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畅销书大盘点
作者：周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时代的文化记忆。
回眸中国成立近60年来的畅销书，我们发现：每一本都是一个社会晴雨表。每一本的背后，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经济特征、文化潮流以及审美趣昧。
畅销书不但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且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大众心理。
《青春之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四大名著”被概括为“三红一青”：“三红”即《红日》、《红岩》、《红旗谱》，“一青”即《青春之歌》。据老鬼在《母亲杨沫》中记载：“……不管怎么说，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是空前的。到1990年为止，32年来此书累计发行了500万册，并翻译成英、日、法、德、俄、乌克兰、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蒙古、越南、印尼、阿拉伯、乌尔都、哈萨克、世界语以及藏文等18种文字。一部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能有这么多文字译本，实属罕见。”
不过，《青春之歌》当时也颇有争议。1959年第2期的《中国青年》发表北京电子管厂工人郭开的文章一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首次对《青春之歌》进行了公开批评，文章说：“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从1959年9月开始，杨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的内容；增加了对林道静身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判； 增加了林道静思想改造方面的描述。尽管如此，“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成为《青春之歌》的代名词，并且成为一直流行到今天的一个时尚名词，只是被简化为“小资情调”。
《语录》
据说，20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不是《圣经》，而是我们的“”《语录》。据统计，从1965年5月问世的总政版《语录》第1版，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语录>的通知》，各种版本的《语录))总印数达10．55亿册，10亿人民人均一册。此外，当时还有各地大专院校和各级革委会编印的非正式版本《语录》440多种，有的版本甚至收入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
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
“”时期的畅销书除了《语录》，就是《选集》了。1967年5月11日，“中央小组”宣传组在北京成立“著作出版办公室”，到当年年底，全年印制《选集》9211万部、《语录》3．7亿册。
还有统计显示，仅1966年～1970年的5年内，全国用于印制著作的纸张达65万吨，比1950年～1965年16年间的书籍用纸总量还多5．66万吨。到1979年6月底，存放在全国新华书店库房中的著作还有3．14亿册。
《十万个为什么》
在电影((不见不散》中，扮演导游的葛优对一位问东问西的游客说：“你这一路上问了多少个为什么了，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啊?”——由此可见《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力。
难以想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十年动乱期间，一套科学普及读物竟然能够畅销不衰。从1960年的第1版到1999年的第5版，《十万个为什么》累计销售高达1000多万套、1亿多册。
从1960年7月开始出版到1962年12月出齐的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有1484个“为什么”，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动物、农业、地质矿物、生理卫生8个分册，向读者解答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古代人是怎样计时的?四季是怎样形成的?海水为什么发蓝?水壶里为什么会长水垢?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为什么汽水瓶一打开会有很多气泡翻腾?
从1971年起，《十万个为什么》推出第3版，增订为21册，发行量达到上千万册。但为配合当时的形势，也出现一些错误的“为什么”。比如“为什么三千吨的船台能造万吨巨轮?”《十万个为什么》解答说：“上海船厂的工人、革命干部和技术人员实行‘三结合’，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十万个为什么》先后推出第4版和第5版。科学在不断进步，有些“为什么”已经淘汰了，但新的“为什么”又产生了，所以，在第1版解答过300多个“为什么”的科普作家叶永烈说：“如液晶手表、液晶电视，孩子就要问液晶是液体还是固体?科学是常新的，科学是在发展的，不断地吐故纳新，这样才能是科学作品。”
《金光大道》
在70年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被概括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这个作家就是浩然，他以一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而走上人生的金光大道：1974年被江青委派到西沙岛前线体验生活，写出一部诗体小说《西沙儿女》；随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出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1976年9月还成为治丧委员会内惟一的文学界代表，并成为“四人帮”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人选。浩然的名字还被载入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
《金光大道》全书四部，共计200多万字，从1970年起用了7年时间完成。《金光大道》从办互助组写起，一直写到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其中的主人公高大泉后被文学评论界概括为“高大全”，成为一个专业名词。
《第二次握手》
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位置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题，发表了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读者来信。“编者按”写道：“本报复刊后，接连收到读者来信及书评，为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被打成‘反动小说’的《第二次握手))(原名
《归来》，又名《归国》)鸣不平，要求调查这本书的情况，为它平反。读者指出：这本书曾在许多地方青年中传抄，后被清查、搜缴，一些同志因这本书而无辜受害。这是落实党的政策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同志的支持下，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9年7月正式出版《第二次握手》。据戴煌在《与平反冤假错案》记载：“……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争购的长队。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这本与其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430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扬的长篇传记文学《我与＜第二次握手＞》，书中写道：“丁玲认为《第二次握手》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她很动感情地说：这部手抄本曾经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刻的温暖’。”
而青年工人李谦当年写给《中国青年报》的那封读者来信，也在199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丑陋的中国人》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我们遇到了许多困惑和阻力。后来，我们终于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到了答案。
据《丑陋的中国人》大陆版第一位责任编辑、原湖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杨衡钟回忆，《丑陋的中国人》在1986年9月出版后，他们不到两个月就印刷了90万册。随后花城出版社在一个月内连续加印两次，总共印刷210万册。当年年底还有时事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
不过，就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大陆的时候，《光明日报》发表针对“柏杨热”的社论《中国人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曾使我们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1987年，《丑陋的中国人》被查禁。据杨衡钟回忆，后来主管文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批示，不能讲《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坏书。从此，这本书允许继续发行，但不能再加印。鉴
于激烈的社会争论，中国华侨出版社还在1989年专门出版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风波》，选编了大陆作家学者对该书的各种评论文章，据说柏杨先生后来还把这本书拿到台湾出版，把书名改为《都是＜丑陋的中国人＞惹的祸》。
《琼瑶全集》
据说在80年代，全国至少有20个以上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琼瑶的言情小说。男女约会的时候，问到对方最近看什么书?女的说《心有千千结》，男的说《聚散两依依》。
如果说邓丽君是以歌声为我们进行了爱情的启蒙。那么，琼瑶则是以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进行了爱情的普及教育。((一帘幽梦》、《庭院深深》、《在水一方》、《我是一片云》、《几度夕阳红》、《雁儿在林梢》、《心有千千结》、《聚散两依依》、《月朦胧，鸟朦胧》……那如歌如梦的爱情故事，曾令多少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夜不能寐。琼瑶曾对把《月朦胧，鸟朦胧》拍成电视连续剧的史蜀君导演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假，我的故事假，可我的感情是真的，就像圣诞树，明知是假的，叮叮咚咚，闪闪发光，每个人都爱看……”
进入90年代以来，琼瑶的言情小说逐渐降温，但琼瑶版电视连续剧却进入高潮：这个频道
是《婉君》，那个频道是《雪珂》，再换一个频道又是《青青河边草》……直到21世纪以来的《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琼瑶阿姨的影响达到了巅峰，真可谓“青山依旧在，几度琼瑶红”。
《金庸全集》
1981年7月18日上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金庸，这是他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见香港同胞。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门口，握着金庸的手说：“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原来，曾托人从买过一套金庸的小说，陪伴他度过几起几落的风雨岁月。 什么书中毛病最多
伟人都喜欢看金庸，何况凡人乎?琼瑶的言情小说在90年代逐渐降温，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却至今流行。作家李陀曾经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
据《远东经济评论》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的估算，光是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累计至少1亿册。
金庸先生自己用小说书名的首字编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文化苦旅》
据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大可先生考证：“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由此可见《文化苦旅》的畅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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