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互动的影响研究——以元阳阿勐控村为例
作者：聂芸芸
来源：《新媒体研究》 2017年第11期
摘 要 通过对元阳县阿勐控村的个案考察，了解手机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互动的影响，由此探讨手机媒介如何重构少数民族村落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互动；手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11-0091-02
1 研究缘起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中，16 至55 岁的青壮年选择了外出务工。这些流动的人在城市和村落之间的移动，带来了少数民族地区家庭结构的重构。为弥合身体不在场的缺席，在移动人和留守人中，手机媒介成为必不可少的人际互动和交流工具。本文旨在通过对元阳县阿勐控村的个案考察，了解手机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互动的影响，由此探讨手机媒介如何重构少数民族村落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2 变迁中的少数民族村落——移动的人，重构的空间
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县。据资料统计，2015 年，元阳县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达3 万余人。以阿勐控村为例，该村共有314 户共计1 168 人，外出务工人数在600 ～ 700 人左右，其中举家外出务工的有58 户。留守在村子里的60 岁以上老人60 多人，80 岁以上46 人。留守儿童150多人，留守妇女146 人①。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留守老人、妇女、儿童成为少数民族村落的主要人，青壮年常年在外，成为移动的人。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重构了家庭空间和村落文化。
1）遥远的养育——重构的家庭空间。对于青少年来说，父母离家外出务工，手机成为日常与父母沟通的媒介。父母通过手机进行遥远的养育，并监控子女的学习和生活。这一生活方式的转变，重构了家庭空间，通过手机媒介，缩短了空间距离，延展了养育。身体的不在场，只有依靠手机进行遥远的角在场。
在调查的样本中，18 岁以下的学生体使用手机的原因基本趋同，都是为了与外出务工的父母的联系。普红梅，女，15 岁，是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家中有四口人，其中父母外出务工，使用手机的原因是方便和在外务工的家人联系，与父母通话聊天的范围是平时的学习和生活，每月100 多元的话费。罗立芳，女，14 岁，初二，家中5 个人4 部手机，用手机主要是为了跟家里人联系。话费是每月50元左右。父亲外出打工，因为家中有一个弟弟，所以母亲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务农。
2）移动的人——延展的关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中国社会存在的差序格局，形象地描述中国人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差序格局是以地缘、血缘为中心，向外进行扩展，以此建构人伦关系。从圈子的中心往外扩展，人际关系由强变弱，越往圈子中心的越是强关系，越往外越是弱关系。
移动积分换话费发什么短信 在传统社会里，人以血缘和地域为主要活动纽带和区域，个人交往和活动范围有限。而现代社会，社会资源本身无限丰富，个体生活成本与质量包含更多的社会资本，因而，人们对资源的追求主动性增强，而是否能够获得丰富的社会资本取决于个人的资源交换水平和能力。
在阿勐控村调研中，调查组发现，少数民族村寨地理位置较为封闭，经济结构简单，一般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对外的社会交往并不频繁。因此，人际关系的构成基本以血缘为中心。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传统的地缘，血缘的人际互动与日常交往产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交往网络。留守人利用手机获得新的社会资本，使弱纽带能发挥作用。
李会，女，20 岁，全职妈妈，从2015 年10月开始利用手机做微商，一开始是卖衣服，虽然现在生意不太好，一天接5 ～ 6 个单子，但是突破了传统的地缘和血缘的人际交往模式，利用手机媒介开展电子商务。同时，她通过交友，寻就业机会，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获得了新的社会资本。
胡春阳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社会，社会和个人纽带正在经历重大变迁，传统的家庭、邻里和社区联合碎片化，社区价值和个人责任的衰落，弱的人际纽带是当代社会特征。人们一般认为，手机更有
助于巩固原有的人际关系，或者说强关系，而无助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弱纽带。但这此次的调查中，我们发现，通过手机媒介建构社交关系网成为农村地区人的一个新途径。手机媒介延展了社会互动的圈子，弱纽带延展了社会关系，成为社会互动的新景观。
在问卷调查中，关于“您通过手机交到的朋友有几个？”的问题中，有21.9% 选择1 ～ 5 人，有10.47% 选择5 ～ 10 人，有33.3% 的人选择10 个以上，超过65% 通过手机媒介进行交友，扩大了人际交往的范围。当问及是否通过手机获得过工作机会时，有29% 的人回答是，延展了社会关系。
少数民族村寨中，人际关系网络逐渐从乡土熟人社会的狭小圈子走向更广阔和没有边界——从血缘、地缘到业缘。留守人特别是青少年使用手机媒介，以移动互联网为手段，人们从强关系中不断延展寻弱关系，从现实社会到虚拟世界，弱纽带越来越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
3）村落精英——话语权的聚合。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留守村落的人中，掌握信息流动的精英享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组长，充分利用手机进行社会协调功能。组长是村寨中公共事务的组织者，手机对他的生活、工作都有重要作用，在日常社会交往中，他利用手机这一获得了话语权聚合，在村庄中的社会互动中成为精英。
组长李德四，男，51 岁，从2004 年就开始用手机。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较早使用手机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忙着联系工程。现在手机最主要的功能是打电话，每个月要50 ～ 600 的话费，也会发短信。
对手机的依赖程度特别高，连洗澡时都会带着。不使用智能机是因为智能手机的电池不耐用，他24 小时要保证手机有电而且不会欠费。
在留守村落中，组长承担着对于留守人的监督与照顾责任。在访谈中，组长说，经常会给外出务工的人打电话汇报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情况。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经常会通过电话与外出的父母沟通。组长通过手机这一媒介，实现了对村落社区的社会协调功能。
3 手机对少数民族地区人际互动特征分析——工具性大于表达性
1）家庭成员的互动。在调查中，当问及为什么使用手机，超过92.38% 的人回答，是方便与人进行沟通联系。手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讯，也表明人们使用手机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工具性需要，表达性需求并不强烈。在实际的调查访谈中，少数民族地区受众通过手机进行表达仍然较为含蓄，浓烈的、亲密的感情表达少。
对于留守人来说，手机的实用性、工具性较为突出，人们使用手机与人聊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而对于情感的表达不突出。杨梅，女，27 岁，丈夫在外打工，一个星期通话2 ～ 3 次，主要是交流孩子上学和务农的事情，对于夫妻间的情感交流话题基本没有。这与中国人传统的人际关系有关，也与村落文化有关。
在父母与子女的手机交流中，亲子感情的话题交流也较少。李琼，女，16 岁，中学生，父母外出务工，她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父母一周给她打两次电话，话题主要是日常学习和生活费。
当问及手机是否能上网时，有高达65.71% 的人表示不能。这与留守人的人口特征相吻合，老年人中没有人使用智能机，手机只有通讯功能。手机在人际互动中发挥着人际交往工具的作用，表达性的功能较弱。
2）安全感的获得。在108 份调查样本中，50岁以上人占38%。当问及手机最常使用的功能是什么时，85.7% 的人回答通讯功能。这与手机工具性的特征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的手机使用更注重安全感的获得。蔡有兴，男，78 岁，自己购买手机，话费一般是子女交，一个月用5 ～ 6 元。他不会主动给孩子打电话，也不会发短信，但平时出门会带手机，因为家人要求携带，可以随时到他。
留守人在年龄分布上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留守儿童和老人在生活能力上是弱势的，需要照顾与保护。但是遥远的空间距离下，这种养育和照顾只能依靠手机来完成。随身携带手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手机成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尤其老年人安全感获得的一个重要来源。手机的移动性和即时性是手机传播产生的初衷，手机的工具性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
4 结束语
随着传播技术升级，手机在社会互动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变成了日常生的关键“社会物体”。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手机的普及，人际交往和互动有了新的变化，形成了遥远的养育和村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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