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树地震报道看党报与都市报的灾难报道特_以_人民日报_和_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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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四月刊
文化论坛
孤岛情势……这些特殊的历史境遇, 使得 “上海” 成为 “上海”……
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多元,混杂。
四、写作思路、研究方法
本篇文章借鉴了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方法论中都市和文学“对读”的方法,重绘了上海的文化地图。文学创作中的都市景观是文学空间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文学所虚构的空间呈现不同的地理景观,在空间景观中,都市和小说的关系十分密切,城市不仅是小说的发生地,而且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
对于具体作家和文学作品的解读,该文多处在采用文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借用现代心里分析将作家和文本串起来,展示上海多重复杂的面貌。这种理论与文本的“联姻”生产出具有创新的方法与思想。
比如作者提到矛盾的《子夜》,吴老太爷来上海的原因和初到上海的所见所闻,根据文本描述分析了当时吴老太爷当时的心里活动,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文章的主题。作者在分析文本的时候环环相扣,层层
导出。由吴老太爷因为乡下闹强盗、土匪而来上海投奔在上海的资本
家儿子吴荪甫。吴荪甫背叛四书五经而投身于现代化的汽车洋房的怀
抱,为吴老太爷提供了一个安全富足的生活环境。由此观之,在当时,乡村代表着落后、动荡,而城市则是、富裕的象征。由于吴老太爷不习惯上海的生活,而最终被吓死。根据矛盾的安排,文本《子夜》由一个人的死想到死亡以至于乡村的消失,作者为
我们详述了这种用意。也就是,吴老太爷代表了愚昧封闭的乡村,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必然被风化抹去。这就暗含了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和古老的乡村的对话中各自所面临的命运。
文章还借用了多种文学修辞:拟人、对比、举例。文章开篇就将上海比作一位美丽的女子,将其拟人化,形象逼真,惟妙惟肖。还有
对比,罗大佑的《上海之夜》展现的是柔情的上海,让人流连思念;而周旋的《夜上海》诉说的则是上海的迷离颓废。同样的上海却在不同的年代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此外,还有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的对比,不一而足。在阐述上海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自豪感需要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作者
以1933年全运会的一篇文章《看洗澡
比赛去》为例,给文章增添了不少阅读的乐趣。
文中大量的材料使得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深度,让我们看到在日常的学习中要更加注重资料的积累,而且积累的过程中更加细心。同时,在安排文章的写作时,循序渐进,段落之间的逻辑安排要紧凑。在写作的过程中还要注重正反材料的运用,否定之否定,增强文章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参考文献:
[1]Elaien Baldwin, Brian Longhurst, Greg Smith, Scott McCracken,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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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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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树地震时间都市文化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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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美,河北衡水人,1987年7月出生,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09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主要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方向硕士研究生。
一、样本选择与类目建构
玉树地震作为一场重大的突发性灾难事件,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对媒体而言也是一次 “大考”。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党报和都市报在这场灾难报道中体现了怎样的报道特,有何优点和不足,本文将以《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为例加以比较分析。
本文抽取《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从2010年4月15日至
4月22日内的头版(导读版)、言论版和地震报道专版作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需要和本次地震报道的
特点,研究者设立了“报道量”、“报道主角”、“报道内容”、“报道立场”、“版面编排”五个内容分析的研究类目。
其中报道主角分为:党政官员以及政府机构、具有官方背景的救灾者、非官方背景的救灾者、受灾众、国际组织、宗教人士。报道
内容分为:灾情、救援和慰问、释疑、灾民。报道立场分为:正面倾向、从玉树地震报道
看党报与都市报的灾难报道特
——以《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为例
肖江(四川外语学院  重庆市  400031)
中立叙述和负面批评。
二、研究与发现
(一)报道量:《人民日报》较多而稳定,《南方都市报》较少且波动大
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都在震后第一天及时开辟专版,刊登多篇消息。《人民日
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在灾难报道中扮演着舆论引导的主导角。《人民日报》
的报道总量比《南方都市报》多57条;从4月17日开始,《人民日报》
每天的报道量稳定在30条左右,除了4月20日开辟了5个专版外,其余5天皆为4个专版。
《南方都市报》的舆论导向职责较《人民日报》较小,且面临同城都市报的市场竞争,在时间较长的地震报道中,该报仍需依据新闻价值对海量信息进行一定的取舍。因此,在震后八天的研究时段内,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量和专版量呈现出较大波动,《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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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版总量多于《人民日报》,但由于《人民日报》是四开大报,所以两者的专版数量仅作参考;从4月15日到4月18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量和专版量总体呈上升趋势,4月18日后,则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国哀日后的4月22日,报道量和专版量出现小幅上升。
(二)报道主角:党政官员和受灾众分别为《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第一报道主角
《人民日报》的地震报道涉及的报道主角由多到少依次为党政官员、官方救援者、受灾众、民间救援者、国际组织、宗教人士。其中有62条报道的主角是党政官员,有57条报道的主角是官方救援者,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其他报道主角。这对于准确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突出党和政府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领导是有利的,同时也说明,在重大灾难事件中,党报的舆论引导所表现的主要角仍然是党政官员和政府机构。作为同灾难事件联系最紧密的一类体——受灾众,《人民日报》仅在29条报道中将其列为最重要的两类报道主角之一。而受灾众往往在报道中以“官员关心受灾众”或“救援者营救受灾众”的叙事模式出现,与“官员”和“救援者”相比,受灾众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
《南方都市报》中各种报道主角的报道量排序与《人民日报》大相径庭,报道量由多到少依次为受灾众、民间救援者、官方救援者、党政官员、宗教人士、国际组织,其中党政官员与宗教人士的报道量相同。《南方都市报》不仅将受灾众视为最重要的报道主角,还有很大一部分对于受灾众的报道摒弃了“慰问和救援受灾众”的叙事模式,在内容中体现了对受灾众本身的关注,以平民视角反映灾害的破坏性及灾民的真实感受。
(三)报道内容:皆以救灾及慰问为主,《南方都市报》更重视对灾情及灾民的报道以救灾和慰问为主
导内容的报道占了《人民日报》地震报道的绝大部分,其比例高达79%。关于灾情、灾民、释疑、以及其它报道的比例分别为7%、5%、4%和5%。
《人民日报》的地震报道有个明显的特点——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该报对于灾情的报道多数以简讯形式出现在版面的不显眼处,以灾民遭遇为主要内容的报道仅有十条。
《与人民日报》相比,《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内容相对多元。虽然该报以“救援与慰问”为主要内容的报道比例达55%,仍然为第一报道内容,但是其对灾情和灾民的报道比例达到了18%和15%,远高于《人民日报》,另外,“释疑”的报道比例为8%,是《人民日报》的两倍。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内容在研究前期和后期还呈现不同的特点——前期以灾情和灾民遭遇为主,后期以救援和慰问为主。
(四)报道立场:皆以正面倾向为主,《南方都市报》的立场相对多元
《人民日报》有95%的报道表现出正面倾向,以不同题材和不同角度歌颂党和政府领导的抗震救灾行为,肯定“人”与灾难作斗争的精神力量。有些报道在叙述上即带有较强的主观彩,有些报道看似客观的陈述了事实,然而其对引语的选择却暗示了报道的立场。另外,该报刊发的与玉树地震相关的所有评论,则从不同角度旗帜鲜明的赞美了抗震救灾行为。
《人民日报》另有5%的报道持中立立场,主要内容为关于灾情的概括性消息;除此之外,没有在该报中发现具有负面批评倾向的报道。
如图表十所示,《南方都市报》的大多数报道也表现出正面倾向,比例为63%,但仍有36%的报道是站在中立立场上的,这部分报道大多涉及到灾情和灾民的遭遇。该报仅有一篇名为《冒用红十字会捐款
网页骗善款》的报道具有负面倾向。
(五)版面编排:《人民日报》保持克制,《南方都市报》显露人文关怀
造成民众重大伤亡的玉树地震无疑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但《人民日报》在版面安排保持了克制,尽量避免渲染灾难的悲剧彩。八天的研究时段内,该报总共使用了50张图片,不到《南方都市报》109幅配图的一半。从内容上看,照片主要反映领导人慰问受灾众以及解放军的救援,该报没有刊登表现灾民遭遇或房屋倒塌等“负面题材”的图片。与之相反,《南方都市报》却刊登了许多这类题材的
照片。
彩是版面编排的重要要素,具有传递感情的功能,《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地震报道专版分别从震后第二天和震后第三天开始全部采用黑、灰的暗调,显得肃穆而凝重。在国哀日这天,《南方都市报》把导读版设计成一副合成图片,图片的背景是菊花,上面写着“若生命回旋,我愿再见”、“举国
哀悼”、“玉树地震遇难同胞2064人”。这些图片运用策略显露出《南方都市报》对灾民的人文关怀,而《人民日报》除了将报头变黑之外,头版的编排与平时并无二致。
三、结语
从以上五个类目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灾难报道各具特,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两家报纸的性质决定的。李良荣认为: “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小圈,中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外延更为收紧。”[1]在他看来,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即对党报党刊实行特殊的政策并给予保护,以充分发挥党的耳目喉舌的作
用,而其他媒体则充分进入市场接受洗礼。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在地震报道中的内容、主角、倾向以及版面编排等方面的不同。
在此次灾难报道中,《人民日报》的报道较为及时、全面,运用了各种报道策略加强了舆论引导能力,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增强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但是,该报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灾难事件本身以及受灾众的报道。有学者认为,灾难性事件有三个报道侧面: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西方媒体往往把灾难性事件本身及其受害者作为报道主体,以满足受众对灾难性事件受害者的关注,对灾难的认识,而中国媒体则一般以政党、政府行为作
为报道的主体。[2]
《南方都市报》作为都市报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应发挥更全面的社会功能,作为对党报的补充。此次地震报道中,该报在承担舆论导向职责,大力报道党和政府领导的救灾行动的同时,也运用各种报道策略真实的记录了严重的灾情和灾民承受的苦难,展现了媒体应有的人文关怀。该报的不足之处在于,丧失了媒介的批判精神,没有对地震中引发灾情扩大的人为因素展开调查报道。
通过以上分析,或许能为党报和都市报依据自身定位做好灾难报
道提供有益的启示。
注释:
[1]郭庆光.当前中国传媒态势分析[N].大公报,2003-10-24.
[2]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29.
作者简介:肖江,男,重庆荣昌县人,1987年7月出生,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10级文艺学专业文化与传媒方向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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