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艺术特”：（一）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富于个性特的典型形象；（二）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结构；（三）语言富于个性化和形象化。下面稍作一点补充说明。
一、水浒英雄人物个性描写得特别成功的有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宋江等人，然后是燕青、石秀等，其余的不能说是很成功。这是由于一百零八个好汉在前七十回全部出场，刻画的时候有主次之分。上述诸人实际上是主角，每个人的故事情节丰富，占的回合很多，个性就比较突出。从第二回至第七十回，几乎每一回都有好汉初次登场；但水浒显然是以故事带动全局，而不是以人物个性的发展带动全局，所以其中若干回流于空洞化，公式化，面目模糊。例如第四十四回，杨林、邓飞、孟康、裴宣、杨雄、石秀六人分别登场，除了拼命三郎石秀为了杨雄而呕心沥血，显得机智勇敢外，其它各人只是轻轻带过，形象并不突出。
二、水浒故事的发展基本上是单线式的。你看故事中提及话分两头的情况并不多，可见一斑。前面提过，好汉并非一下子全部登场，而是这个带出那个，或一个引来几个。直到第七十回，还有没羽箭张清、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和紫髯伯皇甫端四人加入聚义，结果就像支流汇主流，成为一片汪洋，卷起了滔天巨浪，故事也就近乎结束。这种写法其实比较容易，如果不是为了凑足一百零八个好汉，中间删去若干回合也于全书无损。而七十一回排座次后，除了燕青和李逵的一些情节尚可一读，精彩故事已经不多，成为可有可无之篇幅了。
有些细节写得并不成功。例如第六十二回，写李固买通官府欲害死卢俊义。柴进出一千两黄金反收买押狱蔡福，叫他不要下手，但是跟着就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后来董超、薛霸在半途欲施展故技，谋害卢俊义，梁山竟无人注意，全靠燕青救主，才保住性命。宋江当初对卢俊义非常重视，才设计使之堕入罗网，到了卢俊义自身难保时，却疏于照顾防范至此。这就非常不合理。
水浒常常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显示人物的个性。第三回写鲁智深明知镇关西已经没有气息，逃走时却故意回头指着郑屠尸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而去，可见其机智过人。正因为他有心思，后来察颜辨，一早埋伏野猪林窥视公差，拯救林冲，也就顺理成章。
三、水浒语言描写，口语表达得最传神的确是李逵。其粗豪、没有机心、没有教养之风格形貌活灵活现。
另外可以强调一点的是，《水浒传》有许许多多的情节或片段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例如武松打虎，杀嫂，李逵杀虎，宋江杀惜……细微之处，使人如身历其境，拍案叫绝。《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1）、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2）、同而不同的英雄像；（3）、传奇性与现实性的结合；（4）、连环勾锁、百川入海的结构。
《水浒传》主旨
《水浒传》的主旨在不同时期、不同立场、态度的评论者那里有着不同的看法。明清两代或主张“忠义”说，或主张“诲盗”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也有人认为是
“为英雄传说立传”。
跟艺术有关的故事明代杨定见在《忠义水浒全书小引》中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忠义”说建立。小说中以宋江为首的好汉在梁山时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体现为“忠”；后来受到朝廷招安，更是为朝廷剿灭众多的反叛者。甚至宋江在为奸臣毒害致死前，他怕李逵造反坏了“忠”字，而不惜毒死了他，说出“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话来，其“忠”可见。至于“义”字，更是梁山好汉的座右铭。如仗义疏财，济危扶困；一人遇难，众好汉不避凶险，舍命相救等侠义行为，是小说情节的核心。所以，“忠义”说为世人所接受。
但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水浒传》宣扬的主要是犯上作乱，反叛朝廷；加之成书之后影响巨大，文人借此批判现实，历朝历代一批批的义军都将其作为造反起义的教科书，所以封建统治者恨之入骨，把它称作一部“诲盗”的“贼书”，厉行严禁。他们认为：“世之多盗，弊全坐此，皆《水浒》一书之为祟也。”“诲盗”说代表了封建正统的价值标准。
《水浒传》之所以受到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和真诚。“水浒”英雄大都是“力”与“勇”的化身，有的是智慧的代表，当这种勇力和智谋表现在为百姓抱不平，伸张正义时，更能引
起共鸣。而仗义疏财，豪情相交，“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称分金银”，更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气息，使“为英雄传说立传”说很有众基础。
近代，一些人把《水浒传》描写的梁山世界看作一个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体，好汉之间亲密无间，人人都拥有发言权，带有很强的民主彩，这样的理想境地和近代社会要求民主、民权契合一致，于是《水浒》成了“倡民权、民主”的“政治小说”。
解放以来，特别是冯雪峰的《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发表后，“农民起义”说占据了主导地位。《水浒传》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虽然其领袖并非出身于农民，队伍的成员也很复杂，但是其基本队伍由庄客佃户、农民渔夫组成，他们有一种“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渴望“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思想，与整个封建国家相对抗，其性质应该是农民起义。特别是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揭露了“歼逼民反”的现实，提出“造反有理”的思想，热情讴歌造反英雄，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
1975年伊永文的《<；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提出了“市民”说后，一些学者相继从小说中的领袖出身、队伍组成、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等角度分析论证《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他们认为，《水浒传》中“义”占有突出地位，“仗义疏财，济危扶困”的理想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
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而且更深刻的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代表了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
1979年起，又有学者用“忠歼斗争”说来解释小说的主题。认为：小说在歌颂宋江等梁山好汉“全仗忠义”，“替天行道”的同时，深刻揭露了从朝廷到地方一批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不忠不义”。他们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直接导致“歼逼民反”。作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悲剧：“全仗忠义”的英雄不能“在君侧”，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最终被“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忠歼斗争留给作者极大的痛苦和深沉的悲哀。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辩难和讨论，目前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市民”说和“忠歼斗争”说从不同角度立论，均有一定合理性，相互之间可作某种补充和包容。
第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士”。这里“替天行道”的
意思不是要取天子的地位而代之，而是由于奸臣当道，天子遭受蒙蔽，导致天下大乱，梁山好汉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天子诛除奸佞，恢复朝纲。因此宋江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宋朝，而是本著一片忠义之心，矢志报效朝廷，并且还要镇压其他不忠于宋廷的造反者。概括言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观点正反映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精神，因为“一百二十回本”的后半部正是讲述梁山好汉如
何在奸臣的百般阻挠外，仍然不负朝廷所托，讨平边患和叛匪。是故“一百二十回本”又称《忠义水浒全传》。
第二种意见认为宋江是“贼首”和奸恶之徒，删节《水浒传》的清代文人金
圣叹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被删去的后五十回是叙述梁山好汉受招安和报效朝廷，正是显示宋江“忠义”的情节。因此金圣叹删去后五十回除了因为其情节、文字
较前七十回拙劣外，其实还有一笔勾销宋江“忠义”性质的用意。除了删去原著
后半部分外，金圣叹还窜改《水浒传》的内容。虽然他所窜改的地方一般只是一些细微部分，而非主要的故事情节，但其用意是要透过某些细节显出宋江的奸猾，
以达到某种“微言大义”的效果。例如他对跟随晁盖前往攻打曾头市的头领名单作了某些更动，使名单中的头领尽是当初跟随晁盖上山或拥立晁盖的头领，以此暗示梁山已分裂为“亲晁盖派”和“亲宋江派”，而只有前者跟随晁盖出战。这
样金圣叹便塑造了一个架空并篡夺晁盖领导权的宋江形象。
第三种意见认为宋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这主要是就前七十回而说的，因为前七十回的主要情节正是讲
述梁山好汉（包括宋江）如何被迫上梁山，并进行反抗官军，乃至攻州夺府、杀害朝廷命官的活动。这种意见是中共建政初年内地的主流意见，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一般人只知有“七十回本”，因而只著重看宋江造
反的一面。虽然宋江的受招安意图在前七十回已略见端倪（注４），但由于“七十回本”是以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结局，正是造反的巅峰期，因此造反主题非常突出，而受招安主题则被掩盖了。
第四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投降派，是农民起义的叛徒。这种观点最盛行于动乱时期，尤其是在“四人帮”发动“评水浒”运动之后。这种观点可以
对《水浒》的批示以及时期多篇批判宋江的文章或刊物（例如《宋江析》）作为代表历来对施耐庵《水浒传》之主旨仿佛大多是围绕着农民起义军与皇帝的对立而说的，批判施耐庵所写的“招安”一节乃是“向封建统治者妥协”一说。鄙人
读水浒，却觉得里面固然有“官”“贼”对立，农民造反，更多所抒发的是对人生聚散的慨叹，对自由的渴望，由情节的发展决定，“散”成为了“聚”，而“聚”必然面对的是个性的抹杀，每个人不再是自由自在的个人，而成为了集体中的一份子。单独行动变成了集体行动，“管”的力量由以前的“官府”变成了自己一手建立的集体，旧的束缚被新的束缚取代，而被束缚了的正是鲜活的个性与创造力。为解决这个矛盾，作者自觉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情节决定的）要把“聚”还原为“散”，（这似乎也是聚散本来的循环逻辑）于是，
由于外力的影响（深一步可以说是内在的矛盾），好汉们终于如萍飞絮散，生离死别，既是悲剧，又很无奈，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感。悲剧性就在于这种悲剧似乎没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一切看来都是必然的，跳不出命运的安排。一方面，是人对束缚解除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的对象，小则是“官府”，大则是一切束缚（“不怕关，就怕管”——想想阮氏兄弟在梁山泊的芦花荡里架船打鱼的画面是多么逍遥惬意！）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束缚的无处不在。因为想解除束缚，追求公正起义上山，却又发现新的束缚迅速代替了旧的，“自由”的滋味和理想中仍差的很远，虽然有人超越了这一点（阮氏兄弟，他们一直是很逍遥畅意的），但整个小说却以“自由梦”的破灭结束，带给读者以巨大的悲剧感，将此归于“宿命”，实则是对不可抗拒之力量的束手无策的无奈。去除了官府的“管”，仿佛达到了“自由”，其实无政府状态下却是每个人的不自由，而且还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感。这种状态又是一种不自由。此乃鄙人之愚见。水浒之所以经典，就是在于它揭示的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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