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追溯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工，也是 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至省“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农耕文化———耒耜之利
网 (2006年07月27日)
　　炎帝文化历史悠久。炎帝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它主要包括：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陶瓷文化、天文地理气象、交易市场和社会文明等六个主要方面。
  农耕文化———耒耜之利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越来越少。这时，部落只有整体或部分迁徒，到新的地方披荆斩棘，烧荒垦土，刺穴播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
  经过多次迁徒，炎帝部落来到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广阔平原。这里，土地平衍广袤，土壤松软肥沃，是播种作物的好地方。
  频繁的迁徒，繁重的劳动，先民们疲惫不堪。为了让部落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炎帝决心改进耕播种和种植方法。
  《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传说，炎帝和大家一起围猪，来到一片林地。林地里，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嘴巴伸进泥土，一撅一撅地把土供起。一路供过，留下一片被翻过的松土。
  野猪拱土的情形，给炎帝留下很深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经过反复琢磨，炎帝在刺穴用的尖木棒下部横着绑上一段短木，先将尖木棒插在地上。再用脚踩在横木上加力，让木尖插入泥土，然后将木柄往身边板，尖木随之将土块撬起。这样连续操作，便耕翻出一片松地。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这种加上横木的工具，史籍上称之为“耒”。
  在翻土过程中，炎帝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直的耒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他将“耒”的木柄用火烤成省力的弯度，成为曲柄，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为了多翻土地，后来又将木“耒”的一个尖头改为两个，成为“双齿耒”。
  经过不断改进，在松软土地上翻地的木耒，尖头又被做成扁形，成为板状刃，叫“木耜”。“木耜”的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为减小,还可以连续推进。木制板刃不耐磨，容易损坏。人们又逐步将它改成石质、骨质或陶质,有的制成耐磨的板刃外壳,损坏后,可以更换，这就是犁的雏形了。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等。后人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其实，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实现的。后人把这些成果归于炎帝，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崇和对先祖的怀念。
  随着耕播农业的出现，原始的天文、历法、气象、水利、土壤、肥料、种子等知识和技术相应产生。《白虎通》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杨泉理论》说：“神农始治农功，正气节，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在部落迁徒和拓展过程中，耕播工具和耕播技术很快传播到黄河和长江广大流域，并逐步形成北方以种植旱粮为主，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耕作习俗，就是这把拙朴的耒耜，在莽莽荒原上掘开了农耕文化的汩汩的泉流。于是，炎帝部落成为炎帝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始作耒耜”的神农炎帝，则是开创我国农耕文化的始祖。
  （来源：荆楚文化网）
编辑：蒲蒲
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的世界之最有哪些
  “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从吃“虫兽果蚌”到吃“粟黍牛鸡”
  ——中国农业最早在中原地区兴起
  农业产生于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洪荒的远古历史，都被时光的尘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从文献记载的传说和考古发掘出的石头中到一些记忆。
  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到了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
  程民生（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始人在御寒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温暖的地区生活。当时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自然植被茂密，遍布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原，其中生长着众多种类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而且河流纵横交错。河南境内的土壤主要是黄土，含有大量的氮、磷、钾等作物营养元素，具有一定的天然肥力，不需要进一步分化即可生长植物，只需用木、石等简单的工具就可耕作，加上土层深厚，便于保墒蓄水，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最适宜于人类获取生活资料和发展生产，故而在这里最先发展起了原始农业。
  张九洲（河南大学教授）：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华夏族就开始了农耕实践。中原地区发现了可以说是整个黄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遗址，就是距今约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文化。这里出土了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表明农耕文化已经确立，并有了一定发展。到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大型定居村落，还出现了家畜饲养业。农业进入了锄耕（或耜耕）阶段。
  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故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搞农副产品加工等。特别是农桑并重的生产结构，成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
  程民生：当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是多元发生的。在中原的周边，如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也曾兴盛一时。但持续的趋势却有不同，如南方的良渚文化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后，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似乎处于停滞的局面，并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入文明、建立国家。而中原文化则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崛起，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
  ──中原农耕技术曾领先世界
  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中原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
  张九洲：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农业已由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纪，中原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中原农业和农耕技术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在夏到春秋的这一过渡时期中，中原农业进入了沟洫排灌的农业时代。殷墟甲骨文除记载了不少农事活动内容外，还出现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农业已在中原大地兴起。周朝晚期，铁制农具在中原地区渐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虫防治，土地连作与休耕制被人们所采用。耕作方式上出现了耦耕和犁耕，并重视深耕和修苗的作用。中原先民们还在田间管理方面创造了一套独特的作法──锄地。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农业的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话，那么到了两汉和南北朝，则是这种优秀传统和技术体系的基本形成时期。两汉时期，中原冶铁业非常发达，政府对农具的制造和推广也非常重视，从而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更加迅速地发展。就垦耕工具来说，除了铁犁外，还有铁齿耙、钅矍（即镢，相当于现代的铁镐、铁镢）和　（即锹）等；播种工具出现了耧车。此外，还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间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脱粒收藏和运输工具、加工工具等，到东汉时又出现了水磨。铁范铸造金属器类已相当普遍。到魏晋南北朝时，以保墒防旱为中心的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基本形成，主要标志是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农业耕作技术系统化。这一技术体系，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的领先技术，至今仍是中国北方农业中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后来随着大量中原人的南迁，这些技术措施也随之传播过去，从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术发展的基础。应该说，中原古代先进的农耕技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基础。
  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内容之一，农作物品种的选育、栽培和粮食的加工、储藏，中原地区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发展中也处于前列。丝麻的栽培与纺制，也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原地区的先民们不仅最早在华夏大地开发了农业，而且也很早认识到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灌溉机械的创造发明，这正如徐光春书记举例所说：“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是啊！直到唐代中期，中原农耕技术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农耕文化与新农村建设
作者：欧永生 | 原创 | 2008-05-11 11:06 |
标签： 新农村建设 农耕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农耕文化是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它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和社会行为模式的总和。从广义上来看，它既包括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如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式各样的规则等，也包括非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如林林总总的社会风俗、习惯、传统、价值形态等。从狭义上来看，农耕文化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农文化，通常也被称为小农意识，主要包括农业社会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非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是整个农耕文化的精髓所在。
当前的文献大部分集中于农耕文化对宏观经济或区域经济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关于其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研究则基本上处于空白。本文将在分析农耕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详细阐述这些特征将给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哪些方面的负面效应及其影响机理。
二、农耕文化在观念层次上的具体特征
1．悠闲性和自满意识：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惧怕竞争和冒风险。在长期的农耕中，农民虽然养成了勤劳、执著、忍耐、朴实、精耕细作的传统美德，但同时又形成了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保守落后的历史惰性心态。即使是现在，人们的心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满足于过去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故步自封、沾沾自喜、盲目乐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富即安”、“小进即止”的落后观念。在农耕社会里，因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灌溉方便，物产丰富，价格低廉，交通方便，人们往往缺少压力而容易产生悠闲的心态。长期以来，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突出的表现就是生活工作节奏缓慢、贪图享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效率低下等倾向，根本谈不上生产工作上的压力感、危机感、紧迫感，更谈不上经济上的外向性和扩张性发展。
2．保守性：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经验主义，迷信盲从，拒绝接受新事物。“以不变应万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这是农耕土壤滋生出来的又一文化特征。农业是对自然依赖性特别强的产业，农业社会靠天吃饭，这就极容易在生产者头脑中形成等待自然恩赐、祈求天命保佑的保守意识。他们讲求实惠实际，怀疑科学理性，对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首先总是难以认同，这种消极顺应自然的态度成为农业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次，小农经济最大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小生产者容易由对土地的依赖演变成为土地的附属物。这种依赖性，延伸到政治和社会关系里，就是对权威和家长的依赖与仆从；发展到意识形态，就会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凡事墨守陈规，不越雷池一步。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的特点和人们认识世界手段的局限性，决定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大都是直觉式、经验型。然而，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远非人们的感官和经验所能及，凭经验判断和直觉推理势必会产生南辕北辙。
虽然中国农耕文明曾经引领世界文明七、八百年，有过许多举世瞩目的发明，但是，这些统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发明，是基于对经验的总结，属于直觉性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所倡导的求真知精神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近代200多年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极权统治，使中国失去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接轨的机会，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被排斥在近代科学文明之外。这种因愚昧而无知，因无知而迷信，因迷信而盲从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它使得中国人习惯于经验和模仿，不注重探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3．平均主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曾说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并倡导在中国那片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建成一个“大同世界”，研究者们把这一思路称之为中国农耕文化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这一主义的直解就是“均”、“等”观，这一观念不仅为中国老百姓接受，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经典说教。农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制意识，往往使人们不能平等地承认各自的机会，同时更不愿承受其结果的不均，这就是农耕社会中平均主义的文化传统。这种长期在以家庭为核心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主义心态，往往排斥别人的成功，只讲结果均等，不讲机会均等。
4．封闭性：不愿流动，自给自足，排斥合作，不关注外界变化。土地是农耕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古代的农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对土地的依恋感情尤为强烈，他们满足和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加之生产工具的极其简陋，没有也不需要远距离的市场，人们的活动半径极为狭小，足不出户，一辈子就可以只生活在熟人圈子里，与外界的信息交换极为有限，人们对自己生活圈外的事漠不关心。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也很少像商人一样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农耕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封闭社会形态。极端的农耕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不愿意背景离乡，乐于做小国寡民，更不需要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5．浓厚的血缘与地缘意识：人治与帮派文化。农耕社会里，劳动以简单的自然关系分工，男耕女织，生产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亲戚邻里之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农业经济一直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干旱、洪涝和虫灾等自然灾害都会对农民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作为生产个体，势单力薄，没有组织，没有协作，没有利益责权的共存，自然也就没有抗风险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如果风调雨顺则可以衣食无忧，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就根本求助无门。因此，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派亲族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为了集合力量战胜灾难，农民除了相互相靠，任人唯亲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农耕文化中特别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朝内有人好做官”，“肥水不流外人田”成为人们当然的价值观。时至今日，同乡会、同学会、宗族聚会等形式，还是中国人的一大乐事。在现代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根深蒂固，难以消除，人情风、关系风随处可见。
6．“官本位”、等级和特权意识：行政职务胜过专业技能。在小农经济时代，等级意识和特权观念浓厚，农耕文化对人才的认识和理解上最典型的就是用“官本位”来衡量。在人们心目中，人的高低贵贱、品德能力、有无出息，很大程度上是以其职位职务的高低来论定。例如古时一旦金榜题名，便意味着官运亨通，前程无忧。即使是现在，科学家出研究成果，运动员拿金牌，艺术家出作品，都会以其相应的水平和影响程度给予行政职务，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现出他们的才能。更有甚者，就连寺庙里的和尚、方丈也要有行政级别。而我国现今的户口、籍地、身份和权益及地位相结合的社会分层体制，更是强化了这种等级意识。
三、破除农耕文化的消极特征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并作为“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按照全会公报的解释，“新农村”是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目前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有新思路、新部署、新举措。从中央的精神看，新路子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扶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另一方面，加大固本力度，培育农业良性发展、农村自我造血、农民适应市场的自立机制、自主能力。这就要求广大农民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思路，树立争先意识、自主意识、环境意识、发展意识，为新农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破除“小农”意识，树立敢为人先的意识。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支撑，离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小农”意识，小进即满，小福即安的思想陋习，正是农村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源。破除这一陋习的束缚，就要树立敢为人先的意识，敢于想大事、谋大事、干大事。
破除“有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意识，树立环境意识和科学发展的意识。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的不仅是城乡差距的缩小，更为重要的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发展农村经济中，注重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是避免先发展再治理，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的关键环节。
破除传统劣势论，树立全新优势论。这里所说的传统劣势论，就是认为在发展的基础条件上，内陆、西部地区的区位、交通、资金、技术、人才等均不如沿海、东部地区。因此，要超越农耕文化，就必须以开放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在地区的基础条件。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承认本地发展的劣势的前提下，更要看到本地明显的发展优势。
破除传统价值观念，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由于西部、内陆地区相当一部分地方，还存在手工作业，甚至刀耕火种，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小农经济的藩篱。“养牛为耕田，种粮为吃饭”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思想依然普遍，一些干部搞“行政命令瞎指挥”，一些众“不市场市长”等等都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搞西部大开发是不协调的。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要强化市场经济意识，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要大胆地走进市场，按市场法则，在竞争中寻求广阔的发展空间。
建立适合小农村社的合作制度。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必须根据中国国情，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值得我们借鉴，即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我国农村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化模式。应该把农民作为生产力要素来看待。农村怎么建设？应该引导他们发展与农村经济有关的规模经营，如加工、购销乃至于进一步进入餐饮业、金融、保险领域。农民组织起来进入这些领域，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优惠。要充分相信广大农民的创造力，让农村劳动力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培养造就新型农民。要依靠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农村教育是农民学科学、学技术，实现职业转化的必要文化基础。为保证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念得起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决不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国家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二是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首先，要围绕现代农业建设，结合农时季节需求，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开展灵活多样、不同形式的先进实用技术培训。使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学了能用，用能致富，把农业发展转入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其次，要面向城乡劳动力市场需求，围绕农民转岗就业，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农民就业能力强起来，就业途径就会多起来，收入水平就会高起来，农民素质总体上发生根本改观，建设新农村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
利用文化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动农民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化活动，这种方式成本最小。建设新农村，我们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近年来很多地方这种所谓加强，搞的难道是无源之水？执政党在农村基层几乎没有经济基础，怎样加强上层建筑？因此，一要加强其经济基础“合作社”，主要是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社，实现农户在购销，防疫等方面，尤其是金融上的合作。（“合作金融”不是官方机构，在有盈余的条件下，对农民也是救急不救穷）。二要加强其社会基础，办好各种协会，诸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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