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_始末_纪念_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_80周年
辉煌的历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60年 341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始末
——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80周年∗
李曾中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1
一、斯文·赫定与他的第四次中国探险：“十九条协议的签订”
斯文·赫定（Sven Hedin）是瑞典和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他的一
生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中国人民有着不解之缘。
1926年冬天，在得到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资助后，他率领一支“远征队”再次踏上中国
大地。一开始，赫定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后形成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民
族精神与科学、民主思想，忽略了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当他来到古都北京，通过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人的撮
合，他的考察计划顺利地得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批准。按照此协议，中国只能派两位科学家
随团同行，并负责与地方政府进行联系，一年后必须返回。考察物品亦按照过去的惯例，首
先运往国外进行研究。
1927年初协议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又正处在北阀战争高
潮中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中国知识界再次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3月5日，北京各
学术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开会讨论对策，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发表宣言，
提出“六项原则”，明确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考察，“应有相当契约，以不侵犯主权，不
损失国体为原则，否则应陈请政府绝对禁止之”。
面对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强烈反对，北洋政府不得不转告斯文·赫定：
“眼下的行动绝不仅是科学界单纯地反对我们的探险，而是一场旨在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
“您与您的整个探险队将面临从包头被强制遣回北京的风险”，“如果反对组织变得更加激愤
的话，现政府出于自己的考虑也将撤回1月1日签发的旅行许可证”。斯文·赫定在中国舆论
与中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坐下来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谈判。经与北京大学刘半
农教授等人的多次商谈，反复磋商，终于在1927年4月26日签订了“十九条合作办法”（以
下简称“十九条”）。现列“十九条”中重要的几条条款如下：
第一条：本协会为考察西北科学事务，容纳斯文·赫定博士之协助。特组西北科学考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资助项目（KZCX3-SW-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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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团。
第二条：本协会特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依据本合作办法，监察并指挥该团进行一切事务。
第十条：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察。如有违反者，应责成中国团长随时制止。
第十九条：本办法，附有英文译本一份。应以中文为准。
“十九条”对于考察团人员组成、团长职责、经费来源、往返路线、考察期限、考察内容、资料、照片、挖掘物的处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如：设中方团长一人，外方团长一人，外方团长由斯文·赫定担任，中外团员人数基本对等，等等。刘半农教授戏称“十九条”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有媒体则评论道：“尤有一精彩之处，即该协议之解释，须依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国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十九条”协议的签订，是我国人民众及知识界团结斗争的结果，也是斯文·赫定忠于全人类科学事业，与那些掠夺他国财宝、文物的帝国主义分子有着本质差别的产物，“十九条”协议的达成，彻底结束了外国人在中国可以随意掠夺历史文物及宝藏的历史，也是斯文·赫定此次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能够取得巨大成绩，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因此，“十九条协议”的签订，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它成为了近代史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科学技术上进行真诚合作取得互利、双赢的光辉范例。
二、艰难的历程，光辉的成果
1927年5月9日，大部分中国团员在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率领下，从北京的西直门火车站（即现在的北京北站）出发，乘平绥铁路直达包头。当天出发的有徐炳昶团长为首的中国团员9人，斯文·赫定团长、郝默尔医生（瑞典人，随团医生兼做人种学、动植物采集）及3名采集员，1名仆人。其他外国团员已先期到达包头，袁复礼因事推到12日出发。搭考察团专车同去包头的还有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和他带领的5名学生，其中1名为日本留学生。5月10日，大队到达包头，在包头办理各种手续，筹备物资，并对包头周围进行考察。5月20日，自包头向北出发，雇用骆驼232匹，驼夫20多人，载运行李、食品、仪器400多箱，约2万多公斤，由30多名士兵护送。5月26日抵茂明安旗的阿木西尔河，28日迁至其上游哈那河，将雇用驼队遣回，自购骆驼做西行准备，并进行考察。6月全月在百灵庙一带考察，准备西行。为扩大考察范围，决定全团分为北路、中路及南路三队西行。在西进过程中，到处是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指碎石遍地的沙丘地带），有时走几天都没有居民，有时遭遇土匪和狼的袭击，还有地方武装狙击。进入冬季后，要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夏季则是零上30多度乃至40多度的酷暑，不时遭遇沙尘暴及狂风的侵袭。考察团员不但要经受这样恶劣的天气与气候的考验，还要进行科学考察工作，如建立气象站，进行各种气象观测；考古人员则要在滴水成冰的天气下小心地挖掘各种古物及古脊椎动物化石，他们遭遇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中国团员们，上从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稍后担当代理团长的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下至最年轻的气象学生团员李宪之、刘衍淮，都饱含一股爱国的热情，要为发展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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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不给中国人丢脸。考察团出发前，外国媒体曾讥笑中国人说：“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到那时，欧洲人将合理合法地在我国西北地区单方面进行考察，又和以前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80年前的中国，军阀割据，国弱民穷，外国人都看不起中国人，称中国是“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德国气象学家郝德博士就讲：“我没见过五个以上的中国人在一起唱过歌”，“中国人只知道喝茶、喝茶、喝茶”。李宪之和刘衍淮听到这些话后受到很大的刺激，他们决心在各方面都要有好的表现，要在工作中处处赶上和超过德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中国的科学家和年轻人确实这样做了。每到一个地方，中方团长徐炳昶都向斯文·赫定讲述当地的历史渊源与有关的文化背景、历史故事，令赫定十分高兴与钦佩，中国学生团员一方面做好工作，一方面积极学习德文，李宪之学习德文仅半年，就给郝德博士写了一封德文信，令郝德大为吃惊！更为重要的是：中方团员在科学考察中不断地爆出令人惊喜的巨大发现。
考察团仅仅出发一个多月，1927年7月，中国团员、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8月，袁复礼教授又发现了白云鄂博西矿，这座铁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富含铌等稀有金属，是全世界最大的稀有金属矿床之一，解放后我国著名的草原钢都包头钢铁公司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1927年10月，黄文弼先生（中国年轻的考古学家）又在额济纳发现数枚汉代木简及汉笔，因时间紧迫，
未能进一步发掘；1929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再次经过此地时在黄文弼挖掘的基础上又出土10000多枚汉简，这就是闻名天下的“居延汉简”。这对中国考古学及历史学的研究，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1928年10月，袁复礼教授挖掘到7具完整的恐龙化石，轰动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瑞典一位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讲：“你们费巨款作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不虚此行了。”杨钟健先生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黄文弼先生对古高昌、龟兹、于阗、焉耆等古代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留下大量著作，是后人研究大西北时必读的文献。陈宗器先生负责天文与地形测量工作，在罗布泊与额济纳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工作，详实地考察了河流、湖泊的变迁以及它们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交替湖观点。
由于他们的贡献与成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古斯塔夫三世瓦萨勋章”，袁复礼教授和陈宗器先生获得“瑞典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
三、中外科学家的友谊与留给后人的可贵遗产
在长期的实际考察中，中外团员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中国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的中国团员，从西方科学家那里学习和掌握了许多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理念，以及献身科学的奉献精神。中国团员热爱祖国、刻苦学习和强烈的求知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也极大地震撼了欧洲团员。中国团
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使得外国团员们越来越敬佩中国人，中外团员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由于考察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合作的成功，考察时间经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研究并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由2年延期到4年，并再次延长到6年。
中国古代科学家斯文·赫定对中国年轻的科学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言他们之中有人对世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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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必将做出重大贡献。1930年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李宪之、刘衍淮一起经苏联、波兰到德国留学深造，并于1934年前后先后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李宪之利用在科考团中观测到的气象资料以及其他资料，发现了侵袭东亚的寒潮（即来自北冰洋一带的强烈冷空气），可以穿越横断山脉和中国大陆，并越过赤道进入南半球的雅加达以及澳洲北部的达尔文港，并在那里产生强烈的降温与降水，引起了当时气象学界的争议与轰动。他还发现南半球寒潮的爆发也能在北半球的西北太平洋上引发台风的生成，并给出了一张最合理台风眼内部结构图，一家德国气象杂志称此图为“李氏模式”。他应竺可桢之邀，于1936年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先后培养出大批气象人材，国内外许多著名气象学家如叶笃正、谢义炳、郭晓岚（美国）、高仕功（美国）、万宝康（台湾）、仇永炎、丑纪范、赵柏林院士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刘衍淮回国后，经竺可桢先生推荐，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属下一所空军军
官学校担任气象教官，为当时中国空军气象事业的开拓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并为当时美国援华空军的气象保障，提供了重要帮助，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稍晚参加考察团的陈宗器、徐近之先生也先后到欧、美进修学习。陈宗器先生归回后成为我国地球物理和地磁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一任副所长与创建人之一，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创始人之一、首届理事长。徐近之先生则为地理学的中外沟通、历史气候学的开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是第一位在拉萨建立气象站的传奇式人物。
陈宗器在西北科学考察
1929年上半年，徐炳昶团长回到北京后，被任命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女师大），不能再去新疆，斯文·赫定因筹款等事项长期不在大西北，斯文·赫定放心地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日常工作交给袁复礼代团长全权处理（1928年底到1933年底考察结束）。这反映出中外双方团员的关系真正达到了和谐、统一、相互信任。
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的序言里写道：“我不能不在这里特意指出：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没有丝毫嫉妒、龌龊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唯一的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我将永远不忘记这6年的愉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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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80年前的这次中外大规模的多学科综合性科学考察，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首先在于双方均从大处着眼，各方都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与必要的让步，从而签订了平等互利、尊重中国主权的“十九条协议”，这是这次考察能够成功的根本保证。其次，双方的坦诚合作，特别是中方科学家诚心实意地做出了自己杰出的努力，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才使这种合作达到了圆满的程度，从而使其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一次光辉的中外科技合作典范！看到80年后之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大力提倡“科
教兴国”以及开发祖国大西北的宏伟规划，这些开发大西北的科技先辈们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到无比地兴奋与欣慰，愿他们的英灵安息吧！
参  考  文  献
[1] Sven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8（中译本，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徐十
周、王安洪、王安江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2] 徐旭生. 徐旭生西游日记. 1930
[3] 王忱. 高尚者的墓志铭.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4] 新疆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 北京：新疆美术摄影
出版社，2006
[5] 陈雅丹. 走向有水的罗布泊.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6] 袁疆等. 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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