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采薇》的叙事结构及寓意新探
《故事新编·采薇》的叙事结构及寓意新探
《故事新编·采薇》的叙事结构及寓意新探
文章一开头，即写道：“伯夷最不留心闲事，秋凉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这里的“闲事”，乃是叔齐带给他的有关“武王动兵”的相关消息。对于武王动兵这等“闲事”，伯夷的态度是平和的，他劝戒叔齐道：“我看你还是少出门，少说话，每天练你的太极拳的好!”但是养老堂里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却上了伯夷的心，他是透过烙饼小下去一事，揣测“看来却也像要出事情”。到后来，当养老堂里“烙饼不但小下去，粉也粗起来”时，使得伯夷“也很难闲适了”。从“不留心闲事”到“很难闲适”，这里蕴含着伯夷的基本的价值判断，当他觉察到周文王养老堂里的这碗平稳饭快要吃不稳了的时候，才开始着了急，与弟弟叔齐一道关注时局，顶着冬月的严寒到大路上看武王出行的队伍。而伯夷的这种价值观对以他为代表的文化现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无疑是一种反讽和颠覆。
为了凸现“吃”的独特效果，《采薇》中，我们看到甚至衡量时间的标尺也与食物相关的有趣现象。例如：
约摸有烙十张饼的时候，(叔齐)这才气急败坏的跑回来，鼻子冻的通红……
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功夫，这才见别有许多兵丁……
及的结构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功夫，现状并无变化，看客也渐渐的走……
以“烙饼”这个日常化动作作为时间的界定和标尺，当然可以仅仅看作是鲁迅先生的诙谐之笔;而当把它放诸全文，则在更加生动地渲染伯夷叔齐二人的形象之后，意义有了新的所指。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伯夷和叔齐已成为形而上意义上的礼义道德的象征，而鲁迅先生则还原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特征，“吃”于是成了生存的第一要义。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已不是用天、时、分、秒来计算的，而是像烙饼一样，烙饼的时间长度已经烂熟于心，因此他们是在不断地等待“吃”的过程中消耗生命。以食物制作作为时间标尺，使文中时光流逝的意义变得更加具体化，一方面更生动地说明了“吃”对于伯夷叔齐的重要性和他们对“吃”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则隐喻了生命存在意义的主观性。这种时间方法的运用充分地传达了鲁迅《采薇》一文的主导情绪，凸现了伯夷叔齐二人在追求生存过程中的窘迫境地。
文中还有许多看似信手拈来的诙谐描写，如周武王于养老堂墙外张贴的《泰誓》钞本，“每个字都写得有核桃一般大”;年轻的太太为伯夷特意端来“八年陈的老姜熬的”姜汤，而伯夷“怕辣”，
“一定不肯喝”;准备出走的前一晚，叔齐“仿佛闻到茯苓的清香，接着也就在这茯苓的清香中，沉沉睡去了”……看似闲来之笔，又时时提醒着读者，促使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礼”“隐居首阳山”的动因，已然不是我们印象中抽象的道德观念，而具体、细化到他们每天无时无刻不面临的吃饭问题。
而将“吃”的刻画推向极致的，还当属“首阳山”隐居一节。鲁迅先生将伯夷叔齐投奔首阳山之后如何觅食和制作食物的细节刻画，可谓到了精细入微、不厌其烦的地步。例如，二人最初尝试吃“松针”的描写：
但是他(叔齐)立刻平静了，似乎有了主意，接着就走到松树旁边，摘了一衣兜的松针，又往溪边寻了两块石头，砸下松针外面的青皮，洗过，又细细的砸得好像面饼，另寻一片很薄的石片，拿着回到石洞去了……
他就近了两块石头，支起石片来，放上松针面，据些枯枝，在下面生了火。实在是许多工夫，才听得湿的松针面有些吱吱作响，可也发出一点清香，引得他们俩咽口水。
伯夷叔齐投奔首阳山，人们往往只关注到这一行为是二人“义不食周粟”的结局;但是《采薇》
中鲁迅先生进一步发问：他们不食周粟，那他们吃什么?从尝试吃又苦又粗的“松针”到发现“薇菜”，从吃烤薇菜，到后来的“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都将关注的焦点聚焦到了解决“吃”的问题上来了。文中前半部分提到，伯夷不留心武王伐纣“这等闲事”，却因为“不但烙饼小下去，粉也粗起来”而“很难闲适”了。到了首阳山后，伯夷因为首阳山上薇菜有了保障，“从此就较为安适自在”了。从养老堂到首阳山，此间的变化，世人冠之以“义不食周粟”的大义;而对于伯夷，却是从“闲适”到“安适”而已!故而，历史文本中抽象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就在世俗世界的饥饱变化中被彻底解构了。
再看《采薇》耐人寻味的结尾部分，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村民对此还是怀有些许怜悯心的，但是阿金的“贪吃鹿肉”说又让村民们坦然了。“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多少是一件高尚、严肃的事，现在却变成了首阳山下百姓聊天、谈笑的资料，“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这样，不但他们为“节义”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失去了所谓的意义与价值，就连作为常人所历经的'生存窘境也不复被人们同情和理解，真正地变成一个故事了。正如钱理先生就《故事新编》所谈道的：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两种“调子”：崇高的与嘲讽、荒诞的，悲壮的与悲凉
的。两种调子互相消长，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而且小说后半部分情节都忽然转，把前面的情节颠覆。[6]
我们对《采薇》进行叙事结构的研究，根本目的在于把握隐藏在小说纷复杂的叙事形式背后的“寓意”。我们看到，伯夷叔齐的形象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已然从历史形而上的大话语中剥离出来，走进了日常性的话语系统中：年迈的伯夷叔齐有着与常人一样饿肚子的窘境，他们身上被赋予的道德仁义的光环也随之消逝。也就是说，“吃”的窘境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生活。这正是《采薇》所蕴含的深层寓意。
三、现实关怀：“寓意”的历史意义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进一步追问：鲁迅先生为何在作于他生命晚期的《采薇》中还如此强烈地关注“吃”的问题?则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去。
鲁迅先生的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特点，《呐喊》《彷徨》等前期作品中表现出的忧愤深广与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是彰显无遗的。而他后期的作品《故事新编》(8篇中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采薇》作于1935年12月)，由于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前期作品差异很大，嬉
笑怒骂、诙谐幽默、举重若轻;尤其取材于遥远的历史题材或传说，又“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因而更多地体现出作者心态的从容。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便较少关注其中所蕴含的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而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看到，鲁迅先生在《采薇》中依然将关注的焦点最终落到了伯夷叔齐生存的困境上来。人首先得要活着，这其中的窘迫与无奈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同时，“生存”更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常态，因而活着的问题就是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在鲁迅先生生命的最后时期、在他新编伯夷叔齐的旧故事中依然挥之不去、萦绕于心。这就使得《采薇》与鲁迅先生前期的作品在深层内涵上有着相通之处，其现实批判性自是不言而喻的。
更进一层说，“吃”的困境所带给伯夷叔齐的诱惑，最终也暴露了他们精神上的窘境，正如文中叔齐质疑伯夷的：“我们可就成了为养老而养老了”!为养老而养老，或者说为活着而活着，即使是伯夷叔齐这样的以追求节义著称的人物也不能免俗，使其所谓的精神追求幻化为历史的托词。我们阅读《采薇》，同主人公以及送姜汤的太太、阿金、想象二老吃鹿肉而心安的民众们一起，阅历了“吃”对于特定环境中的人的决定性意义，在对历史话语的揶揄中，在看似嘲讽的语气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吃”的困境这一严肃的话题。尤其是结尾，民众们想象二老吃鹿肉而心安了，读者又何尝不是呢?大家终于可以卸下礼义道德的包袱，摆脱坚守理
想与生存现实的尴尬处境。这之中，渗透着鲁迅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只有这位思想的先驱，才如此彻底地撕下了历史叙述中那华而不实的面具。
收稿日期：2011-02-28
作者简介：赵晓(1979——)，女，四川广汉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50.
[2] 希勒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 此问题可参见刘勇强.一队夷齐下首阳——谈〈首阳山叔齐变节〉[J].文史知识，2004(6).
[4] 司马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23.
[5]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10.
[6] 钱理.<故事新编>漫谈[J].钱理讲学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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