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无数次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斗争中，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社会变革潮流之中，不胜枚举的优秀共产党人始终凭借自身勇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仅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沿着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新时代，取得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承载着民众集体记忆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以其独特的影像深刻地影响着民众的审美价值观念，引领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意义。著名电影编剧石方禹先生认为，“所谓革命历史题材，指的是从1921年建党前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以我党领导的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斗争事迹为题材的影片创作。”[1]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不仅可以为观众构建一个不在场的“想象社会”，而且还能以其逼真的影像再现一个在场的“现实世界”，从而引发观众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理性思考。基于此，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的共产党人形象，一方面是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紧密融合，真实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向观众诉诸历史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又与娱乐性和商业性相结合，不断吸引观众，成为观众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一、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共产党人形象的生成语境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的共产党人形象，既然承载着观众的集体记忆，成为观众内心世界的某种客观反映，必然与整个时代社会和精神文化紧密相联，所承载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指归也会随着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变而发生相应变化。
（一）“英雄观念”与“人民观念”互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的共产党人银幕形象，往往是革命英雄人物占
据主导。可以说，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英雄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但这些英雄却源自普通人民众，而人民众又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因此，共产党人银幕形象的生成语境始终在“英雄观念”和“人民观念”这两种美学实践中相互交融。换言之，该时期的共产党人银幕形象遵循着“英雄人物普通化”和“普通人物英雄化”的美学观念，这是由特定时期下特殊语境所赋予的。
1948年12月18日，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袁牧之在《关于电影事业报告（二）》中首次提出“工农兵电影”的口号，即“要使电影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兵劳苦民众服务，要使工农兵的电影取得优势，则必须经过各种方式的斗争。”[2]该口号集中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贯彻实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共产党人形象的
构建产生了极大影响。1950—1951年间，《中华女儿》《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影片虽
然“题材领域狭窄”“人物形象单调”[3]，但塑造了一批
极其朴素而真实的工农兵党员英雄形象。
除提出“工农兵电影”的口号外，电影界还倡导
【作者简介】 刘一瑾，女，辽宁沈阳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创意与动画学院讲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影视理论与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深圳市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华语电影研究”（编号：6021271002S）阶段性成果。刘一瑾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共产党人形象的
构建逻辑与演变路径
与类型研究“写重大题材”，甚至将题材重大与否作为评判影片
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以繁荣电影
创作，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纠正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
念化等违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倾向，积极倡导“革
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4]的创
作方法。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电影
制片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
业的决定》两个决定，不仅强调电影的教育和文化娱
乐功能，而且还指出电影应真实地表现历史和反映生
活。在此影响下，银幕上大量正面的共产党人形象呈
现在一批颇有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如《智取
华山》（1953）、《渡江侦察记》（1954）、《平原游击
队》（1955）、《铁道游击队》（1956）、《柳堡的故事》
（1957）等，这些共产党人形象以其较为鲜明的性格
特征和极其果敢的献身精神深受民众的喜爱。
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的基本方针，以及针对“题材决定论”问题
展开的争论，1959年以后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
获得了极大的改观。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
提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描写的真实性历史的具体性
与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们相结合”的原则，并指出
“文艺反映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教育人民，因此不能将
过去的残酷斗争作简单罗列，仅仅如实地反映一下现
象，对众是不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的。”[5]基于此，
国内创拍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红旗
谱》（1960）、《洪湖赤卫队》（1961）、《东进序曲》
（1962）、《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等，这些影片较
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在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中涌现的
优秀共产党人，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从“去政治化”转向“主流意识”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革命历史电影史上一个重要
的转折时期。该时期初逐渐脱离了“文艺为政冶服务”
的电影创作观念，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方向。基于此，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对共产党
人形象塑造有了新的变化和新的拓展。如《南昌起义》
（1981）、《西安事变》（1981）、《巍巍昆仑》（1988）、
《百起义》（1989）、《开国大典》（1989）等描写重
大历史事件的影片；《济南战役》（1979）、《挺进中
原》（1979）、《解放石家庄》（1981）、《风雨下钟山》
（1982）、《黄桥决战》（1985）等描写重大战争战役
的影片；《山重水复》（1980）、《梅岭星火》（1982）、
《贺龙军长》（1983）、《陈赓脱险》（1984）等以共产
党人的真实事迹为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真实塑造了
一批革命领袖、革命军人和普通革命者，展示了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的娱乐功能受到高
度重视并日益强化，激发了娱乐片的创作热潮，极大
贴合受众的审美需求。这时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
拍，不仅要经受市场的考验与挑战，而且可能会使原
本占据主流的“红革命话语”被边缘化，陷入曲高
和寡的艰难境地。在“票房至上”和“娱乐至上”观念
下，为了促使电影健康有序地发展，在1987年3月召开
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电影主管部门首次明确
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6]这具有指导性意义
的原则，并经中共中央批准，7月4日正式成立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指导该类电影的创作，并进
行全面统筹、协调和审查工作。[7]在这个语境下，电影
界开始立足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利益，旨于能
够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表现中国革命历史，使之能
集中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将目光投向那些反
映革命历史进程或民族觉醒的影片创拍上，产生了一
批能够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影片，如《开
天辟地》（1991）、《大决战》（1991）、《重庆谈判》
（1993）、《长征》（1996）、《大转折》（1996）、《大进
军》（1996—1999）等，这些影片集中塑造了一批具有
艺术感染力的革命领袖型的共产党人。
（三）“主体个性”与“多元共性”并存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影
市场的持续兴旺以及电影创作的日益繁荣，尤其强调
“弘扬主旋律”使电影工作者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时代使命感，创作一批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在大众文化以及消费主义
的影响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拍日趋商业化、多元
化，尤为注重其观赏性和娱乐性，使之能更好地参
与市场竞争，受到更多观众的喜欢和接受。如《毛泽
东在1925》（2001）、《1928》（2004）、《集结
号》（2007）、《可爱的中国》（2009）、《建国大业》
（2009）、《建党伟业》（2011）、《百团大战》（2015）、
《建军大业》（2017）、《血战湘江》（2017）、《决胜
时刻》（2019）、《红星照耀中国》（2019）、《红巴山》（2020）、《1921》（2021）、《革命者》（2021）等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既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勇敢献身精神，又各具性格特点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既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又获得广大观众普遍好评和喜爱，在不同程度上有了新的提高和新的进展。而大量反映长征的影片《我的长征》（2006）、《遵义会议》（2016）、《血战湘江》
（2017）、《古田军号》（2019）、《东溪突击》（2020）等，既展现了革命领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及其高超的谋略，又呈现了红军战士英勇奋战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从而紧扣新时代对中华民族长征精神的弘扬与传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指引。概言之，作为某种铭记历史，凸显民族精神，歌颂新时代精神的范式，革命历史题材片不仅赓续中华民族精神，而且弘扬国家民族文化，传播中国特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二、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共产党人形象的影像呈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产党人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一个重要银幕形象，而这个银幕形象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塑造了理想化与标杆性的英雄像。随着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共产党人形象逐渐向立体化与真实性的革命角转变，并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成为情感化与创新性的文化表征。
（一）理想化与标杆性的英雄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期间，在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影响下[8]，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主流政治意识、历史人文环境紧密相联，主要以政治视角开启历史叙述，呈现出以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战争为主题的创拍逻辑，再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突出在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舍生忘死、智勇双全、不怕牺牲的优秀党员形象，既有《钢铁战士》
（1950）中在战斗中不幸被俘却宁死不屈的解放军排长张志坚、《渡江侦察记》（1954）中率领侦察小分队潜入敌占区智取情报的解放军某部侦察连李连长、《铁道游击队》（1956）中率领队伍在铁道线上打击日寇的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和政委李正等优秀的党员干部，又有《红日》（1963）中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王牌军的解放军某军军长沈振新、《英雄儿女》（1964）中善于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志愿军某军政治部主任王文清等一些高层党员干部。然而，这些共产党人形象既未用其真实姓名，又显得理想而机械。如《燎原》（1962）虽取材于、刘少奇等人领导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真实历史事件，但影片中的领导人却变成了雷焕觉，未用真实人物姓名。同时，这类影片还塑造了一些工农兵形象，如《风暴》（1959）中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二七”大罢工的林祥谦、《红旗谱》（1960）中领导农民进行轰轰烈烈反抗斗争的朱老忠、《地雷战》（1962）中领导农民利用地雷阵抗击日寇的民兵队长赵虎、《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中潜入华北某城市进行对敌策反工作的某游击队政委杨晓东等。这些共产党人的银幕形象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共产党员的标杆式形象，但对其性格塑造过于单薄，显得较为理想化。
（二）立体化与真实性的革命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指导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由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时间不长，无论是电影工作者，还是普通电影观众，均强烈要求影片的真实性。[9]由此，历史真实成为该类影片创作所
追求的首要美学原则，并逐步与艺术真实融合起来。诸多作品尝试从多个侧面展开历史溯源，从不同视角呈现历史化与真实化的革命角。《大渡河》（1980）、《西安事变》（1981）、《四渡赤水》（1982）等着重塑造、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将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气质真实地呈现出来；《曙光》（1979）真实地展现了贺龙坚持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艰难处境以及其对党的忠诚不渝，再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革命领袖；《南昌起义》（1981）客观真实地塑造了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革命者，以及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等革命者的本来面貌。这些影片尝试从多个侧面展开历史溯源，从不同视角呈现历史化与真实化的革命角，使视野变得开阔多元，人物显得真实客观。
为了从更宏观的视野对历史进行把握，更好地
与类型研究宣传和传播共产党人和国家形象，提升我国的国际地
位，在遵循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辩证统一的原则下，
中宣部和广电部门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进行统筹，由此产生一系列具有史
诗性的影片。如《开天辟地》（1991）生动形象地展现
了等人如何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真切地认识到只
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并开展工农革命运
动，积极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大决战：平津战役》
（1992）中在指挥平津战役中采取军事打击和
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在攻取天津后接受傅作义部
队的改编，避免了北平遭受战火的破坏，生动地展现了
高瞻远瞩的战略和独特的伟人情怀；《秋收起
义》（1993）、《井冈山》（1993）则展现了、卢德
铭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并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过程。这些影片均将
共产党人置于真实而宏观的历史事件中，结合其生平
事迹进行塑造；《长征》（1996）则以中国工农红军进
行长征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具体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工
农红军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克服各种艰难
险阻以取得最终胜利的光荣历史，展现了伟人的智慧
才能和人格魅力；《大转折》（1996）中塑造了寡言少
语却沉着稳重的革命领袖，使观众难以忘怀。
这些影片塑造了一大批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革
命先驱，从不同侧面突出了这些共产党人的革命沉浮、
智慧谋略及其人格魅力，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三）情感化与创新性的形象塑造
步入21世纪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不
断深化，电影产业不断发展，大众文化愈发繁荣，革
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朝着商业化方向行进。面对时代进
步、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以及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观
众的审美和诉求也悄然发生变化，对革命历史题材影
视剧创作也提出了新的诉求。丰富的人性与细腻的情
感逐渐渗透至主流话语当中，成为建构共产党人形象
的重要途径。如《秋之白华》（2011）在展现瞿秋白同
志的革命历程的同时亦不乏对其情感生活予以呈现；
《情归陶然亭》（2011）既呈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
高君宇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历程，又表现了其与石评梅
的爱情生活。这些共产党人的形象已突破了以往的塑
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造方式，增添了诸多浪漫而细腻的情感片段，使其形
象更加丰满立体，有血有肉。可以说，这些共产党人形
象的塑造，一方面是消费主义社会的商业性需求，满足
大众对时代元素的追求与向往；另一方面是对共产党
人形象所具有的真实人性的挖掘，使之靠近作为平凡
个体的情感与体验。
革命领袖人物的普通情感与革命伟人的年轻化
表现逐渐成为当代革命历史题材中人物呈现的重要表
现手段，而且共产党人形象的塑造与演员的选择较以
往有了很大的突破。如《我的长征》（2006）通过虚构
红军小战士王瑞长征时的经历，及其与、周恩
来等革命领袖的交往，立体而多元地展现这些革命领
袖身上所具有的普通人的平凡与伟大。《建国大业》
（2009）展现了、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在
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独裁行径上，不仅在战场上获得了
节节胜利，而且壮大了民主统一战线，赢得了大批民
主人士的拥护，最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该片的共产党
人形象均由外形、神情和气质酷似人物原型的明星扮
演，并以其生动逼真、形神兼备的表演，获得较好的艺
术效果。《建军大业》（2017）更是以当红的年轻明星
演绎一批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形象，真实再现了革命
领袖人年轻时的精神气质。《1921》（2021）展现的是
13位来自全国各地且怀着救国救民、寻求真理的共同
理想的年轻共产党人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历史过程，而这些极具个性化的共产党
人有着日常凡人的真实生活及情感。可以说，该时期共
产党人形象的塑造日趋人性化、多元化，表现了他们朝
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真实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坚定不移
的革命信仰。
三、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共产党人形象的现
实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民众亦或不再热衷于革命历史
题材影片的宏大叙事，但不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
语就此消失，而共产党人的银幕形象始终影响着民众
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逻辑，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载
体。然而，在这个多元共生的时代，随着政治逻辑、商
业逻辑与艺术逻辑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复
杂关系的不断演绎，共产党人的银幕形象总是处于被
构建、消解与重塑的过程之中。
（一）英雄想象与红记忆构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诸多重大事件，甚至是战争细节，均有可能被纳入革命历史范畴，对集体记忆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红记忆不仅可以成为促使人民不断前行的集体记忆，而且成为强化人民对党和国家认同的基础。[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主
要塑造了一批在革命烈火中成长，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流血牺牲的普通工农兵、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如《董存瑞》（1951）表现了解放军英雄董存瑞无畏牺牲的光辉形象以及具有相同革命精神的人物像；同样表现战斗英雄像的还有《南征北战》（1952）、《渡江侦察记》（1954）等；而《风暴》（1959）则塑造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组织罢工、反抗军阀的英雄形象。这些普通人物英雄形象以及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及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符合民众对英雄的想象。可以说，对这些英雄光辉形象的想象已经深刻地塑造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因此，构建红记忆，不仅能够维护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而且对于国家民族的团结稳定也起到重要作用。
（二）文化反思与历史记忆再现
新时期以来，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对共产党人形象的塑造，已突破了既定的概念化和程序化方式，注重个体的精神信念、生命意义以及情感价值的追求。《与魔鬼打交道的人》（1980）中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张公甫有勇有谋，最终靠个人的智慧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出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巾帼英烈》（1985）中的共产党员白露萍隐匿于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秘密地向党中央传递情报。当身份暴露后，她在慷慨就义前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她对党忠诚不渝，以“呐喊者”形象唤起民众对历史的集体记忆，表现出个体在国家危难之际应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这些银幕上不怕牺牲、智勇双全的共产党人形象，一方面有助于唤
起民众集体记忆和强烈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成为国家形象表征的重要符号。因此，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对此革命记忆的重构，往往与国家历史、国家形象紧密结合，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文化发展战略以及艺术影像创作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默契。
民族的崛起与复兴再次引发了民众的历史记忆。在和平年代的奋斗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国族认同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抚慰个体的焦虑与阵痛，而曾经的革命历程与革命记忆将作为重要的历史遗产整合到民族文化中，通过共产党人这一优秀的体得以表征，以重塑民族的共同记忆与家国情怀。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市场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审美观念发生位移后，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从而出现一道主流意识形态、市场商业与艺术真实三者相互调和的景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典以及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历史契机下，形象呈现在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如1993年创拍的《重庆谈判》，不仅展现了作为伟人所具有的超凡智慧和惊天胆识，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他的人生信仰和精神品格；同年，创拍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则将视角拓展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民众秋收起义，又如何带领民众在井冈山上开辟革命根据地，塑造了血气方盛、英武豪迈的毛委员形象。正是共产党人银幕形象所具有的价值信念与精神力量，从而使文化反思与历史记忆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与默契。
（三）国族认同与革命记忆重塑
随着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社会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正逐步取代革命文化的主流地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会或快或慢地消逝”[11]。在这个多元价值的时代下，如果信仰无法得以践行，价值无法受到认同，集体主义就会被抛弃，社会就会缺乏凝聚力。而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再度热播，似乎可以使民众从“革命历史”记忆中获取某种精神力量，即使可能只是某种理想和道德的短暂回归，亦或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表征。作为某种集体的影像记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所呈现的共产党人形象，反映了国人对革命历史的某种记忆和情绪投射，直接呼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作为革命的精神动力，共产党人的“信仰”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得以重释与解读。这正是基于“原子化”的个体生存所缺失的重要精神气质，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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