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迁都原因
中国历代王朝迁都原因分析
从夏朝到中华民国的漫长历史当中发生了多次迁都。迁都的原因不一，有的是因为自然原因，有的是因为政治、经济原因，还有的则是因为外敌入侵。细究中国殷商以来的历次迁都史迹，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把中国古代的“迁都”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北迁时代(殷商)：生态环境的恶化
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迁移都城，究竟是为什么呢?《尚书》中记载了盘庚的理由：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慼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尚书·商书·盘庚上第九》) 主要原因，大概就是盘庚所说的“不常宁，不常厥邑”。用今天的眼光看，商朝频繁迁移都城，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
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总之，在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商民必须再次迁都。
从地图上看商代的亳、嚣、相、邢、庇、奄、殷七个都城，在东南西北四方方向上都有分布，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仔细寻味，就可以发现如下几个规律：他们的都城皆是处于肥沃的河谷地带；为了觅得更有肥力的土地，历次迁都地点不会重合；伴随着气候的变化，他们迁都的总体方向是往北的。
(二) 东迁时代(从殷商到汉末)：西方少数民族的威胁
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在得到天下不久，周公在现在的河南洛阳附近营造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都，洛邑的居民则是商朝遗民。当时西周的核心位置还是以镐京东都为中心，王畿附近方约千里的地域。
虽然周曾是殷商的“西患”，但周最紧急的外患也是来自西方，特别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周幽王时，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时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太子宜臼(即东周平王)
凭借诸侯的援助，迁都洛邑，建立东周。这就是“平王东迁”，也是最有名的一次东迁。
到宪公时(公元前701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向东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此后秦向西灭邦、冀戎、小虢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此次“东迁”，为秦的称霸西戎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史记》称赞道：“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进入战国之后，征伐日起。各国为了在争霸中取胜，纷纷招徕人才、修整武备，为了富国强兵而采取各种各样的“变法”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秦国，就有我们最熟悉的“商鞅变法”。为了争取中原，图谋向东发展势力，在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史记·商君列传》)一条。其实在迁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附近)以前，秦国的都城已经在献公二年东迁栋阳(今陕西省临潼县武屯镇)，秦于此立都共三十四年(公元前383～350年)，至孝公十二年迁咸阳。从雍东迁到咸阳，表明秦国的战略方向从西戎彻底转向了中原争霸。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最伟大的君主始皇帝实现了祖先的梦想，统一六国，兼并天下。
秦朝像一个耀眼的流星，辉煌而短命。之后就是烜赫的汉帝国。西汉的都城选在咸阳边上不远处，称为“长安”。在西汉刚建国的时候，
刘邦曾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则劝其选择长安。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充分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但刘邦征求臣的意见，“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所谓…周‟，指东周都城洛阳)。”刘邦疑而不能决，直到张良也说应建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以上均《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明年夏，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立刘盆子，称尊号，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其实，每次起义、革命爆发，对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文物典籍等破坏最彻底的都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们对于一切都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也就无所顾忌。由于长安城在战争中破坏严重，东汉只好选择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作为都城。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东汉定都洛阳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东迁。在公元
196年，汉王朝的都城再次东迁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而此时绵延几百年的汉室也快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
(三) 南迁时代(三国到明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
历代王朝
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的时候，中原的大量平民为生存所迫，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几条路：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东去，渡海去辽东或许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选择；南下，虽然有越族、苗蛮，那里温湿的气候、丰饶的土地也很吸引人。很多人在权衡之后，毅然选择了南下。于是，南方的大开发开始。
公元220年，孙权都武昌；公元229年，也就是吴黄龙元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定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但中原的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先是八王混战，然后是旷日持久的“五胡乱华”，黄河流域陷入了空前大混乱。而此时的长江流域，依然安静得一如江南的细雨柔风。在屠刀的威胁下，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长江以南成为安居的乐土，躲避杀戮的室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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