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对电影的影响
浅析对电影的影响、电影人诠释的态度以及对的反思
  在中国广播电视史的课堂上，当涉及到广播电视制式和广播事业的发展的课题时，对于公有国营制的概述中明确地提出：广播电视是国家宣传工具，首在推行国家政府政令，对于民众实施教育引导，传媒体制从属于政治体制，传媒活动服务于政府控制社会的目标。对于这一理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的变动拨乱对于电影事业的影响。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段。“”给当代中国人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而在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中，除了那些对个体生命而言的噩梦般的人生体验之外，还有不止是“娱乐”的文化生活经验。自然，被目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回眸“”电影，《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当时颇为显赫的文献，揭开了这一时期对于艺术的禁锢。
1、 “”时期中国电影的状态
  　1951年2月，一部描写武训一生行乞办学的片子上映后在观众中反响很大，全国出现了“武训热”。但几个月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批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全国主要报刊立即转载，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拉开了序幕。
其罪名是“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是“污蔑农民斗争”、“污蔑中国历史”的反动宣传。文艺界整风运动从此开始。“禁映”和批判的结果让电影界欣欣向荣的局面陷入了低谷，一年多的时间里，近四十个电影剧本被“毙”。1950—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到1952年，骤减到2部。 与此同时，文化部电影局提出“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的方针，但在当时的上海，熟悉工农兵的人不会写剧本，会写剧本的又不熟悉工农兵，这一对矛盾让大家束手无策，电影界陷入了停工待料的“剧本荒”。更有甚是，正是因为“我没有工农兵的生活怎么写？”、“有什么写什么”这些语句，1965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于导演系的郭宝昌多次批斗、进行劳动改造，自称是“刘邓黑线的打手”右派分子，高呼着“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承认自己“诬蔑政治”的罪行。著名导演谢晋在自己父亲去世时仍然在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在拍摄《舞台们》后，演员上官云珠、沈浩因为种种批斗压力而选择自杀。据统计，因文艺作品而屈死迫害的人在上万人之上。这种政治对待电影人的态度使得一种“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情绪在文艺界蔓延开来，“没什么东西可拍”、“不敢轻易去拍”的思想更是对电影事业在“”期间的发展雪上加霜。
  当“四人帮”势力逐渐渗透到各个方面时， 江青作为主抓文艺工作的领导经常会到文化部电影局子，电影局三天两头接到中宣部的电话，说某部影片是毒草，马上通知电影发行公
司停止发行。有的影片刚出厂时被认为是香花，不久就成了毒草，过了一阵，又说不是毒草了，香花、毒草全凭上面的一句话。第三代导演谢晋谢导就是因为一句话，从北京飞到上海根据政治领导拍摄了“电影”《春苗》，也是一句话正在兰州拍摄的《牧马人》被禁拍暂停。在当时电影局筹备领导小组文化部的存档中，《南征北战》的发行报告里提出影片经再次审看后，由于“军事思想、革命战争的气势、我军军官长相气质”等优点作为申报理由，全然不顾影片的镜头转换、情节结构、彩光调。然而作为可以左右一部电影作品的一句话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得来的，而是自己的“心血来潮”。当时很多电影人都对江青讲话方式表示很是不理解，开始时对于话题还勉强能踩在点上，但往往说着说着就离了谱，甚至太过感情用事，夸大其词，陷入荒谬。这一次她对影片的点评，同样荒谬得让电影人们结舌，竟说《五朵金花》：整个影片写了一男一女，别人都是陪衬他们谈恋爱。对少数民族不说他们进步，政治成长，精神面貌的变化，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在电影拍摄前期不仅要报告影片主题、情结、创作政治意向、相关专业领域等方面，而且要报告电影的分镜头剧本。作为文艺管理“一把手”的江青，甚至有像武则天一样过人的经历，在“工作”上事事亲力亲为，对多部影片的台词一一修正，例如，1974年10月文章主演的电影23日和25日她发表了《<闪闪的红星>修改的意见》，对台词、镜头、光线、剧情一一作了修改，要求片中儿童所唱儿歌要分两段，
前段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后段是：“打倒土豪与劣绅。”这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样，政治上才完整。要求增加片中对于红星的特写进行特别强调。在这样的环境下，催生出的影片大多都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以“三突出、十六字诀”为原则的“电影”。
2、 从《中国》看“”时期中国“权威”对电影的态度
在中意建交后，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的他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纪录下许多当时中国的真实影像。这部电影拍摄前后的风波已经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思想观念的冲突。
  1972年的中国，还处于“”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普通人并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地交谈。而安东尼奥尼虽然是请来的客人，他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们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于是很多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跃然纸上：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女工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语录，讨论当前形势等。所以想要如实记录下
中国的的他不得不用一些隐蔽的，甚至像打游击方式进行拍摄，其目的就是想真实记录反应当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状态，正是这种对艺术真实的追求让安东尼奥尼受到了举世少见的政治批判。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中国人民不可侮》的第一篇。文章中，运用“攻击、丑化、诽谤、侮辱”等词语来揭示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实质”，并一再指出，“一切的好汉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于这样一种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艺术观点作为当时文艺事业发展路线的总指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电影艺术走向世界并向世界电影学习的最佳时机。安东尼奥尼本人在当时反映：“我认为这部片子，与其说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是周恩来认可的一部片子。很明显，这是周恩来与江青之间存在的斗争。”
三、从谢晋和姜文的《“”三部曲》看电影人对“”的诠释与反思
在谢晋４０多年的导演生涯里，共执导了３６部电影，几乎每部作品均与当时的现实生活交相辉映，作为亲历“”的人来说，对于那一段历史的反思的思想反映在《天云山传奇》、
《舞台妹》以及《芙蓉镇》（“”三部曲）中。
1986年，他以亲历者同时更是受难者的严思姿态直面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历史，执导了这部称之为谢导巅峰之作的影片《芙蓉镇》，他以一个小镇上普通人物在“”前后十几年里命运的复杂变化，从他们的个性不同程度的被扭曲、被异化，使观众透过人物的悲剧，看到社会历史的悲剧，以此来探讨极左思想的渊源，来反思民族的历史。与此同时，该片在国外放映时曾经得到过这样几句评语：“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两个人半夜就出来扫地，却能自然而然的跳起华尔兹，这样国家的人追求美、追求爱情，追求到这种程度，居然还这么乐观，你们这个国家的人不得了啊！”这样一部反思“”的电影从精神上真正表现出了那个特殊时期的人们的生存理念，“要活着，想牲口一样的活着··”，体现出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得到的是什么，是信念，是乐观，是乐观地活着的信念。
而作为《芙蓉镇》主演的姜文更是将这一信念延续并发展了下去。
姜文作为一位少产的电影导演，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经过了十二分的精雕细啄的。有人问过姜文是否可以不出演自己导演的作品，他所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并且很是幽默地说了一句“不是编剧的演员不是好导演”，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包含很多，只有作为编剧的演员才能达
到导演对电影效果绝对的要求。同样的“”三部曲《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姜文反映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在权威们看来那是阴郁的日子，在姜文和原作者王硕看来却是明媚的时光。虽然日子有点单调，而对于少年来说生活也并不是禁锢的，他们上学，逃学，打架；赶时髦，穿黄军装和花裙子，早恋；追求高雅的业余生活，去挤票，看朝鲜歌剧《卖花姑娘》等，相信中外少年青春期都是这样过来的。看到这样的一部影片有谁会想起这个与青春有关的故事是发生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姜文想拍的只是一个现实的感受，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他不管是，也不管在哪里发生，他觉得以前的电影沿用了太政治化的角度去拍，对一个没有经历的人来说，这可能造成错觉。政治是政治，电影应该更人性化，更人文一点来阐述和表现一个真实的生活。如果电影都可以更人性化一点，我想也许就会有更多可以让观众思考与沉默的作品诞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人对于世界事态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十多年以后，姜文又推出了影片《太阳照常升起》。能够感觉到，这时的姜文对“”看法的感性和理性的交织，两种语境的交织，两种意象的交织。在该片中既能看到人的疯态、自杀，也能看到人性的执着和
朴实、对艺术的喜爱与追求，在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流露着特殊的语言形式用来表达那个特殊的时代性格。牵引这人们试图去反思曾经一度认为那件“一无是处”的事件。再到现在的《让子弹飞》，一向崇拜的姜文是不是也将的梦想个人化、影视化到片中张麻子的身上，同样是乱世英雄，同样是领导民众，同样是胜利后的孤独，张牧之是否真的能体会到毛润之的气魄与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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