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之国”变相殖民地──租界的设立
“国中之国”：变相殖民地──租界的设立
“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的威逼和欺诈的手段，在我国重要商业城市里强占一定的区域，做为他们居住和管理的地方。在租界里，侵略者建立了完全不受中国行政系统管辖和法律制度约束的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所以，人们称租界为“国中之国”。租界这个畸形怪物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租界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腥的罪恶史。历史上庚子年灾难
租界的创设
1842年，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允许英人携所属家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第二年，《南京条约》附件《虎门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中英两国官员商定地方，准许英人租赁房屋或基地。本来，这一规定是说英国人只能在通商口岸的一定地区内租赁房屋、土地，在那儿居住和从事贸易。而英国侵略者却将此条规定歪曲成，在通商口岸硬行划出一块地方，供外国人居住、占用。他们还借口什么华洋分居，避免事端，以便于管理，有利贸易，以此诱使清朝官员接受。
1843年10月底，上海正式宣布开埠通商。不久，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任。他一到上海，就察看
地段，想设立租界，向清政府提出土地卖绝的要求。这为当时中国法律所不允许，开始遭到拒绝。巴富尔大耍赖皮，死缠着上海地方政府不放，直到1845年，苏松太①道宫慕久，被迫以其名义，用告示形式，公布了他同巴富尔签订的《上海租地章程》。其中规定：“洋泾浜②以北，李家庄③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这样，英国开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划定租界的权利，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租界。
随后，美、法、俄、日、意、比、奥匈等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效尤。到1904年，近6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长沙、鼓浪屿等16个市区强占有“租界”。
变相的殖民地
租界创设初期，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有干预权，并保留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写明：“租界内土地为永租而非卖绝。”但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侵略者巧取豪夺，使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地位日益巩固，租界的范围，不断扩大。相反，中国在租界内保留的权利逐渐被侵夺，以至削除。如上海英租界，1845年面积为55．8公顷。英商擅自在租界外面修筑连接租界的马路。随后，他们又在马路两侧强占土地，建造房屋。1848年英驻沪领事阿礼国，借“青浦事件”④，强迫新任上海台道麟桂，重新修订租地章程，承认既成事实，将租界面积扩展到188公顷。1853年春，太平
军占领南京，上海形势岌岌可危。英、法、美三国领事商定组织义勇队，保护租界。9月，小刀会⑤攻占上
海。英、法、美三国领事于次年7月会商，成立工部局。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租界”的殖民政府，下设警备、工务、财政税务、交通、学务、公用、卫生、宣传等十几个委员会。此后，上海道台通知各国领事，请其报告租界内受雇于洋商的华人情况。而外国领事声称如道台欲拘捕租界内华人，可开示姓名及所犯罪状，由领事查明其人是否受雇于洋商，拒绝提供租界内受雇于洋商的华人情况。中国的司法权开始在租界内丧失。1864年，上海道在租界设立“会审公廨”。案件由中方官员主审，西方官员会审。后来，外国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控制这个司法机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法官逃跑，外国领事出面维持会审公廨，工部局出钱聘请中国人充当审判官，司法权全部落入帝国主义之手。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杭，避居上海租界内的中国人达30万，到1862年猛增到50多万。上海道台致函英领事，请其助查租界华人数目，以便向他们征收税款，遭到拒绝。相反，工部局却可以命令租界内的华人向他们纳税。中国对租界内华人的证税权被帝国主义无理剥夺了。
随着中国在租界内各项主权的丧失，租界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的变相殖民地。正如同志所说，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以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口吻，毫不隐讳地说：上梅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地狱和乐园
100多年来，租界始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英法领事公开声明，帮助清军保护上海，指挥义勇队袭击太平军。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策划会党起义。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起义前夕，英国侵略者勾结清政府，查抄了起义指挥机关，唐才常等20多人被处死。1911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党在汉口俄租界内制造，不慎爆炸。俄国巡捕乘机搜查起义指挥部，将起义文告、名册、旗帜抄走，通知清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海爱国学生2000多人，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暴行。英国巡捕逮走许多爱国学生。随后，上万众聚集在南京路英国巡捕房前，要求释放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向众开，当场打死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根据地。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集中在租界里。以天津为例，帝国主义租界集中在以紫竹林为中心的海河两岸。帝国主义在那里兴建了众多码头、仓库、银行。当时，天津的对外贸易业务，如汇兑、仓储、海运等，绝大部分操纵在洋商手里，同时还把持着海关大权。他们利用天津港口，大量掠夺我国的各种物资，倾销他们的工业品。外国资本家还在租界设立加工工业。这本来是条约中所没有的，但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敢禁止。这样，外国资本家，在租界内，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经营近代工业。
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帝国主义在租界里建立教堂、创办学校，发行报刊，进行精神文化侵略活动。以美国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教会大学为例。这所大学打着“不问政治”，“研究学术”的幌子，引导中国青年脱离政治，漠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所大学利用学术交流、出版书籍等方式，向美国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工农业、商业、气象、资源等多方面情报，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1919年6月3日，爱国学生在圣约翰大学第一次悬挂中国国旗。该校校长卜舫济恼羞成怒，公开撕毁中国国旗。这充分表明，这个高喊“不问政治”的帝国主义分子，正是以摧毁中国青年民族自尊心，泯灭中国青年革命意志，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服务，为最高原则的。就是这个帝国主义分子，1935年指使该校生物系研究中国昆虫。后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现已经查明，其中有三种蝗虫，属于卜舫济向美国提出专题报告的249种蝗虫之列。
租界还是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自五口通商租界设立以后，西方殖民者和冒险家，包括流氓、恶棍、歹徒、逃犯，纷纷来到中国的租界地，干尽一切罪恶的勾当，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美国人丹涅特著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
新口岸的开放，和对新贸易的无限的期待，招得世界各处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除去靠他们的“机智”（应当是诡计多端）为生而外，别无任何行当或职业。……人人都深感不安，中国人更是心怀危惧。在美国领事们的报告和委员们的公函中，象这类浪人的丑事、罪行和种种穷凶极恶勾当的记述，是不胜枚举的。
在租界里，中国人遭受百般压迫、侮辱和虐待。上海租界的电车，头等车厢供洋人乘坐，中国人只能坐三等车厢。在汉口租界，中国人力车夫必须穿上象犯人一样的“号衣”。上海租界公园门口，竖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内的娼妓、赌博、贩卖、贩卖人口，是受帝国主义保护的公开行当。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卫生检查所公开发行执照，最高售价50元一张。在，被诱骗的中国人，把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输光赌净，甚至倾家荡产，卖妻鬻儿，还有许多人被逼得投江自杀。挂着“慈善”招牌的上海公济医院，为了让一个头上长满痴痢的洋人“体面”，竟然到街上抓来一个中国人，强行揭去头皮，给洋人移植。更有甚者，租界里的洋巡捕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
租界呀，租界！你是帝国主义豺狼的乐园，却是中国人民的地狱。
注释：
①1847年上海开埠后设上海道。
②今延文东路。
③今北京东路。
④青浦事件，1848年三月，三个英国传教士违反规定，到青浦散发布道书，与当地看守粮船的水手发生争执，动手殴打，上海英国领事，得到美、法、比国领事支持，要中国“惩
凶”，并以停关税、封锁运粮船相威胁。清政府屈辱地惩办了水手，撤换了上海道台。洋人更加嚣张。
⑤小刀会是清末民间秘密结社。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坚持抗击清军和外国侵略者18个月。
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2卷。
揭秘：1900北京光怪陆离的“义和拳”现象
1900年高潮时期的义和拳活动混乱纷杂，其间形态扑朔迷离，但综合而言，则有以下几种共同的特征或表现形态。
(一)、旱灾与焦躁情绪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曾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
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即可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也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的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大体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而无法产生预期。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义和拳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后的教民乃至一切与洋务相关的事务如铁道、电报、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爷，这个观念
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记载说：“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某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二)反洋与排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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