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在长江上游的军事行动及其价值分析
作者:余堃,余学新
来源:《三峡论坛·三峡文学》 2015年第5期
余 堃1,余学新2?
(1.中国人民解放军91755 部队政治部,广东 湛江 524300;2.湖北省宜昌市委党校,湖北 宜昌 443002)
摘 要:武汉失守后,为阻止日军从水路入侵陪都重庆,中国海军先后撤守长江中上游设防。1940 年6 月宜昌失守后,中国海军水面舰艇全部进入长江上游石牌要塞区警戒。中国海军与陆军有力配合,协同作战,在长江上游石牌江面布设定雷,施放漂雷,终止了日军从水路西进的步伐。
关键词:中国海军;激战;长江上游;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5)05-0010-07
收稿日期:2015-06-13
中国海军舰艇大全
作者简介:余堃(1982-),男,湖北宜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91755 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军事硕士;余学新(1955-),男,湖北宜昌人,湖北省宜昌市委党校教授。
1940 年9 月6 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中华民国陪都”,一是凭据川江[1]天堑之险,二是为长久抗战之计。在鄂西会战中,中国海军凭据川江之险,积极与陆军配合,布设定雷,施放漂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遏制住了日军肆意践踏的铁蹄,终止了日军从水路西进的步伐,保卫了战时陪都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持阶段中的中国战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国军海军部署川江,力阻日军水路西进
1938 年2 月至5 月,军委会就制定了《宜昌巫山间江防计划方案》及《宜昌、巫山间江防计划要塞配备及宜昌附近作战计划》,着力加强长江上游的防卫。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以后,国军海军先后撤守至长江中上游。为阻止日军从水路入侵陪都重庆,1939 年秋,蒋介石任命吴奇伟为第六战区(湖北)副司令官兼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任命李及兰为江防总部副总司令,驻鄂西宜昌秭归县三斗坪,全力拱卫陪都重庆。
鄂西宜昌,依山傍水,座落在风光如画的长江三峡入口处。石牌面向宜昌,背靠大山,四周峰巍峨,惊涛拍岸,地势险峻。“蜀道三千,峡路一线”。它背靠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和山城重庆,怀抱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总绾川鄂渝湘四省市之要冲。沿长江而上,经三峡可达巴蜀之地,顺江而下,可抵沪宁
之境;因此享有“上控巴蜀、下引荆襄”,“三峡门户、川鄂咽喉”的称誉。在抗战时期,宜昌作为陪都重庆最后的国防门户。宜昌地方虽小,干系重大。一旦失守,日军将溯江而上,突破三峡天险,直逼陪都重庆,将危及国民政府、危及中华民族。
为阻止日军从水路入侵陪都重庆,1938 年10月,第一舰队进驻宜昌。次年1 月第一舰队转驻万县,第二舰队接替第一舰队驻守宜昌。
西陵峡航道狭窄、水流湍急,舰船避雷的机动范围受到限制,是使用漂雷的极好地方。所谓漂雷是海军兵工厂因陋就简制造的简易,圆柱形。像个大汽油桶,内装,上面有5 个触角,能漂浮在水面上,日军舰船碰到它即导致舰船引发爆炸,常常沉没。雷、炮联防,协同作战,能收到杀伤敌人的更好效果。川江漂雷队分别配属于石牌、庙河、泄滩、牛口、巫山、万县各地。他们勘择雷区,预储漂雷,备于必要时施放。水陆联防,配备十分严密。[2]1789-1790
1938 年12 月,中国海军在石牌设置了第1 炮台,其左右有第1、2 分台,安装苏联援助的山野炮共10 门,位于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的最前线。与之相配套的还有1 个川江漂雷队、1 个烟幕队,1个观察所和1 部无线电台等。川江漂雷队,队长为叶可钰。留英海军学生的原舰长方荣转任总台长,副台长江叔安。并先后在长江三峡宜昌至万县间择险构筑要塞炮台大小10 余座。
1939 年1 月,陈季良司令率第一舰队由宜昌转驻万县,当时第一舰队剩下有“江元”、“楚观”、“楚同”、
“楚谦”,炮艇“义宁”、“威宁”,运输舰“克安”、“定安”,测量舰“甘露”,共计9 艘。
同时曾以鼎司令率第二舰队接替第一舰队驻守宜昌,当时第二舰队剩有炮舰“永绥”、“民权”,浅水舰“江鲲”、“江犀”,艇“湖隼”,共计5艘。大部分舰艇分别扼守川江的石牌、庙河、泄滩、牛口、万流、青山洞、巫山、奉节、云阳各段要区。担任水上防务,及维持水上治安,协助当地防空部队,共同担负对空作战任务。
另以克安、定安两运舰停泊川江下游,除执行战时任务外,准备日军万一溯江西犯,立即下沉,以之阻塞水道。国军海军在长江上游参酌敌情,决定使用漂雷、定雷进行防御。在藕池、沙市、董市、宜都、红花套各处,放置固定。在监利、郝穴、松滋、宜都、平善坝等处放置漂雷。各以雷队扼守,以薛家声总其事,派驻宜昌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指挥节制,策动荆河防战设施。
1939 年3 月,国军海军选定石牌为三峡设防,命名为“宜(昌)巴(东)要塞区”。第18 军军长方天兼任司令。原历任18 军团长、旅长的滕云接替因宜昌战败的刘翼峰任要塞指挥官,到职后即任命长江上游江防军总部作战科长杨执中为参谋长。要塞区下设第一、第二总台,总台长分别为方荣、曾冠瀛。总台下又设牛口、泄滩、庙河(包括九湾溪)、石牌(包括平善坝)4 个分台,以方荣、曾冠瀛、张日章、刘焕乾分别任各个分台的台长,炮台下再分12 个小分台,分别以电讯联系。各炮台安装由军舰上拆卸下来的舰炮和野战炮共55 门。并在红花套设第一直属台,安装舰炮4 门。一分台与总台部同在石牌村,二分台
设在石牌上游的庙河,并根据上级规划要求,负责构筑永久或半永久工事。[3]95总台部设总台长、总台副、军需官、火工长、观测员、通信官、军医官、师爷(秘书)各1 人,副官2 人,还有通信兵、炊事兵、勤务兵和普通列兵共10 多人,由一个军士长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管理。分台设分台长、分台副、火工长、观测员各1人,台员2 人,炮兵50 人。
每台配有火炮三至五门不等,口径大小也极不—致,当时根本不存在选择调整的可能性,只能按炮的口径分为两组。
石牌要塞属于第1 总台管辖。其主炮台处在长江一个130 度的弯度角上,可以一炮打到南津关,正是“一炮封喉”锁钥之地。当时驻守石牌要塞的海军官兵共有100 多人。要塞防御设施的部署是:第1 分台的炮位、观测所、指挥所等工事都设在面对峡江的山坡上,在那里用肉眼可以看到下游的平善坝。工事构筑简陋,仅在山坡上挖一坑道,浇上水泥,覆盖黄土。坑道前部是炮位,后部是弹药库。炮位之间,炮位与指挥所、观测所之间,没有坑道相连,只有电话可通。第1 分台配置有6 门炮,其中4 门2 磅炮(口径约40 毫米)直接对江面航道;正面左前方的江北是烟幕队,右前方的南岸是队;南岸太公沱突出部有了望哨,炮台后方设有观察哨;第1 分台还配有(口径约40 毫米)火炮2 门,设在2 分台右侧小溪南岸。整个设防的通讯联络灵便,炮台工事坚固;进出方便,视线良好,射界开阔,较为隐蔽;轻重武器构成交叉火网,既能封锁整个江面,又能对来犯之敌给以毁灭性的炮击。并在宜昌葛洲坝、古老背等江面沉塞船只,布设,建立阻塞封锁线。二分台的任务是:在总台部的直接指挥下,如遇日海军进
犯至太公沱江心时,在烟幕队的配合下,利用攻击,对来犯之敌实施突然炮袭,既能在敌措手不及之下击沉舰只,又可打跨敌之进攻,达到阻击日军进攻陪都重庆的目的。
分台长在指挥所可以用电话统一指挥,也可由台员分组指挥。炮虽然是从军舰上拆下来的,都很陈旧,口径不大,射程不远,射速不高,但占据了有利地形,离江边很近,可以抵近射击,威力十分可观。指挥所有一部从陆军调来的光学测距仪,底线长仅1 米,很不精确。此外有为数不多的步作为警戒用。[4]47-48
由于石牌与宜昌几乎是处于一条线上,要塞炮台的炮火可以封锁南津关及以上的长江江面,极具威慑力,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令日军望而生畏。为确保石牌要塞,国军军委会还派重兵防守。
1939 年5 月,军委会为了使海军与陆军更好地协同作战,对长江上游设防区重新进行了调整,将宜万江防警备指挥部改为宜巴区江防指挥部,辖区为宜昌至巴东段,从而加强了这一防区的防卫能力。这些海陆军均隶属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由郭忏(后为吴奇伟)统领三军守备整个长江三峡要塞区,筑起了一道抗击日军的钢铁防线。
具体规划是:
1、规划长江三峡之西陵峡流经的巴东、宜昌各县的沿江两岸地带为江防区。
2、以宜昌县属石牌为第一要塞,建筑坚固堡垒及地下仓库,积储战备粮械物资,训练敢死队屯驻固守。如遇敌寇进犯,誓死不遇,坚守待援。
3、以秭归县属庙河设要塞司令部,由海军驻守。江面狭窄,地形险要,利于坚守。当时的要塞司令为滕云。
4、在秭归县属归州河设江防分监部,储备运收发军粮被服及炮弹,与北岸莲沱的26 集团军分监部切实联系,配合作好后勤与供应。当时的江防分监是杨晓轩(湖北天门人)。
5、峡口北岸三游洞高地,由北岸26 集团军总部驻军架炮扼守。江防军在南岸披此切取联系,配合固守。
6、以秭归沙镇溪包括陕西营及马家坝,巴东雾潭洞为大后方。如1943 年秋,鄂西战役后,有一段时间,江防总部曾暂在沙镇溪办公。[5]82-83
1939 年10 月,中国海军又在巴万间成立了巴万要塞区第三、第四总台。总台长分别为程嵋贤、刘焕乾。下辖万流、青山洞、云阳、奉节、巫山5台,安装各种大炮共47 门。这些炮台及掩体均用钢筋水泥材料构筑,全部建在山洞里面,异常坚固,进出口、炮孔乃至通气孔均十分隐蔽。黑洞洞的炮口和机眼形成交叉火力网,严严实实地封锁着整个长江江面,尤其第一线之石牌炮台,其火力可以控制南津关以上的江面。
与此同时,海军还在第一、第二总台内,编配烟幕队2 队,第三总台编配1 队,以配合要塞作战。水上防区以荆河为前卫,设立川江漂流队,队长叶可钰,下辖6 个分队,分属牛口、泄滩、庙河、石牌及巫山、万县6 个要塞点。并将大部舰艇分驻于宜昌、巴东、万县、重庆各地,除担任水上防务外,并协助当地守军防空部队,参加对空作战。
当时,驻守长江三峡要塞区各炮台的海军官兵共有1203 人。他们都是挥泪告别心爱的军舰撤到陆地戍守长江天险的。海军官兵面对两岸高山,俯瞰长江东去,经年累月,坚守战斗岗位。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一批曾经留学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军将领,他们与士卒同甘苦,共御外敌,身着土布军服,脚穿草鞋,与士兵一起种菜养猪。即使崖石缝里空隙处,也都种满了包谷和杂粮,以弥补食物之不足。然而海军官兵爱国热情十分高昂,他们在炮台掩体壁上题书明志——“铁血要塞”,以表达抗战决心。在第一线石牌要塞的大崖壁上镌刻了:“石牌天险敌胆寒”,一展国军军威。[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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