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两地书_中有一个真实的鲁迅_刘绪源
《两地书》中有一个真实的鲁迅
刘绪源
（《文汇报》社，上海２０００４１
）  ２
００５年版的《鲁迅全集》，对《两地书》中的鲁迅原信有新的处理方式。对此，倪墨炎批评说：
“《两地书》不但每封信的内容前后交叉，不可分割，而且在成书过程中，两人共同编辑、抄写、修改、发稿、校对，版权页上
贴许广平印花等等，是一部典型的合作著作。……但是新版全集书信部分的‘定稿专家’……将它作了‘粉身碎骨’的处理：‘粉身’，将鲁迅、许广平的信拆开，剔弃许广平的全部书信；又将鲁迅书信‘碎骨’：逐封按时间先后分插到写给其他人的信件中。这样，在新版全集中，已无法到世上存在过的《两地书》
原信本。”（见《〈真假鲁迅辨〉序》）这话说得有点刻薄，但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我还有一个担心，今后的读者（
尤其是读书匆忙的硕士、博士）发现全集书信部分既有鲁迅这些信，况且还是“原信”，就不再细读《两地书》了。我以为这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在我的眼中，《两地书》是研究鲁迅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如果说，最能反映本真的鲁迅内心的书，第一要数《野草》，那么，第二，就非这本《两地书》莫属了。
人们不会忘记，在《三闲集》里，有一篇《怎么写》，鲁迅在此中批评了那些把“日记”“家书”印行出版的做法：“《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不要以为鲁迅在编《两地书》时忘了自己说过的这段话，这话虽写于１９２７年，但编《三闲集》却是１９３２年春天的事（４月２４日编讫）
，也就是，比编《两地书》（１９３２年夏开始抄改旧信）只早了三四个月时间，几乎是编完这本不久就编那一本了。所以，鲁迅不可能忘记自己刚刚编好的书中批评别人把家书印给许多人看的做法。既不
忘又要印，作为一个异常认真的人，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了，即他相信自己这本书决不会像那些前人一样“装腔”。他在《
两地书》的序中说：“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又说，“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平凡，也是真实的另一表述法。作者是用各种方式，反复强调书中有着自己的“真相”
。这里再补充一点，我看重鲁迅当年悉心编辑改定的《两地书》，甚于后来出版的那些原信、原本之类。我的眼光也许有些可疑：既要了解本真的鲁迅，为什么反而不看重当初所写的原信呢？其实把原信和鲁迅的编定本对照一下就会明白，鲁迅删去的有不少是纯个人的调侃和情话之类，
这些在他看来，的确是不必“刻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否则他就和那些被他批评为“
装腔”者没有多少差别了。后来的编者或子孙们有的却并未深谙他的苦心，或者只想着这些东西一印出来就会有很大的销路吧，于是大印特印。真正有心的读者，对此是不会感到快慰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原信在当初即写即寄，多年后由鲁迅本人郑重地抄改一过，其实就是对当初的思想笔墨作了再次的确认。因本来是写给最可信任的人的私信，所以把自己内心真相谈得极为坦率；
现在又经再度推敲，这就比他其他文章书稿更为可观。这里的“当初”与“现在”，横跨了鲁迅的“前期”与“后
期”，我想这也足以证明，“后期鲁迅”对于前期的自己，显然并不觉得有多么不堪。
下面就来看看《两地书》中鲁迅的“真相”———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好几封信中所披露的内心的真实：“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这是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寄自厦门大学的信。同年１２月１２日，又说：“我在这里，常有客来谈空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倘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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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西扯，坐着不走，殊讨厌也。”此前他也曾说过同样的话：“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信）而这年的１１月１８日，他说得更绝：“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这都是很真实的心灵袒露。隔了两天，１１月２０日的信中，又写道：“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
鲁迅的这些想法，并不局限于校园，这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一年前，１９２５年的５月１８日，他在北京时，就给许广平写信说：“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败无关。但是，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这是指《热风》中的《即小见大》，写于１９２２年，可见鲁迅对于众的看法，并非一时的激愤之言。其实《阿Ｑ正传》所写的，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众”中，当然也包括远远近近的文学青年。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７日的信中，他说：“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１２月２日又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
鲁迅会有这样全面而强烈的绝望，并非因为挑剔，倒恰恰是因为深刻。一旦具有了穿透一切的洞察力，人也就陷入了无尽的痛苦。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３日的信中，鲁迅说：“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一星期后，在３月３１日的信中，他又说：“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此中
的“察见渊鱼者不祥”，用得真是传神之极。事实上，鲁迅心中的黑暗远远胜过我们平时从他的小说杂文中所读到的———他只在《野草》中透露得较多一些———他是深知其“不祥”的。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信中，他坦陈：“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
有着这样的心境，该如何自处呢？鲁迅选择的，是反抗，是与黑暗直接面对，是在明知没有路的地方“姑且走走”，是做那个决不回头的“过客”。
《两地书》中鲁迅的第一通回书（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１日），就回答了许广平关于如何对付苦痛的办法，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人生宣言，我甚至以为，这可以视作打开鲁迅心灵秘藏的一把总钥匙，可惜从来的论者重视此信的似不多见。我们且抄录两段在这里：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
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
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
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
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
就不容易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
交白卷了。
……　……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
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
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这里所说的“骄傲”，其实就是周作人的方式，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而沉浸于自己的民俗学、儿童学、妇女学、希腊神话等杂学之中，与友朋呼应以“略免掉寂寞与空虚”。而“玩世不恭”，大约就是《孤独者》中魏连殳后来所选择的方式，即与黑暗势力表面同流，而内心仍保持独立，佯狂假癫，白眼鸡虫。周作人的那些趣味，在鲁迅身上未必没有；而魏连殳形象中本来就有鲁迅的影子，他在绝望之余也曾说过要投奔老同学陈仪去。但这都不是鲁迅想要走的路，他对此二者充满警觉，时时防范。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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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式，虽或也算解脱，但都便宜了黑暗中的对手，他实在不甘心。诚如他自己所说：“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坟·题记》）所以他采取了自己独特的对策，就是“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他的这些用词，有我们熟悉的幽默自嘲的成分，意思却是严肃的。我以为，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选择。过去研究者常有“前期”“后期”的两分法，即以鲁迅１９２７年进化论思路的“轰毁”为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此前鲁迅的一些想法。但其实，鲁迅的“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在《两地书》中就一再见得。而他这种在“没有法子”的时候以“捣乱”为法，“聊胜于无糖”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他的晚年———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是坚执于此的。
什么书中毛病最多我在前文引过这样的话：“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当鲁迅对眼前的青年、学生、教员，以至“军队”、“土匪”、“世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表示了失望（可参看鲁迅１９２５年３月３１日信），就只能寄希望于“未见面的人们”了。这也可见他那希望的渺茫，因这样的“人们”也可能并不
存在。这很有点像他在《呐喊·自序》里写过的话，他认为中国这“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但金心异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于是鲁迅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关于“希望”和“将来”的话题，在《两地书》中时时出现，这也可说是鲁迅一生的核心话题。鲁迅始终处于怀疑和思考之中，这体现了一个坚执的思想者的无上魅力。他对人类的伟大理想也不轻信：“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８日信）但他随后又说，“‘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这话说得极为平和实在，他大概也时时以此平复自己焦虑的心吧。但紧接着又说：“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封信，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宛若一曲思想的交响，“必无”或“可有”两大主题反复交织，真是好看极了。但从中即可发现，在他的内心里，未来的黄金世界是“料
不定”的，那时比现在“好一点”的空想“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而“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终于不能证实，那么，有什么是切实可信的，是真正可以视作“实有”的吗？———有，即他的“绝望的抗战”。不管结果如何，他总是在切实地、不断地走着，在向这万难打破的铁屋子作不歇的抗争，或如他自己所说，即使终于要被老虎吃掉，“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绝望，然而反抗，这就是《两地书》里所坦露的真实的鲁迅。他始终坚守在原地，毫不退让。周作人本来也和他站在一条壕堑里，但不久就走开了。他们的分道扬镳，不在那些言情小说看多了的研究者所说的兄弟吵架，也不在鲁迅到上海后的所谓“左转”，而不妨以周作人的一篇小文作标记，那就是他的《拈阄》（此文从１９２５年９月写到１９２７年３月，历时一年有半，载《谈虎集》）。文中引了祖父小时候外出看戏三日夜，倦甚而归，所受的长辈训斥：“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周作人由此大受启发：“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多同无聊人纠缠似的。无论去同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厮打，都没有什么意思，都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让我离开了下贱戏子，去用我自己的功罢。”但到底什么是“我的工作”？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要拈阄。周作人说：“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古野蛮”是指他所心仪的人类学与神话学之类，“小野蛮”是指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等；惟“文明的野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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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身上的“蛮性的遗留”，这就与当下的“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有关了。他愿意拈到前两种而不想再和“文明的野蛮”厮打。过了一年半，他把这篇旧文出来删改增补，这时他最想拈到的是“古野蛮”。这表明，经过深思，他决心要沉入到学术工作中去了，而不愿再与当下的“文明的野蛮”相纠缠。文章由“祖训”写起，我想，他是在与早已闹翻却仍站在同一战壕的鲁迅打招呼，甚或，也是在借机“教训”这位同祖的兄长吧。周作人的这一转变，到翌年的《闭户读书论》发表，才算正式完成。当然，研究“古野蛮”，并非全然不顾当下，只是“寓思想于学问”，不再热衷于正面交锋；在这转变过程和以后的岁月中，周作人还是写了不少针对“文明的野蛮”的战斗文章的（如“四一二”后的《诅咒》等）。鲁迅则不为所动，仍然，或更其专注于同“文明的野蛮”的搏杀，愈战愈勇，猛志常在。故此后，鲁迅不再有《中国小说史略》那样厚重的学术作品发表，但也并非全无建设性的努力，如他对新兴木刻运动的提倡，如他的大量翻译方面的成果，就都不是“同无聊人纠缠”。不过他的主要精力，确是投放在当下的战斗中了。
虽然鲁迅也强调“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七），但他关注更多的，或每每直接引起他的批评和愤怒的，主要还是他所熟悉的文人学士、正人君子，乃至聪明人、绅士、叭儿……对社会的批判，也常常是从这些眼下的战斗引申开去的。直接针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批评，反而并不多。在《坟·题记》中，他说：“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阶级’而其实是拿着
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吗？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写于一年后的《答有恒先生》中，他对“攻击社会”与“民众”也作了反思：“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也就是，攻击军阀和民众，一方面是送命，一方面是无效，鲁迅越来越看清了这一点。而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君子之徒”，虽然也无效，也遭罚，但至少他们能够看懂，能时有“小不舒服”，多少还有效果。这也就是他在绝望时候所说的：“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致许广平）可见，鲁迅的写作和批判，是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战场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深知自己并不是指哪打哪、所向无敌的神侠，他只出入于自己熟悉的阵地，他在这里是能够操胜券的，他的作用也从这里辐射到很远（后来有中共方面的领导想动员他发个声明逃到苏联去，或干脆搬他到苏区去，都显示了对他的极不了解）。也就是说，鲁迅的有效攻击对象，主要还是在知识界。这些对手的存在，对他实在太重要了。他们是他不可或缺的读者，也是他写作的灵感所在。在《两地书》的最末一封信中，鲁迅意味深长地说：“因叹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这时已是１９２９年５月末，他大概早应成为研究者们所说的“后期鲁迅”了。
在《两地书》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在厦门和广州，鲁迅时时感到“无聊”，没有写作的兴致，即使写，“也不过是敷衍”；而同时，“能吃能睡”，“也许肥胖一点了罢”；“我实在比先前懈得多了，时常闲着玩，不做事”———这很不像我们心中的鲁迅。何以会如此？就是因为学院生活过于平静。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的信里，他又说：“在这里好像刺戟少些，所以我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来……”他不能容忍自己长此下去———他是必须在“反抗”中才能生存的。所以，他后来脱离了教书生涯，专事写作，并且长住漩涡中心的上海，这都与他时时需要这种激发反抗的“刺戟”有关。
只有弄清“察见渊鱼者不祥”的真义，读懂了他的这种绝望的“反抗”，知道了这样的反抗在他的生命中所具有的“本体”的性质，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真的开始了解鲁迅了。
［刘绪源（１９５１—），男，浙江省宁波市人，原《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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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论评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政制改革也好，“改造国民性”也好，由于是被
迫进行而缺乏自然生成的社会基础，使得改革是由少数觉醒者发起而“强加于”多数蒙昧的大众，于是只能是“任个人而排众数”。夏瑜设法向牢头说明“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样的民主思想却被认为不是“
人话”。当民主不为大众所接受时，实行民主可能得出反民主的后果，而反民主才能真正推行民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悖论。但从夏瑜的话可以看出，鲁迅并不反对民主。
结束语：第三个层次
然而，即使在“五四”时期，鲁迅仍甚感觉醒者与大众的“不一样”
：  民众要看皇帝何在，
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我想，
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现在，皇帝与太妃是没有了，但这不妨碍大众关心某明星何在，某歌星安否。鲁迅对民众表示怀疑，自然包含他对民主更深层次的怀疑：大众获得解放、
掌握天下之后，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一个理性、公平、自由、繁荣的社会。夏瑜“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说来简单，但要真正实现并不容易；除了社会制度的客观条件，鲁迅还考虑了大众的主观精神。所以鲁迅坚持“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然而“改造国民性”能否根本解决问题，鲁迅也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这里实际牵涉到民主本身的问题，一个后现代的热门课题。笔者并非研究政治理论的，只设法从鲁迅的思路去提出一些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从鲁迅研究的角度看，鲁迅的这些主张和疑问，
抓住了西方现代思潮的一些要害和脉络，不但并未过时，实际还很超前，仍有参考价值。鲁迅不愧是中国现代先觉之士。
［张钊贻（１９５４—）
，男，原籍广东省广州市，出生于香港，澳籍华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主要从事鲁迅、鲁迅与尼采等研究。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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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２—２３日，
由上海大学研究生部、上海大学文学院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和“首届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博士生暨博士后论坛”
在上海大学本部乐乎新楼举行，《学术月刊》编辑部张曦应邀出席。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２０日，
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主题为“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
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学术月刊》编辑部张曦应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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