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北话”的来历以及它的深远意义
“浦北话”的来历以及它的深远意义
浦北话也称“背乡话（背乡：背井离乡、背离故土）”、“背山话（背山：避居山后）”、“脉过话（脉过：或脉嘎，什么之意）”、“龙门话（龙门：此指浦北龙门）”等语，虽和闽粤客家话、桂南新民话有语音区别，但从“历史的渊源”上看，它都归属于“客家语言”！
浦北汉人的根都在中原，如陕西、河南、或甘肃一带，因战乱、逃役、逃罪、充配、经商等原故迁徙岭南，特别是因为战乱，中原汉人“举族迁徙，衣冠南下”。所以在今天的浦北，同姓同村极为普遍，李姓一村、张姓一村，王姓一村等等。而这里的汉语方言仍大体保留了中原的古汉语，语言中的物名词基本上是古汉语常用名词，如：索（绳子）、筷箸（筷子）、鐝头（锄头）、罂（大腹小口的陶罐，浦北人习惯用来装米、装油、或腌制咸菜、泡制酸果）、斩（砍）、釜（上古音“chienh”）（锅头），釜盖（锅盖）、羹（汤）、企(站）、日头（太阳）、媁（漂亮）、大虫（老虎）等，很古典。皆与战国、秦汉、隋唐宋用字基本一致，如果现在的浦北人掺用自己日常物名词写信给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他们几乎读不懂,倘若能穿越历史时空，把信交给战国、秦汉、隋唐宋的人看，他们肯定会看懂他们自己的日常用字（忽略其字体），也就证明，其字其义，可通古人。
在客家方言里很多称物名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如：人的鼻、耳、大拇指被分别称为“鼻公”、“耳公”、“手拇头”（大脚趾称为“大脚公”）；
在浦北，旧时的住房门口基本“开向北方”，这还不够，门前的院子还要种上几蔸“苦楝树”，据考证，此做法的最原本寓意是：面向北方，苦恋中原故土！---“苦楝”乎，“苦恋”也！---苦楝树远远比不上松柏之伟美，却被植于门庭之中！呵，这漂南迁的衣冠者哟，实在是用心良苦啊！---这种“面北开门，‘苦楝’中原”的习俗在浦北乡村从古到今无大变化。
现在，客家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关注，客家的研讨会也很多，那么，如何确认是客家人呢？有人认为：家庭里沿袭祖辈下来说客家话（以梅州话为正音）的才是客家人。这种“语言确认说”已被诸多学者否定（因为有少量土著少数民族也被客家同化，说客家话，尊客家习俗）。权威学者则从“历史辩证的科学理论”出发，认为具有“客家历史背景”的民系都属客家民系，都是客家人，“较其语言用字基本一致，语音近似或各存殊异，紧扣历史上多次南迁之事件，皆为客家人，其语言皆属客家方言。”
在浦北，人们对部分“外来引进产物”的称呼不像如今的普通话那么美雅，而是沿袭了古时的古朴。如：原产南美的玉米，因为“其米颗黄润如玉”，故美名“玉米”。而浦北话称玉米为“苞
粟”，原因很简单，顾名思义：有外苞包裹着的米，而包粟的“粟”字，在古代专指谷米一类，用字很古典；又因为是引进的外来物种，非中华本土产物，所以在浦北，玉米她姓“番”，浦北人又称她“番包粟”。
普通话的来历原产美洲热带的番石榴，因为果型像原产西域的石榴，所以称“番石榴”。而浦北人却称她为“番桃子”，“待熟时，浑无桃，然具熟桃之香郁，故之名”。都意识到是“外来者”，也免不了一个“番”字。 马铃薯原产南美安第斯山山脉，十七世纪引入中国，在中国各地一不同叫法：马铃薯在甘肃姓“洋”，称为“洋芋”，山东人称其为“地蛋”等，其余绝多数地方叫“土豆”，而在广西的浦北，马铃薯却落得个歧视彩的名字---“番鬼芋”，“华夷有别”的强烈意识，自觉地、深刻地印在这些汉人的“中国心”上。很地道的，马铃薯是“外夷异产”，不得不戴上姓“番”的帽子。
西红柿原产于中南美洲，这美味的果实请到了中国，有几种俗称：西红柿、洋柿子、番茄等，姓“西”、姓“洋”、姓“番”，都有“外产”意识。在浦北，人们称这位“外来的美人”为“番茄”，很符合当地语言发音，而叫“西红柿”“洋柿子”都不顺口。南方各地如是之。 原产于南美洲的瘤头鸭(此鸭雄者头生红肉瘤，雌者无瘤)，引入中国后，各地有称呼“洋鸭”、“麝香鸭”、“番
鸭”、“瘤头鸭”之名，这回，偏偏在浦北，这种鸭子不姓“番”了！而冠之于“雅名”，尊称为“珍西洋”，这名称包含古典风格的意义，现代词意解释是：来自西洋的珍馐佳肴。---这么美味的西洋珍馐，怎么忍心给它姓“番”！名称中的“西洋”二字也正包含了“洋、土”意识。从“珍西洋”的雅名不难看出浦北人对这美味的洋鸭的尊宠喜爱。他们常用来炖补品。“番鸭”、“瘤头鸭”之名多含贬义、歧视；而“珍西洋”之名，词性更好，多含褒扬之义。等等，以上所列作物都是明清时期登陆中国的，之所以南北叫法不一致，是因为明清时期之前的两晋南北朝、唐五代、两宋时期就陆续南下，“逃避战祸，背离故土，经九死一生，零落百越之地”。而北方中原历千百年战火洗礼与变革，已换了新天地，汉语发音已由游牧民族的发音习惯殖入，经长时演变就产生很大差别，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也就成了今天的“普通话”， 而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重山复水，鲜（少）来交往”，这样就出现了语言断层，而后，出现的“外来物产”，南北“各有其名”，就某一物，南不知北称“土豆”，北不知南称“番鬼芋”！如：在浦北，你与本地上点年纪的老人询问“土豆”、“西红柿”，他们便不知你所问何物也！
也就是说，汉人被迫南下客居岭南千百年，没有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字、信仰、习俗，更没有向另外民族转变，而是，根本的、更多的保留了中原故土往昔的语言、文字、信仰、习俗，
并独立性的、自觉性的继续使用汉字去创造新事物的物名词。在道德信仰上，他们继续的、自觉的遵循中华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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