如：大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有怀孕的妻子在家、或是在战争前刚当上父亲；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在最近刚经历近亲的死亡等（Gal & Jones，1995）。这显示：个体当下的身心状况，可能与战斗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3.过去的战斗经验
一般人会认为过去有实战经验的士兵较不容易有战斗压力，不过整体研究显示并非必然如此。先前的作战经验对于士兵们再次面对战争时的反应，可能有强化（enhancing）或抑制（inhibiting）两种不同的效果，而这取决于先前懂得作战经验是否为一创伤经验而定（Gal & Jones，1995）。当先前的作战经验并未为个体带来创伤，则后续战斗个体也较不容易产生战斗压力。然而，当过去的经验曾经造成创伤时，那么个体再次产生战斗压力和创伤经验的可能性也很高。不过即使个体曾有严重的战斗创伤经验，甚至在战斗中崩溃，只要予以适当的危机处理（forward treatment），则他们未来战斗再次崩
溃的可能性也会大幅降低。
4.在战斗中所扮演的角
个体在作战中所扮演的角，不论这个角是被正式指派的，或是因应战事变化而自然产生的，都对士兵评估其所处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因应策略扮演决定性的角。一般而言，当个体担任一项具有明显任务导向的工作角时（如小组领导者），可以带来支配感和控制感，有效降低因战斗压力所造成的危机感。此种因知觉到自己在战斗中所扮演的角，而造成的战斗抗压效果，主要是通过三种心理社会机制运作（Gal & Jones
，1995）：(1)因角而产生的期望感，特别是领导角，使自己觉得必须达成某些期望而强化了自我强度；(2)与此角联结的支配感和控制感，使自己感觉到战场状况并非无法控制的；(3)因此角要求对于任务的专注，以致于分化了对实际战争危险的注意，大幅的降低了危机感。
5.自信心（Confidence as a Soldier）
个体对身为一个专业士兵的自信心，对其士气会有很大的影响。当士兵认为他的战斗技能可以有效因应战场状况时，他抗战斗压力能力也会较好。因此可借有效的训练，来提升士兵对其专业性的自信，进而提升其抗压能力。
6.价值信念（Ideology, Values, and Commitment）
当士兵自认他是在保卫国家时，他会有比较强的心理能量，去对抗战场压力。过去研究显示：士兵对战争的合法性（legitimacy）知觉，对其士气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列入侵黎巴嫩（Lebanon）战争中以列士兵的研究显示，士兵的士气和其认为入侵黎巴嫩是否正当，具有正相关（Gal & Jones，1995）。
综上所述，在此六个个体层次的压力影响因素中，与此次美伊战争较为相关的主要影响压力因素有二：“自信心”及“价值信念”。
就“自信心”来看，美、英二国军力远强于伊拉克是不争的事实，此种双方悬殊的战争能力，对伊拉克士兵之自信心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而此种自信心的丧失会对战场上的士兵形成莫大的压力，不仅影响士气，也间接导致了许多人阵前倒戈，不战而降的行为。此外，美军在战时多次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轰炸行动，其目标之一也是对伊拉克军队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以使伊拉克军民信心崩溃，迫其投降。
在“价值信念”上，美国一开始即强调战争的目的绝非长期占领，而是为了推翻萨达姆的暴政以解放伊拉克，因此作战代号为“自由伊拉克作战”，并将战争目标明确地“昭告天下”：打击政治目标（萨达姆及其政军领导成员）、维护经济目标（伊北及伊南油田）、最低社会损害（以利战后重建）、降低平民伤
亡并争取民心（贯彻人权价值与人道精神并为民主伊拉克铺路）。这些师出有名的做法，不只能争取国际及当事国军民的认同，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Gal & Jones，1995），也能强化士兵对战争合法性的知觉，提升其战斗士气，同时也使士兵有比较强的心理能量去对抗战场压力。
（二）团队因素
1.连队凝聚力和士气（Unit Cohesion and Morale）
团队凝聚力和士气对个体的因应行为和团队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低士气与团队成员间的疏离感，都会使个体扩大了所知觉到的战斗压力，并且导致极端的战场反应。反之，高士气和高团体凝
聚力的部队，即使长期暴露于高战斗强度（combat intensity）的情境下，其因战斗压力而失衡，以及因战斗导致精神疾病的罹患率均较低（Gal & Jones，1995）；这显示，在战斗中，同袍的相互支持及扶持，能有效地帮助个体降低战斗压力。
2.对领导者的信心（Confidence in Commanders）
目前的研究显示领导者能有效地提升部队士气、战斗准备状态，并且有利于部队的战斗表现，而对领导者的信赖感有助于士兵的抗压能力。其中有三个因素与部属对领导者的信赖感有关：（1）信任领导者的专业能力；（2）认为领导者是可信赖的（credibility）；（3）知觉到领导者关心他的部队。在平
时，这三个因素是一样重要的；而在战时，对领导者专业能力的信任则显得较为重要（Gal & Jones，1995）。
在这次美伊战争中，就笔者所收集到的信息而言，似乎并未特别有报道提及领导者和同僚对因应战场压力的影响。不过，整体来说，连队士气和领导者对战场压力的影响应该是不言可喻的。
（三）战场因素（Battlefield Factors）
1.战场性质（type of battle）
美伊战争因战斗性质的不同，其战斗压力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攻击性行动和防御性行动其所产生的战场压力就有可能不同。在防御性行动中，通常部队是处于被动状态，而在被动状态下人们是处于未知的情境中，必须随时被迫去面对紧急的状况，因此比较容易历经无助感（a feeling of helplessness）。而在攻击性行动中，由于人们是处于一种主动的状态，因此对于情境会有比较大的控制感。此外，压力也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夜间的防御性行动，人们不只处于被动状态，更有可能因为黑夜增加未知感，而使人感到孤立，并且带来更大的战斗压力。反之日间的攻击性行动，则由于士兵容易看见战友及敌人的死伤，使其所感受的战场压力相比于夜间来得大。不过目前对于这些战斗类型、情境与战场压力的关系，少有特征性研究（Gal & Jones，1995）。
以整体攻防来说，此次美伊战争中，美（英）军攻击性部队，因此他们对于战况有较佳的控制感，士兵因此而衍生的压力相对于伊军来得小。反之，伊军则处于被动的防御状态中，因此其士兵的心理压力是较大的。
2.战斗长度及强度（Length and Intensity of Combat）
暴露于战斗情境下的时间长短与累积性压力（cumulative stress）有关，而战斗强度（combat intensity）则与剧烈性压力（acute stress）有关。前者称之为战斗耗竭（combat exhaustion）或战斗疲乏（combat fatigue），后者称之为战场震撼（battle shock）。
就战斗时间长短和战斗压力的关系而言，目前的研究似乎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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