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脉络特征以及价值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脉络特征以及价值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它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现实生活为土壤的，与时代紧密相连。它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我国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借鉴、吸取了世界文学潮流中的丰富营养，在中外文学的交融中，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一步走向民族化、大众化，走向更高、更完善的艺术境界。现当代文学有以下特：
    一、文学与时代的密切联系。这一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历史波折，无论文艺方向的提法有什么不同，也无论党对文艺方针怎样调整，其社会主义总方向的实质始终是鲜明的。
    二、由一元到多元的文学格局
中国现当代文学向前发展，由一元走向多元格局。除了创作实践、理论探讨领域，当代文学思潮多元化体现得更为鲜明。当代文学观念、文学价值的嬗变，借鉴、探索迭起，风格、流派争妍，文坛空前的活跃，呈现多元、开放的格局。
    三、探索与困惑并存
文学随时代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文化差异和文化矛盾逐渐展示出来。现当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针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提倡文学独立，更多地转移到如今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在市场体制下，纯文学与通俗文学都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怀疑。因而，90年代以来在文学表现的内容中，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犹豫困惑、批判反省的基调得到凸现，形成了一个探索与困惑并存的重要特点。
    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带来的巨大历史变革,人民当家作主、创造历史的自觉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新中国的作家坚持真实地、历史地、在现实的变革和发展中反映生活，自觉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与方法。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在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代表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学的主导性风格与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的重大性与时代性，自觉追求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 与“广阔的历史内容”的史诗性，对民族性格进行具有历史的纵深度的开掘，创造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以及从历史进程中所汲取的昂奋的战斗精神。思想上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在《红旗谱》、《创业史》、《红岩》、《茶馆》等优秀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鲜明和突出。无限火力最强英雄
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多样性发展上有所不足，并存在着粉饰现实的偏差，但具有中国民族特及时代特的主导性风格的初步形成，无疑表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日见成熟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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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生活的逆转，人为地遏止了正在发展着的上述文学趋势，粉饰与歪曲现实的文学逆流却获得恶性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的艰苦努力，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获得了恢复与发展，以题材的广阔性、揭露生活矛盾的深刻性与塑造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歌颂功能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揭露与鞭挞阻碍民族振兴的腐败和消极的事物和现象，歌颂和赞美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伟大事业中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人物。
  作家倾心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历史的纵深运动中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根源及发展趋向；乔光朴（蒋子龙《乔厂长上任》）、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就显示出了作家们的这种追求，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 雅漾是药妆品牌吗
王蒙等一批作家还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作品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有了新的开拓，进行了多方面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充分显示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活力。
启蒙主义是一场社会大革命到来前夕预制的乐曲，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以思想启蒙为甚。像西方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启蒙，站在时代潮流浪尖的，引领人们与时俱进的，都是那些把目光凝聚在历史长河的思想巨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但丁，达芬奇，孟德思鸠，卢梭这些人，人类的历史会是怎样的？同样的，可以想象，如果历经坎坷和凌辱的近代中国在走进现代后，没有诸如陈独秀，李大利，蔡元培，章大炎，鲁迅，严复等一大批思想界的先锋战士的近似“铁屋子的呐喊”7，那么现代中国又将走向何处？
    一个时代的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镜相，其抒写的内容，紧密地扣着时代跳动的脉搏。中国的现代文学，是近代启蒙主义思想运动与中国近代历史相结合，分娩出来的婴儿，从诞生的那刻起，就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多灾多难的命运紧紧地联系一起。艰难困苦，玉茹
梦见柿子树汝成。既然其分娩的母体已经“重病缠身”，这便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必须与时代变幻莫测的风云死死纠缠，合拢，反照，引领其内核精神价值走向“精英立场”。这种立场，从现代白话文学的肇始之作《狂人日记》8，就已经以比较的成熟的姿势向历史昭示，体现出启蒙主义的核心思想内涵，即打倒孔家店，彻底摧毁“吃人”的社会制度。所以“救救孩子”9，鲁迅在当时提出，应该具有更深刻、广泛的社会内容。鲁迅这里的“孩子”，透过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能指和所指的，藉藏着具体和抽象的两面性。相对于腐朽的古老中国封建思想来说，中国当时刚才诞生的具有一点“罗漫蒂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无异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同时，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到后来的张勋复辟。这一连串政治上的闹剧，都勿庸置疑地与“封建”有着千丝联万缕地联系。然而新生的“救国思想”，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共和），还是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的前十年，也就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0，都还是“革命激进式的”，不成熟的。
    生日快乐的英文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是新文学的“凤凰涅磐”11。从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写作起，就新诗来说，经历了具有开创性质的《尝试集》，到郭沫若《女神》的问世，白话文学已经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狂飙洪流。到蔡元培等智识精英因时利导，以北
大为根据地，“兼容并包”，以“学术、思想研究之自由”的博大胸怀，聚集各路英雄济济一堂，到北大开设讲坛，竞相宣传各自的学术思想。再到《呐喊》的出版，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与精英文学立场”已经确立。
    愤懑，迷茫，孤独，彷徨，叹息，绝望，呐喊，可以说是第一个文学十年的特点。虽然对愚弱国民的劣根性的医治接近绝望，并在深层反思后产生了映照一个民族精神的《阿Q正传》，严酷自省和解剖人性的《野草》，鞭打和讴歌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士。作为“革命旗手”的“则当须听将令”13 的先驱，鲁迅这一思想，无可厚非地成了第一个十年文学的主流。鲁迅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把笔触深入到不幸的劳苦农民和底层知识分子灵魂世界的作家。他的小说题材主要来自两个社会领域：一个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农村和农民生存图景，如《药》、《风波》、《阿Q正传》》、《祝福》、《离婚》等；一个是旧中国新老知识分子在“歧途”与“穷途”中挣扎的各种精神面貌，如《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这些作品里的人物，有农民，知识分子，处理的一贯手法“多采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14，是社会底层的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形而下的命运的描述，鲁迅深刻地挖掘出封建文化对国人思想心理和精神的麻醉、扭曲和
摧残。这种“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使得鲁迅“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别致”的小说，为中国民主义革命乃至中国历史提供了一面灵魂的镜子。
    另一方面，继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关于“人的文学”蓬勃兴起。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两篇文章中主张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把违反人性的旧文学作为“非人的文学”加以排斥，强调以普遍的真挚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写世间普遍男女的悲欢成败，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人生艺术主张，这些主张曾被作为文学革命在文学上具体理论而对初期的新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期，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写实主张又有不同，创造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全”与“美”，推崇文学创造的“直觉”与“灵感”，同时又注生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15，其基本的艺术倾向是浪漫的。1925年“五卅”以后，创造转向倡导“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最终于与原先相互砥砺的文学研究会携手并进。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都是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新文学社团，对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流派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第二个十年文学”的发展和走向。
第二个十年文学,其基本精神延续了第一个十年的“启蒙与精英”立场，不过向更渊源和宽深的方向在发展。这十年的文学，已经开始向现代文学的成熟阶段过渡。一大批作家，虽然各自的创作理念，审美倾向互异，但是面对当时的时代大环境，国内国外的日新月异的复杂现实，都不约而同地在作品中表现出对时代的忧患意识，战争的焦虑和思考，以及衰弱民族精神重建的问题。由于现实环境的需要，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先进的革命民主人士，使得刚刚才露出一点曙光的中国革命，重新遭到致命的打击，趋于毁灭，于是怎样把革命的文艺力量团结起来，向人民揭露反反革命的伪饰的本质，文化界便应运而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般又称左翼文学运动）。
    文学革命的争论，不利于当时的环境的需要，很快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注意，为了团结最广大的进步作结成坚固的文艺革命团体，党帮助创造社会、太阳社纠正了对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的宗派主义态度与组织上的小团体主义，并指示和推动他们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了左翼文艺界人士的革命文艺组织——中国左翼作联盟，简称左联。就这段争论，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作了总结，一针见血地指出“左翼”作家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危险性，针对宗派情绪和小团体主义，号召左联在“目的都在农工大众”的共同目标下扩大联合战线，“造出大众的新战士”。鲁迅这一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并直接成为左翼作家创造的指导纲领。
    就怎样建设“左翼文学”？左联成立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并明确了“文学的大众化”是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问题”18。左联时期曾进管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讲座，“文艺大众代”问题涉及到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内容、语言等文学问题，但理论探险索与艺术实验的实际收获则集中在“文学形式”问题，提出了“采取”民间形式、对民族传达室统文化批叛继承、探讨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式等问题，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发展。
    文学的现代化，就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应该是文学思想与表现内容技巧合一创新的现代化。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在第二个十年，除了鲁迅继续第一个十年向文学现代化的纵深方向发展，在现代化的创新上走的最快，最有成就的便是曹禺和沈从文。曹禺创造了“中国式的戏剧”，沈从文创造了“诗化散文体的抒情小说”。他们所着力表现的都是对国民精神的挖掘，着意启蒙和改造。尤其是作为“京派”文学大师的沈从文，其独特的文学成就，和在希腊神庙里供奉“人性”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五四”“启蒙和精英文学立场”的另一个注释。以湘西为参照物，沈从文着力表现的“湘西民族的野蛮与粗放”，是想“给体态龙钟的古老民
族注入一点新鲜血液”19，这完全是“五四启蒙思想”的艺术再现和继承，也是解释文学民族化的最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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