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禁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一、明清海禁政策形成的原因
从明清到清前期,准确说是从明中期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到清代战争前这段时间，正是西欧资本主要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从而引发了世界传统政治格局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下那些力争海权，重视商业和海洋贸易的国家。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通过这一途径都走向了世界大国的道路,而反观中国,这个当时并不具备航海技术和发展海洋贸易内部动力的世界文明古国,却在这段时间里与时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某些时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贸易的保守主要政策，其原因何在呢
（一） 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重农抑商”政策是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体系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秦汉以后，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封建后期，尽管随着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轻商思想受到了挑战。到明清时期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在
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是得不到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已根深蒂固了，而这种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当时同时代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潮流是南辕北辙的。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的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的老调。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了。
（二） 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扪闭了封建统治者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这种思想的长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来“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并出现了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和准则。
闭关锁国政策在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仪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中华皇帝向他们册封使其获得对他们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他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仪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它的目的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它也充分显露出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三） 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稳定专制统治。
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目标，海禁是朱元璋防御倭寇进犯的措施之一。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12]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踞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禁止国民出海。切断张士诚、方国珍旧部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断绝其接济。其在海上将难以生存，也必将不功自破。海禁还使那些想出海勾结倭寇的不法之徒难以得逞。因此无论是防御倭寇，还是消灭张、方余部，防止勾引倭寇。当时禁海都是可取的办法之一。另一方面：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度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他们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和威胁远远超过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先驱。而同一时期，清王朝正处在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阶段，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内统治危机，对外部威胁全力防范力不从心，更不可能指望其推行积极有效的海外政策。
（四） 中国自身市场分配结构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任何性质的国家统治者不可违背的规律。在经济方面，首先，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是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整体而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当时对海
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贸易的呼声很难，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支持。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声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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