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后再审视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
新冠疫情后再审视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
作者：周琪
来源：《当代世界》2020年第06期
        【关键词】全球化;逆全球化;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关系;新冠肺炎疫情
        【DOI】10.19422/jki.ddsj.2020.06.001
        一个普遍的预测是，在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基本结束之后，世界将变得与之前大不相同。这看来将是确定无疑的。实际上，在此次疫情之前，世界已经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有迹象表明，那些引起变化的因素在疫情之后将会进一步放大，从而使一个自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国际上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全球化将走向何处，成为一个突出的关注点。今后全球化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曾极大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发展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美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过去的约30年，人们公认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发展的主线和趋势。全球化被认为是一个客观过程，表现为在全球层面上信息、金融、经济、贸易与交换，以及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
融合与统一的过程。[1]全球化会给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对全球化所做的最初评估中，把重点放在全球化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上。他曾认为世界上最不富裕的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5%，但他們的收入却仅占世界总收入的39%。受害最大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2.5%。这些国家在全球化面前别无选择，要么参与其中，成为全球化体系的一部分，要么被排除在外，成为全球化体系的弃儿。[2]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不仅是东欧剧变的一年，也是日本遭受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和苏联经济严重衰退的一年。美国心目中的两个经济强国在经济上都不再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富有超级大国的地位似乎变得不可动摇。到1992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的26%，并控制着大约一半的有效专利，它完全不必担心其他国家的竞争，因而它以推进全球化的姿态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根据一位著名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的看法，美国在1994年帮助墨西哥走出债务危机，避免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亚洲廉价进口商品实行任何限制，2000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欢迎中国加入WTO，并允许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其中。[3]
        事实上，全球化以一个与斯蒂格利茨最初的关注点完全不同的特点在发展，即它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1991年至2015年，全球有超过10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其中亚洲人口占了75%。[4]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位于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最大的工业生产国;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人均 GDP（以2011 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从这些数据来看，可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是全球化及体现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没有忽略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自2001年开始的10年反恐战争的后期，美国已经意识到全球的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因而从2010年起，美国开始把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到亚太地区，其经济方面的意图就是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5]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相对实力开始下降。到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美国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下降到15.1%，其贸易逆差从1991年的310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6220亿美元。亚洲国家总体来说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方[中国内地（大陆）与港台地区、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泰国合计拥有超过4.6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6]
        时至今日，斯蒂格利茨承认，他大大低估了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带来的打击。不仅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工厂工人，而且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大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也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这些人在过去的30年中，生活状况的改善一直停滞不前。当其他地区的死亡率在下降时，由于遭受到社会衰落和经济不平等，美国中年男性白人因酗酒、自杀和死亡率在上升。那些原本可以依靠自己买房、送子女上大学，最后安稳退休的美国人，现在做不到了。他们为此而感到愤怒。[7]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了消除贸易壁垒和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贸易体系的进程，在塑造全球贸易体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推动达成了许多构成全球化框架的多边和双边协定。多年来，美国一直认为，这些贸易协定将为美国带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并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带来更大的机遇，但是，美国对此失望了。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美国开始进行反省。2017年3月，即特朗普上任后仅2个月，美国政府就发布了《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日程》。这份文件认为，自2000年，即中国加入WTO前一年以来，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在持续恶化：GDP增速放缓、就业增长缓慢、制造业就业人口大幅度减少、贸易逆差加大。具体来说，2000年1月，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为1728.4万，这一数字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致持平，但是到2017年1月6日，美国制造业
就业人数仅为1234.1万，失业人数接近500万;2000年，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按2015年美元计算）为57790美元，而到2015年下降到了56516美元，低于16年之前。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16年期间，即1984年到20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近71%，而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不到9%。[8]更不用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成倍增长了。该文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从2000年起，它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同样的好处。这些分析使特朗普政府更加相信，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因不公平贸易而处于劣势，全球化让美国受损。
安徽疫情啥时候能结束
        特朗普是全球化坚定的反对者。他曾引用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宣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美国几乎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而自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损失了5万家工厂”。 [9]此外，按照该智库的说法，自2001年至2013年，对华贸易逆差使美国损失了32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240万个来自于制造业。[10]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国内舆论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往一般来说，在美国持不同政治观点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贸易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工具，而经济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富裕和政治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
示，美国人对自由贸易越来越持怀疑态度，71%的美国人认为促进“有利的”（而不是自由的）贸易政策“非常重要”，而且共和党选民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比民主党选民更为消极。[11]2015年和2017年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发现，2000—2010年，制造业失业率的大约13.4%是由贸易造成的，但他们的研究也得出另一个结论：最近几年制造业将近88%的工作岗位的丧失是由于生产力增长所致。[12]然而這后一个结论——生产力的增长是美国就业岗位减少的关键因素，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全球化确实带来这样一个现象，即发达国家的总收入提高了，但是工作岗位却流失到了外国。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是，全球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受资本趋利性的驱使，发达国家的公司趋向于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这为投资对象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同时为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十分有限。以苹果公司为例，根据该公司2012年的几份研究报告，这家在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美国公司，在美国直接雇用了4.7万人，“创造或支持了”51.4万个美国工作岗位，包括它在加州总部参与软件设计和在零售网络工作的将近50万人、用来运送其产品的联邦快递公司（FedEx）和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即UPS公司）的雇员，以及康宁公司为iPad和iPhone生产玻璃面板的雇员。[13]但同时，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彭博新闻社（Bloomberg）等公司的
其他分析报告又揭示出，在苹果产品的竞争下，其他在美国的相关公司被“摧毁了”总数约490570个就业岗位。这些报告还发现，相比之下，苹果公司通过发展iPhone、iPad和其他产品的供应商网络在海外创造了大约70万个工作岗位。[14]这样的发展趋势对哪类国家更为有利，显而易见。
        一些案例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铁锈地带经济的衰落，有时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曾经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所在地和美国制造业强大经济实力标志的底特律市，于2013年7月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成为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后果的一个典型事例。这座城市随着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衰落而衰落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了底特律致命打击，三大汽车公司裁员14万人，城市人口从1950年繁盛时期的180万减少到2013年的70万，仅在2000—2010年10年间就减少了25万。由于纳税基础缩小，政府财政收入减少，2008年以来市政府不得不靠借债来填补财政赤字，其债务总额达到180亿—200亿美元;城市公共服务几乎陷于瘫痪，失业率高达18.2%，相当于当时全美平均水平的2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市区治安恶化，抢劫、盗窃、劫车、击事件频繁发生。底特律市政府除了削减开支、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外，还需要用出售机场和公园来抵债。[15]直到2018年，还未能看到底特律经济全面复苏的迹象。这一年底特律的人均实际收入在美国53个最大都市区的
核心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一，仅为14523美元，约为旧金山55366美元的四分之一。[16]
        技术创新所推动的全球市场确实没有使发达国家的某些人口受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两位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桑戴尔·赫施瓦约（Sandile Hlatshwayo）于2011年3月初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与就业挑战》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的就业问题是特别有效的全球市场造成的。许多美国人不是从全球市场中获益，尤其是那些拥有中等技能工作的人，他们成为海外低工资成本的受害者。较不发达的国家开始生产比美国价格更低、质量更高的产品，虽然这会带来消费品更加便宜的正面效果，但也同时会带来分配方面的负面效果。在国家内部，不平等可能会加剧;在国家之间，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可能使富裕的经济体付出代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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