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明：“⼈与经典”总导读
“⼈与经典”总导读
⽂ / 柯庆明
⼀乡之善⼠，斯友⼀乡之善⼠。⼀国之善⼠，斯友⼀国之善⼠。天下之善⼠，斯友天下之善⼠。以友天下之善⼠为未⾜，⼜尚论古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上述孟⼦谓万章（万章是孟⼦喜爱的⾼⾜弟⼦）的⼀段话，或许最能诠释孔⼦所谓：“⽆有不如⼰者”之义，因为这⾥
的“如”或“不如”，就孔⼦⽽⾔是从“主忠信”⼀点⽴论，⽽就孟⼦⽽⾔，则从其秉性或作为是否⾜称“善⼠”，⽽更作“⼀乡”、“⼀国”、“天下”之区别，以见其⼼量与贡献之⼤⼩，充分反映的就是⼀种“同明想照，同⽓相求”的渴望。这种不谋其利⽽仅只出于“善善同其清”的道义相感，或许就是所谓“交友”最根本的意义：灵魂寻求他们相感相应的伴侣，“知⼰”因⽽是个⽆限温馨⽽珍贵的词语。
但是“善⼠”们，不论是“⼀乡”、“⼀国”或“天下”之层级，在这⾼度繁复流动的现代世界⾥，⼤家未必皆有机缘相识相交⽽相友，于是“尚论古之⼈”的“尚友”就更加重要了。因为透过“颂其诗，读其书”：我们就可以发现精神相契相合的同伴；当我们更进⼀步“论其世”，不仅“听（阅）其⾔”，⽽进⼀步跨越时空、历史
的距离，“观其⾏”时，我们就因“知其⼈”，⽽可以有“尚友”的事实与效应了。
我们因为这些“古之⼈”的存在，⽽不再觉得孤单。虽然我们或许只能像陶渊明⼀样，深感“黄（帝）唐（尧）莫逮”，未能及时⽣存于那光辉伟⼤的时代，⽽“慨独在余”，⽽深具时代错位的⽣不逢时之感；但却也因此⽽⽆碍于他以“⽆怀⽒之民”或“葛天⽒之民”为⼀⼰的认同；在他以五柳先⽣为其寓托中，到⾃⼰有异于俗流的⽣存⽅式与实现⽣命价值的途径。
虽然未必皆得像陶渊明或⽂天祥那么戏剧性；“风簷展书读”之际，时时发现⾜资崇仰共鸣的“典型在宿昔”，甚⾄⽣发“敢有歌吟动地哀”的悲悯同情，却是许多⼈共有的经验：这使我们不仅⽣存在同时代的⼈们之间，更同时⽣活在历代的圣贤豪杰、才⼦佳⼈，以⾄虽出以寓托⽽不改其精神真实的种种⼈物与⼈格之间，终究他们所形成的正是⼀种，⾜以寄托与安顿我们⽣命的，特殊的“精神社会”：或许这也正是⼈⽂⽂化的真义。
当这些精神⼈格所寄寓的著作，能够达到卓超光辉，⾜以照耀伦：个别⽽⾔，恍如屹⽴于海涛涌彼岸的灯塔；整体⽽⾔，犹若闪烁于⽆穷暗夜的漫天星⽃，灿烂不尽……这正是我们不仅“尚友”古⼈，更是⾯对“经典”的经验写照。
在各⼤⽂明中，许多才⼠伟⼈⼼⾎凝聚，亦各有钜著，因⽽成其“经典”；终⾄相沿承袭，⽽⾃成其⽂化“传统”，⾜以辉映古今，这⾃然皆是⼈类所当珍惜取法的瑰宝。⾄于中华⽂化的经典，⼀⽅⾯我们尊
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原文崇它们的作者，如刘勰《⽂⼼雕龙·征圣》所宣称的：“作者⽈圣，述者⽈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但是对于此类“上哲”的形成与“经典”的产⽣，历来的贤哲们，更多有⼀种“殷忧启圣”的深切认知。这种体认最清晰的表达，就贤哲⼈格的陶铸⽽⾔，⾸见于《孟⼦· 告⼦》：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孙叔敖举于海，百⾥奚举于市：故天将降⼤任于斯⼈也，必先苦其⼼志，劳其筋⾻，饿其体肤，空乏其⾝，⾏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恒过，然后能改。困于⼼，衡于虑，⽽后作。徵于⾊，发于声，⽽后喻。⼊则⽆法家拂⼠，出则⽆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于忧患⽽死于安乐也。
这⼀段话，不仅指出贤者的早岁困顿的岁⽉，其实正是为他们⽇后的⼤有作为，提供了经验知识的准备，更重要的是陶铸⼒堪⼤任的⼈格特质。⼀⽅⾯是⼈类的精神能⼒必须接受挫折和困顿的开发：“所以动⼼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另⼀⽅⾯则是处世谋事要恰如其分，肇造成功，永远需要以“试误”的历程来达臻完善：“⼈恒过，然后能改”；则创意的产⽣来⾃困难的挑战，也来⾃坚持解决的意志与内在反复检讨图谋的深思熟虑：“困于⼼，衡于虑，⽽后作”；⽽任何执⾏的成功，更是需要深⼊体察⼈⼼的动向，回应众⼈的企盼与要求：“徵于⾊，发于声，⽽后喻。”简⽽⾔之，智慧⾃历练来，志意因⾃胜强，执业由克⼰⾏，成功在众志全……孟⼦所勾勒的其实是与⼈格养成不可分割的，⼀种另类的“个⼈的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因此当他们将此类“个⼈的知识”，转成话语，形诸著述，反映的仍然寓涵了他们“⽣于忧患”的经验，以及超拔于忧患之上的精神的强健与超越、通达的智慧。
对于中国“经典”的这种特质，最早作出了观察与描述的，或许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少卿书》说：
古者，富贵⽽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常之⼈称焉。盖⽂王拘⽽演《周易》；仲尼厄⽽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孙⼦断⾜，终不可⽤，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以⾃见。
⽬，孙⼦断⾜，终不可⽤，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以⾃见。
司马迁在《史记· 太史公⾃序》中亦作了类似的表述，只是⽂前强调了：“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就上⽂的论列⽽⾔，⾸先这些“经典”的作者都是“倜傥⾮常之⼈”，⾜以承担或拘囚、或迁逐、或遭厄、或残废等等的重⼤忧患，但皆仍不放弃他们的“欲遂其志之思”，⽽皆能“发愤”，以“退⽽论书策”，“思垂空⽂以⾃见”来从事著述。
其中的关键，固不仅在“不得通其道”之事与愿违的存在困境中，“意有郁结”⽽于“恨私⼼有所不尽，鄙陋没世，⽽⽂采不表于后世也”的存在焦虑下，欲“以舒其愤”之际，选择了“思垂空⽂以⾃见”的⾃我实现的⽅式；⽽更重要的，是他们皆能够跳出⼀⼰之成败毁誉，採“退⽽论书策”，以诉诸集体经验，反省传统智慧的⽅式，来“述往事，思来者”。就在这种跳脱个⼈得失，以继往开来为念之际，他们皆以其深刻⽽
独特的存在体验，对传统的经验与累积的智慧，作了创造性转化的崭新诠释。于是个别的具体事例，不仅只是陈年旧事的记录，它们却更进⼀步的彰显了某些普遍的理则，成为⾜以指引未来世代的智慧之表征，这正是⼀种“⼊道见志”的表现；这也正是“个⼈的知识”与“传统的智慧”的结合与交相辉映。
因⽽“经典”虽然创作于古代，所述的却不⽌是仅存陈迹的古⼈古事，若未能掌握其中“思来者”的写作真义，则好学的读者即使“载籍极博”，亦不过是⼀场场持续的“买椟还珠”之游戏⽽已。因⽽这种透过个⼈体验所作的创造性转化与诠释，不仅是⼀切“经典”所以产⽣与创造的真义；更是“经典”所以能够⽣⽣不息的与时俱新之契机；我们亦唯有以个⼈体验对其作创造性的转化与诠释，才能真正掌握这些“经典”中，“⼤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的艰苦⽤⼼，⽽领会其⾼卓精神与⼴⼤视野，激荡⽽成我们⼀⼰志意之升华与⼼灵境界之开拓。这不仅是真正的“尚友”之义，亦是我们透过研读“经典”，⽽能导致⽂化传统与⼈⽂精神，得以永续的层层提升与光⼤发扬的关键。
基于上述理念，王德威院⼠和我，决定为麦⽥出版策划⼀套以中华⽂化为范畴的“⼈与经典”丛书，⼀⽅⾯选择经、史、⼦的⽂化“经典”；⼀⽅⾯挑选中国⽂学具代表性的辞、赋、诗、词、戏曲、⼩说，以及台湾⽂史的名家名作，邀请当代阅历有得的专家，既精选精注其原⽂；亦就这些伟⼤作者的其⼈其事，作深⼊浅出的阐发，以期读者个别阅读则为“尚友”贤哲；综览则为体认⽂化“传统”：既⾜以丰富⽣命的内涵；亦能贞定精神上继开的位列，因⽽得以有⽅向、有意义的追求⾃我的实现。
于国⽴台湾⼤学澄思楼三〇⼋室
柯庆明，台湾⼤学名誉教授。
（本⽂录⾃刘少雄著《有情风万⾥卷潮来：经典 ·东波 ·词》之总导论，麦⽥出版，2019年10⽉）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