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
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
衣保中
东北经济区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单元，既不同于自然地理区域，也不同于行政区域，而是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等要素构成的区域共同体。区域开发是经济区形成的物质基础，而区域经济近代化，即以近代工业为基础，以近代交通为纽带，形成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大生产，才形成了具有近代含义的经济区。就东北地区而言，在古代长期处于缓慢的开发期，晚清以来，伴随着移民开发浪潮，东北经济迅速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在２０世纪初形成了一个被国内外普遍认同的经济区域。
一、区域开发与商品粮基地形成
东三省是哪三省曾在辽东颁行“招垦令”，鼓励关内农民出关开荒。不久又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先后设立官庄，将大批罪犯流放到吉、黑地区充作壮丁，同时派拨旗兵和站丁进入东北屯驻，开辟大片旗田。但清政府从“首崇满洲”，维护“龙兴之地”的统治利益出发，乾隆以后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划作“围场”、“牧场”、“禁山”、“蒙地”等等，禁止流民进入私垦，限制了东北的土地开发。因此，直到近代以前东北区域仍然是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边陲奥域。战争后，清政府从增加财政收入和抵御沙俄侵略的需要出发，对东北的封禁逐渐放松，东北移民迅速增加。据统计，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９１０年，东北人口由２８９.８万人增长为２１５８.２万人,６０年间净增人口１８６８.４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山东、
河北移来的农民。移民的增加和清政府的弛禁放垦政策，促进了东北的土地开发。１８５７年后奉天地区各牧场、围场及封禁地陆续对垦民开放。据统计，到清末民初，奉天全省垦地面积已达６８２２．６万亩，吉林省垦地面积达４９３．２万垧，黑龙江省亦达２１１万垧。［１］
随着人口和耕地的增加，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据１９０８年调查，东北五大主粮年产量总和为８００多万吨。１９１１年，吉、黑两省粮食产量亦已达１０１．５亿斤，人均粮食达１２００多斤。清末东北出现了很多粮食剩余的州县。例如绥中县盛产粮食，谚云:“填不满的山海关，拉不败的中后所(即绥中县)。”［２］每年输出粮食５万石，花生５万斤，豆饼７万块。东北地区每年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粮，粮食的商品率迅速提高，从各种资料反映的综合情况看，清末东北的粮食商品率在３０-４０%左右。辽东在乾嘉年间，也曾有部分粮食运往关内。但当时辽东是清朝“陪都”盛京的所在地，王公大臣聚集之处，农产品主要用于供奉王公贵族、八旗驻兵及官府衙门，剩余部分十分有限。清政府为了保障盛京地区粮食供给，对“奉天、直隶海船往来，贩运米豆杂粮，向有例禁”,［３］限制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致使辽东农业长期处于封建自然经济状态。１８６１年牛庄(营口)开港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开始向东北渗透。１８６３年清政府被迫开放“豆禁”，下令“各海口豆石开禁，准令外国商船运售”。［４］“豆禁”开放后，大量外轮进入营口。外商参与东北粮豆运输和贸易后，营口大豆、豆饼、豆油的输出量逐年增加,１８６４年为１６６.５万担,１８６７年增为２１６.２万担。１８６９年，清政府又解除了将大豆运往外国的禁令，从此东北大豆不仅运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而且
开始向日本、香港、南洋等地输出，东北的粮豆市场进一步扩大，输出量也日益增加。１８７５年，营口大豆的输出量为２７５.９万担,１８９１年已达７３１.４万担。１９０８年，东北大豆在英国试销成功，同年沙俄纳坦索公司将东北大豆、小麦等粮谷５０００吨输往美国，哈尔滨粮食交易所也在同年将在东北购买的１０００吨大豆销往敖得萨。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也先后取消对东北大豆进口的限制。从此，东北大豆对欧美的输出明显增加，东北粮食生产迅速被纳入世界市场中。此后，东北的大豆三品输出不仅数量猛增，而且很快由向
关内市场输出转向国外市场输出。１９０８年东北大豆输往日本占３５．９%，输往欧洲占５．４%，输往中国关内占５８．７%;１９１０年，输往日本占１３．８%，输往欧洲占７６．４%，输往南洋占０．８%，输往中国关内仅占２３%。东北粮食生产商品化导致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使清末东北粮食种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为大豆和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的迅速增加，形成了东北北部麦类种植面积比例较大，东北南部大豆种植比例较大的专业化生产格局，东北地区作为中国以大豆和小麦为主导产品的商品粮基地的地位得以奠定。
二、工业近代化和产业结构特征
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竞相进入东北，设厂开矿，近代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手段也迅速传入东北，对东北传统手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东北传统手工业为适应新历史潮流，逐渐采用新工艺
和新设备，开始了近代化历程，近代产业开始形成。清季东北传统手工业不仅在生产上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而且在经营上也开始由家庭手工作坊向近代产业化经营发展，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逐渐发展起来。清末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的产业结构。其突出特征是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中心，形成了东北三大支柱产业———榨油业、面粉业和酿酒业。榨油业是伴随着东北大豆商品生产基地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优势产业。东北的榨油业先在营口发展起来,２０世纪初，大连逐渐成为东北大豆的集散中心和输出基地，榨油业也迅速崛起，取代营口而成为东北榨油业中心。１９０６年，大连只有１家华商榨油厂,１９１１年发展到４２家，全部采用机器生产，资本总额达１１０余万元。清季东北北部的榨油业渐有起，有新式榨油厂２５家，而旧式油坊则有千家以上。东北的机器面粉加工业俗称“火磨”,１９０３年，双合盛火磨在哈尔滨开业。到１９１１年，哈尔滨共有华商经营的大型火磨７家，成为东北机器面粉业的中心。基于区域内居民饮食习惯而形成的酿酒业是东北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１８９５年，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清政府大力“招商试办酿酒公司，以收利权”。此后我国北方开始大规模经营酒业，而尤以“东三省为最盛”。到清末时，东北地区共新增大型酒厂７９家。与此同时，随着以兴办近代工业为内容的洋务活动的展开，东北地区的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也开始兴起。在矿业方面,１８８７年李鸿章委派李金镛到漠河组织矿务局,１８８９年初，正式开采漠河及奇乾河两处金矿。１８８９-１８９４年，漠河矿务局的黄金产量达１１５９６８两，官府及股东皆获大利，成为李鸿章筹办洋务活动获益最大的企业之一。１８８９年，候补知县程光第又在吉林东疆珲春天宝山一带筹办银矿,１８９２年，建立了东西两厂，从１８８９到１８９３年，
共出矿砂７２４０６４８斤，炼出银质６８７１９６斤，提矿银１６１４００两。１８９６年，清廷在东北实行招商开矿政策，在金州、海城、宽甸、盖平等地出现商办矿业数十处。１８９８年７月，清廷任命贵泽办理奉天矿务，开展矿产调查，设立矿务分局多处，发布告示，鼓励商人办矿。１８９９年，盖平、复县等地已有商办矿业２０余处。２０世纪初，奉天省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商办矿业。１９０９年，奉天省已有商办金矿９处，铅矿１处，石棉矿１处，铁矿２处，铜矿１处，煤矿５９处。此外，俄、日等国也在东北地区投资建立了一批矿业公司，在本溪、抚顺、扎赉诺尔等重要矿区掠采矿产。在机械制造业方面,１８８１年６月，清政府在吉林设立军火制造厂，历时一年半，吉林机器局建成。安装了从美、德等国进口的机器设备。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２日开始投入生产。吉林机器局是东北地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开端，其规模、设备及经营管理手段，当时不仅在东北，而且在全国也处于领先水平。从总的方面来看，清末东北地区工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轻工业以榨油业、面粉业和酿酒业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为中心，初步形成了粮油加工业产业的区域经济优势。重工业方面则以采矿业为重心，辅以处于萌芽状态的机械制造业，构成了资源依赖型的区域经济特征。这些特征作为历史遗产，一直延续到现在，构成了东北经济区的产业特。
三、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与区域市场的形成
东北粮豆贸易的发展，工业的勃兴，使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也日趋活跃。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于中央通货不敷需求，造成通货奇缺，于是清廷允许各省设立纸
币发行机构，东北三省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官方金融机构。奉天省于１９０５年设立奉天官银号,１９０６年，该号赢利达２０２２９９两,１９０７年改为东三省官银号。吉林将军延茂在１８９８年设永衡官帖局，发行吉林官帖。１９０９年合并为永衡官银钱号。到１９１１年，总号已拥有资本１３４２１２８两，在长春、哈尔滨、天津、上海等地的分号亦拥有资本１６６０８７１两。［５］１９０８年又成立黑龙江官银号，属官办企业。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广信公司等三大地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运作，形成了东北地区的区域金融体系。与此同时，银炉、钱庄、当铺等民间金融机构也日益繁荣。营口的银炉在１８９６-１９０６年间达到鼎盛时期,１０年间增设银炉２６家。各银炉发行“过码炉银”，演变成代收代支的信用转帐机构,“成为商业交易上资金交流中枢渠道”［６］。１９０４年，益发合在长春设益发钱庄，辛亥革命前其支号已遍布乐亭、营口、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双城堡等地。光绪年间，吉林城钱庄已是“比户相望”，其中功成玉钱庄势力尤大。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金融市场的形成。１９０３年，中东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形成东北丁字形主干铁路运输大动脉，通车里程为２４２５.３公里，东北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为帝国主义掠夺东北丰富的资源提供了条件，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东北区域内外经济联系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区域商贸市场的发育。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东路自长春到大连的南满干线，日本开始全力经营大连港，而沙俄则加强了海参崴的港口建设，这两个港口作为新兴的东北外贸基地迅速崛起。１９０６年以后，东北除了营口和大连外，又新开辟了大量商埠，到１９１０年，东北新辟商埠已达２４处。这样，就给外国贸易商敞开了大门，大量外商深入到东北腹地各个角落，把东北城乡经济联为一体，逐
渐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清末东北区域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粮豆及其加工品的商品贸易为中心。其显著标志是粮栈业在东北地区商贸活动中发挥着中枢作用。１９１０年，东北２９个城镇就开设有大小粮栈４４９处。而各地杂货店、大车店、火磨、油房、烧锅、酱园等也往往兼营粮食贸易。东北金融机构都通过所控制的粮栈在一定范围内垄断了粮食贸易。各地的钱庄、银炉等也都参与粮食贸易活动。总之，当时东北的商业资本呈现出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特征，而粮豆及其加工品的贸易则是联结这三种资本的纽带。因此，以粮食交易为中心的东北商业资本一时呈现出极其繁盛的景象。随着商业贸易的活跃，东北各地形成了具有不同辐射范围的商贸中心城镇。奉天省城奉天不仅是清代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东北南部地区一个传统的商业中心。除了拥有数千家作坊和店铺外，还设有大批官办金融机构、市政设施及近代企业。号称“南满三港”的大连、营口和安东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口岸迅速崛起，据１９１１年统计,“南满三港”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为６７８２万海关两、７４５３.４万海关两和１０９８.７万海关两。“南满三港”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北内地商贸的繁荣。东北中部的长春和吉林因粮豆贸易的兴盛而发展起来。长春周围是大豆主产区，因而榨油业和粮栈业盛极一时，海内外称之为“豆城”。１９１０年，东北地区发往营口港的豆饼中，长春竟占一半左右。东北北部的哈尔滨地处中东铁路与松花江航运的交汇之处，发挥着水陆交通枢纽的作用，成为东北北部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出现了“商贾辐辏，货物云集，贸易兴盛”的繁荣景象。一些新兴小城镇的商务亦初具规模。就连边远的海拉尔亦有杂货铺百余家，饭店３０余家。东北区域市场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省普遍建立了区域性的商会组织。１９０６年３月，奉天省设立商务局，
派员分赴各属劝办商会。在半年内，奉天省成立商会组织５０余处，其中奉天、营口、安东三地为商务总会，锦州、盖平、辽阳、铁岭等３８处成立了分会，还设有商务分所１６处［８］。１９０７年，吉林省、长春府成立商务总会。黑龙江省商务总会亦于１９０７年成立。［９］
商会内部一般设总理、协理、会董等职。其主要工作是:(１)调查商务，反映商情;(２)研究商学，开办学堂;(３)和协商情，调节商讼;(４)改良商品，扩大销路。商会的设立，把涣散的本地商人组织起来，既便于官府的管理，也有利于华商共同对外，抵御外商势力的压迫。同时，也初步打破了东北原有的直隶、山西、吉林等封建性的旧式商帮组织，有利于区域市场的发育。
四、区域产业布局的特点与成因
在东北经济区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的区域产业布局。其主要特点是:(１)工矿业大多集中于铁路沿线地带，形成以铁路为中心的狭长工矿业地带。大连、奉天、长春、哈尔滨这４大工业城市都分布在东北中部铁路干线地带，既是工业中心，又是交通枢纽。(２)东北南部和北部在工业布局上有很大差别，东北南部油坊业、缫丝业和织染业比较发达，而北部则以面粉业和酿酒业为产业骨干。在矿业方面，南部以煤炭开采最盛，而北部则以金、银矿开发最为显著。(３)在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某些工业部门日益向某一地区集中，形成了一些工业中心。如榨油业，以东北南部最为发达，尤以大连、营口、安东三港最为集中，而大连则成为东北榨油业中心。面粉加工业主要分布在以哈尔滨为中
心的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缫丝业主要集中在奉天省的东南部山区，尤以安东为中心。机器织染业则奉天(沈阳)、铁岭最为发达。(４)近代机器企业比较集中，而一般传统手工业则比较分散。例如：东北的榨油业和面粉业由于转化为机器生产，故出现了集中的趋势，而烧酒业仍停留在手工生产阶段，因而东北“烧锅”遍地开花，几乎处处皆有。清末东北产业布局的这些特点是由以下一些因素决定的。其一，外国资本的投向是清末东北工矿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清末东北近代工矿业中有大部分是由外国投资的，帝俄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直接改变了东北的经济局势，直接促进了铁路沿线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日俄战争后，双方在东北瓜分了势力范围，帝俄以哈尔滨为自己经营“北满”的基地。而日本则以大连为控制“南满”经济的基地，因而清末这两个城市的工业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齐齐哈尔、吉林、沈阳等３个老省会，成为新兴的东北经济中心，而这两个城市的产业经济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彩。其二，市场条件是影响东北工业布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清末东北商品市场分别为俄、日两国瓜分。北部靠近俄国远东地区，以面粉、酒类和糖为大宗消费品，因而帝俄在东北大力投资于面粉加工业、酿酒业和制糖业，形成东北北部工业布局的一个特。南部靠近日、英、美市场，日本是东北豆饼最大的消费市场，英美则是东北豆油的主要买主，这些产品都由大连、营口、安东等港口向外输出，销路极好，因而直接促成了这３大港口榨油业的发展，形成东北南部的经济特。其三，农业生产布局直接制约着工业布局。清末东北的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它的原料全部由农业提供。清末东北农作物种植的基本格局是“南大豆北小麦”，这样，就直接促成了东北南部榨油业的发达和北部面粉加工业的发展。而安东一带柞蚕制丝业的繁荣，主要也是与这一地区养蚕业十分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四，交
通运输条件对工矿业布局有着重要影响。清末东北的工业主要分布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便于原料的运入和产品的外销。而矿业的开发也往往受到交通条件制约。因此，东北的矿业亦主要分布在铁路周围地带，或江河航运便利之处。其五，自然条件制约着工矿业的地区分布。东北一些有金属矿业的分布，主要是由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决定的。例如夹皮沟金矿、三姓金矿、天宝山银矿、漠河金矿等等，都分布在十分僻远的地区，但由于矿质的丰富，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开采。
综上所述，在清末东北大开发过程中，东北经济区伴随着商品粮基地的形成、产业近代化以及区域市场的发育而初步形成。当时东北的经济特征、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已经初步具备了现在东北经济区的雏形。
注释:
［１］满蒙全书(３)［Ｍ］．农业篇．［２］绥中县乡土志［Ｍ］．清季抄本．［３］清朝文献通考［Ｍ］．卷３３．
［４］姚孝贤．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Ｍ］．中华书局，９６２．
［５］吉林行省档案,１(７-２)４５６.
［６］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选辑（３）［Ｍ］．
［７］守田利远．满洲地志（中卷）［Ｍ］．第４编，第９章，第２节．
［８］奉天通志［Ｍ］．卷１１５．
［９］东三省政略［Ｍ］．卷１１．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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