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危机中深化改革
如何在危机中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即，各方面都在阐释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反思改革的思路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形成了近乎对立的两种不同声音。笔者注意到，左右都认为危机迫近了，左右的炮火都指向了“利益集团”。但是，左右对问题的定义和分析截然不同；所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大相径庭。概而言之，左边认为，危机的根源在於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丧失，要重新建立双重主权；右边认为，危机的根源在於政府高度集权，要加大全面放权的力度，要继续私有化、市场化、地方化、社会化。两种思路，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定调子，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笔者对此问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不过，笔者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从问题入手，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一边解决危机，一边总结经验教训。等到危机化解之後，再从容阐释改革的方向性问题。
  一、扛住危机，稳定经济，渐进改革，确保发展。
  如果，有人走错了路，失足跌落峡谷，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救人。至於，此人是否应该走这
条路，或者今後应该走那条路，先救了人再说。如果，我们承认危机迫在眉睫，就应该将处理危机提上主要议事日程。改革的事情，不争于一时，也不能急於一时。
  由於，我国政府、机构、个人的债务存量都在迅速攀升，我国国民经济经济已经进入负积累（透支）过程，资金整体的流动效率越来越差，资金链条随时都有可能断裂，我国已经处於金融危机之中了。请注意，我国的地方债问题、影子银行问题、房地产按揭问题是三位一体的，这些问题统统绑死在房价之上了，几乎成为死结了。国务院始终无意打开死结，人民银行不停地灌水维持现状（中国版的量化宽松），“四万亿”的 3.0 版本还是出台了。同时，美国肇始於 2008 年的结构性经济调整接近完成，美国可能在近期结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美元可能历史性地扭转贬值趋势。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逆转，进入历史性的贬值过程，人民币利率也可能会大幅度攀升。国人必须高度警觉，如此大规模地投放货币，还要面对如此高昂的实质利率，可见资本正在大规模沉淀并失去效率。毋庸讳言，我国已经处於金融危机之中了。十八大之後，内外矛盾的交织，让我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如何解决复杂的矛盾？如何释放巨大的压力？笔者认为，此刻，第一位的，是扛住危机，是稳定经济；第二位的，才是深化改革，才是确保发展。
  笔者认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在於解决国务院长期形成的，对保增长、调结构与充分就业三者关系的错误解读。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经济增长急剧失速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保增长不等於增加货币投放，更不等於保房地产价格上涨，这是非常荒谬的政策逻辑。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经济结构继续扭曲下去金融危机必然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了。但是，调结构不等於放弃保增长，是要用新的增长替代旧的增长。保障充分就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大规模失业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但是，保就业应该依赖调结构，而绝对不是保增长，更不是保房地产。事实上，矛盾的焦点全部指向房地产，不将生产资本从房地产逼出，资本大规模沉淀就不可避免，我国工业化进程将会提前终止，调结构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最终既不能保增长也无法保就业。当然，这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必然触动敏感的政治神经，其难度是可想而知。可是，危机不等人，危机已经十分迫近了。我们必须首先应对危机，在危机中完善治理逻辑，在危机中深化改革。
  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建议采取如下策略：
  第一、确保就业。
  笔者建议，财政部出资二万亿，建立中国碳排放基金，用五到十年时间按欧盟标准重整我
国林业结构。一则加速改善我国生态环境，重整祖国的大好河山；二则建立我国碳排放权战略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物质基础。最主要的是，此一计画可以大规模消化低端劳动力就业，可以有效消解可能骤然出现的失业潮。
  笔者建议，财政部出资三万亿，建立中国水回圈基金，用五到十年时间建立全国性的水循环系统，将污水处理比例提升到 90 ％的水准，极大地改善我国水系污染问题。一则可以改善我国恶劣的生态环境，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准，二则水循环系统将来可以适度收费，建立良性回圈的经济运行系统。预计，此一计画，也可以大规模消化低端劳动力就业，也可以消解可能骤然出现的失业潮。
  笔者认为，此五万亿计画不同於 2008 年的四万亿计画，这是严格的、逐次的、定向的财政投放，不会流入不动产领域，不会导致市场流动性失控。不仅如此，此举有效促进充分就业，可以对冲经济下滑的心理压力，还可以成为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技术手段。国家应该早做准备，做到随时启动备用。至於资金来源，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的模式。
  第二、清理地方债。
  笔者建议，财政部出资五万亿，成立汇财公司（采用汇金模式），开始进行地方债的清理工作。笔者认为，对於地方债要进行客观分析，既要看到地方债的积极意义，也要充分认识地方债的问题。重点在於解决，资产和负债的时间匹配问题，单一资产的整体配套问题（系统效能），资产的正常流转问题（市场化操作）。在适当的时机，用适量的资金，是可以有效盘活地方债的，是可以变坏事为好事的，是可以化解金融危机的，是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解决地方债问题，有一个时机选择问题，一定要坚决果断。
  笔者认为，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不是简单的财政金融问题，而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公司化，这终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独立，这意味着更加高度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处於转型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地方高度自治是极为不明智的发展方向。
  第三、控制通货膨胀。
  控制通货膨胀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必须死守的铁则。也就是说，控制实质通货膨胀不超过 5 ％是一切经济政策的底线，是高压线，不容讨论。为什麽？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全民社保了，社保基金无论如何无法获的超过 5 ％的收益，一旦通货膨胀超过承受极限，社保基金将会被
打爆，各级财政面临崩盘的风险。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死守通胀底线，主要也是基於对社保问题的深刻认识。社保问题，意味着政治，不容进行任何讨论。无论是谁，若以通胀为代价，搞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须坚决予以阻止。
  笔者认为，控制通胀要两手抓。一手，在於严格管理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流量（必须节制货币发行）；另一手，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要增加非纸质的资产和商品供给）。笔者的一位元仁兄对此认识颇为深刻，他说治理通胀如同煮粥，首先要搞清楚水和米的比例，其次要知道水在哪里和米在哪里。伯南克先生之所以从容不迫，是因为他即能控制水也能掌握米。当然，对伯南克而言，水在美联储，米主要在中国。
  笔者认为，中国控制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并不困难，庞大的不动产已经形成良好的蓄水池，以税政做阀门就可以调节不动产与实体经济间的流动性。事实上，我国弃用财政调节功能久矣，其坏处是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其好处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回旋余地。好坏全在於一念之间，端看操作者的立场、高度和水准。
  笔者认为，应对我国的经济危机无非是要做好上述三件事：就业、地方债、通货膨胀。处理好这三件事，危机就基本化解了。笔者提醒管理层，千万不要将眼睛盯在流动性上，要学
会承受流动性巨变带来的冲击，一定要守住货币发行的底线。笔者认为，如果中央能够启用上述策略，我国未来的经济危机将可以化解於无形。
　　二、双导向的改革思路。
  社会对改革的看法已经出现分歧，已经导致了对改革方向的歧议。深化改革论者认为，改革的成果巨大，问题在於改革不够深入，改革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反思改革论者认为，改革本身的问题巨大，问题就出在改革者的身上，必须全面反思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两种看法都对，且不冲突。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的问题也是巨大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既不能依靠“深化改革”，一条道走到黑；也不能“走回头路”，重新搞一大二公。笔者对“深化改革”的思路深感忧虑，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将瓦解中央集权的制度性优势，其要害在於未完成法制化而导入无政府状态，这是跳崖以求成佛的二百五模式。同时，笔者对“走回头路”左派右派是什么意思的想法也感到恐惧，非市场化形成的一大二公模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手段，已经被证明了存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严重缺陷，“克己复礼”的愿望严重脱离历史现实，几乎不存在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并且会导致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於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
  笔者认为，改革必须辩证，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反思改革，才能深化改革；必须继续改革，才能完善改革。要实现成绩导向和问题导向并行不悖，在双导向之中实现最大共识，并出最合理的发展道路。我国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在於对改革议题和改革权力的高度垄断。有关部门，如发改委，颇有“奉旨”改革的味道，从不与人民众沟通，极少履行立法程式，畸形的经济政策不断出台，各个产业的垄断愈益严重，导致了要素价格和经济结构极度扭曲。改革正在被改革者带入歧途。一方面，右派没有完全说错，改革者（其实并非政府）的权力太大了，必须放权；另一方面，左派也没有说错，改革者将权力让渡给了国内外利益集团，必须收回“双重主权”。并不有趣的是，仍然有人认为改革者的权力不够，要成立“改革委”，要搞“顶层设计”，颇有另立国务院的意思。近二十年来，由“不争论”，发展到不许过问、不许反思、不许参与的极端状态，这是极端不正常的。如此，改革如何辩证？如何实事求是？如何获得人民众的支持？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不是有神论，没有人可以预知改革的“科学”路径，根本不存在所谓“顶层设计”的逻辑基础。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不二过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如果，认为有几个大人物，一早就知道改革路径，做好了一个系统的总体规划，可以直接到达真理的彼岸；那麽，这几个大人物，不是传说中的佛祖，就一定是现实中的骗子。无论是佛
祖还是骗子，非宗教既迷信，反正不是科学。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之所以拒绝众参与，之所以拒绝立法参与，是因为改革猫腻太多了（利益过於复杂），改革者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太大了，必须通过神化而秘密化。事实上，我国对於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保护，本质是利益集团政府和经济政策的结果，通过房地产价格垄断让私人向国民徵收价内税，政府人为地制了特权人士的迅速暴富，通过增加私人债务变相增加普通国民税负，这种逆向分配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否认，正是这种逆向分配，导致了消费增长乏力，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极度扭曲。改革的方向可以继续争论，但改革的方法必须改变了。笔者认为，改革要实现两个参与：必须让人民众参与；必须让立法机构参与。改革不是利益集团的私属领地，改革垄断应该立即被改革。
  笔者认为，唯物主义者是现实的，必须承认成绩的现实性，也要看到问题的现实性，总结成功的经验，立足於解决问题，这就是出路。至於问题在哪里？就经济而言，问题在於社会分配权力的高度垄断；就政治而言，问题在於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包括话语权）。说到改革的方向，这就是改革的方向。概而言之，要解决两个分配问题：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就是要纠正执政的立场问题。多说一句，换了执政者，未必可以解决立场问题，甚至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立场问题，北非和中东的教训已经足够深
刻了。笔者从不认为，私有化和市场化可以解决立场问题。同时，笔者也绝不认为，一大二公就可以解决立场问题。唯一的出路，在於增加人民众的参与度和立法机构的参与度，必需要多一些底层人参与制度和政策设计，必需要将一切改革纳入到正规立法程式当中来。重复一遍，是扩大人民众的参与度，是扩大立法机构的参与度，而不是更换新的管理层。“两个参与”不解决，换谁来做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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