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讲
戈尔巴乔夫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讲
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
那样生活下去了。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
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
吸走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难以承受
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
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
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副相对健康、稳定、有秩
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
它所面临的最近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的表示也被镇压下去，
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
天的形势，还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标准。当社会被给与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合理
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
此理解。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握有权利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
异议者、不同意志排除在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
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
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
果断并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力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
话和行动，而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
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
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
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
苏联领导人，无论在中央还是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求，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
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爱国
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
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
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
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得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
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努力，去创造一
个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
的福利。
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
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
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早在苏联式
政经体制现实地建立之前，192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
塞斯就出版了一本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在这本
后来引起广泛争论的著作中，米塞斯说，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他不光是说它是不现实的、不可行的，而是说从概念
和逻辑上说，计划经济就不成立。因为，全国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取
消了私有财产，取消了价格与利润，因而计划当局就根本无从知道社
会需求什么，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所谓的计划经济，最终必然
会走向“有计划的混乱”，经济体系无法正常维系。到后来，米塞斯
的学生哈耶克深化了这一观点。他进一步指出，计划当局陷入一种无
法克服的“无知”状态：制定计划所需要的知识分散在无数人那里，
这样的局部知识绝无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计划当局收集、集中使用，
因而政府根本无从制定计划。假如有计划，那不过是任意编排的一堆
数字而已。
当然，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多个国家建立起来，而且也运
转了若干年。但这并不能证伪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所有这些国家
其实都利用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信号，都保留了私人市场部门，比如自
留地和黑市，这为计划当局提供了制定计划所必须的价格信息。当然，由于这些部门本身受到政府的压制，因而计划当局获得的信息仍然是
扭曲的。总之，计划经济终究无法避免经济混乱。“短缺经济”、苏
联那样的经济结构扭曲等等，都是“有计划的混乱”的具体表现。至
于中国经济在1970年代走向崩溃，也是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
所以，在实行苏联式体制的国家，至少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也会
使改革变得不可避免。所有建立计划体制的国家，在经历了几年、最
多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都被迫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每一
届苏联领导人都在进行改革，只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声势比较浩大而已。
毫无疑问，任何改革者都希望把改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并且按
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很自然地，戈氏的改革方案从经济改革开始。
这种选择，既有实用的考虑，也有理论的支持。现实地看，苏联旧体
制的根本特征是党政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者当然同样
不愿放弃这种控制权，所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相对安全的策略。另一
方面，苏联的意识形态主张经济是基础，改革者通常就相信，经济问
题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了经济问题，“上层建筑”的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
但是，现实的逻辑通常会打乱改革者的日程表。哈耶克在《通往
奴役之路》中指出，国家为了控制经济，必然要扩展其控制的范围，
变成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比如为了维持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转，就
必须限制个人支配财产的范围，禁止人们自由迁徙，控制国际贸易，
以至于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家庭的消费活动，甚至婚姻和生育。
如此，生活在苏联体制下的民众，固然对经济上的困苦非常不满，但他们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自由的匮乏。上下两个阶层的人们对此感受
最强烈。一方面是国有部门之外的底层民众，他们被剥夺了利用自己
微薄的技能维持生活的机会。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知识分子则因为
丧失了讨论的自由、思考、阅读的自由而不满。因此，一旦改革者为
了经济改革而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民众立刻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
对自由的诉求。改革者一门心思进行的经济改革，立刻就会变成更广
泛的摆脱思想、政治控制的社会运动。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力量推
动改革者调整自己的方案，改革的议程很快就会走向对旧体制之核心
进行改革，即政治改革、执政党体制改革，以重建社会治理体系。戈
尔巴乔夫的改革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俄罗斯转型故事并不独特
不幸的是，这样的改革通常很难成功。这不完全是因为民众的要
求不正确，也不完全因为改革者缺乏诚意。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民众、知识分子，还是改革领袖及其智囊、支持者，其实都缺乏进行改革的
必要知识和技艺准备。
民众和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痛恨旧制度，对于新制度则只有憧憬的
激情，而无细致、严谨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中，他们更娴熟于破坏，这只需要诉诸激情即可；而缺乏建设新的制度的知识和技艺，这是需
要在实践中学习的。苏联体制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国家权力之外不存
在任何层面社会的自我治理，生活在集体宿舍中的人们甚至连家庭的
治理技艺都会丧失。因此人们无从掌握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艺，甚
至连他们争取新制度的行为也保留着旧制度的鲜明特征。
结果，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苏联的旧体制瓦解了，但是人们在改革过程中所向往的新
制度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几乎
所有人都感到失望，这正是大多数俄罗斯人过去十几年来的主要心态。当年对改革越热心的人，失望却强烈。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表
达不满的方式仍然是留恋过去，美化旧体制。
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能否启动全面的改革、转型，要看是否能够
碰到一位具有远大理想的改革者，他恰好又占据着有利位置。这当然
是运气问题，并无任何必然性。俄罗斯人是幸运的，他们接连碰上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都具有改革的勇气，都具有义无反顾地
告别旧制度的决心。
但是，一个社会终究不能靠运气建立起优良的政制。由运气带来
的改革者所启动的全面变革究竟呈现出什么形态，最终通往自由宪政，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否在短暂的时间内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把新规则
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迅速地按照新规则建立起可以运转的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新制度才能够扎下根来，获得生命力。而这就要求，整个
社会在启动全面改革之前，至少部分民众有机会学习、练习新制度所
需要的治理技艺。这进一步又意味着，在改革启动之前，权力本身不
是那么绝对，社会还有一些自治的空间，新规则、新制度在旧制度下
有机会生长发育，哪怕不那么完整。
很显然，这样的条件十分苛刻的，甚至自相矛盾：假如不是权力
过于绝对，民众及知识分子的改革诉求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人们具有
强烈的改革愿望，几乎必然意味着人们缺乏训练改革后之新体制所需
要的治理技艺机会。
不难理解，俄罗斯何以至今仍然未能顺利完成当初人们所期望的
改革计划，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宪政体制。其实，转型过程如此拖延，
乃是历史的常态。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如此。
宪政制度是一套十分精巧的机制，生成与维系条件十分苛刻，尤
其是需要社会自身成长、知道如何自我治理，知道如何在自由与权威、在原则与权益之间折衷。达到这样的条件，当然十分困难。但俄罗斯
中国诺贝尔奖
人无论如何应当感谢戈尔巴乔夫，因为他至少启动了转型的过程。至
于最终俄罗斯能够得到什么，则要看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努力。所有怪
罪戈尔巴乔夫者，如果不是硬心肠的守旧者，就是在推卸自己的公民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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