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酿葡萄酒谁骗了我的母亲
作者:聂华苓
来源:《视野》2009年第06期
作者:聂华苓
来源:《视野》2009年第06期
1962年农历六月初七,母亲60岁。父亲突然丧生28年了。她在生活的两个极端中撑下去:赌博和沉思。她常打牌通宵,不打牌的时候,就沉默地躺在床上。只有两个月就是她生日了,母亲得了感冒,咳嗽不已,吃药无效。我带母亲去台湾大学医院,医生诊查之后,要母亲照X光。他看了光片,要和我单独谈话。他告诉我母亲得了肺癌,扩散得已无法动手术,已无法挽救了。我求他不要告诉母亲,只因为我不要母亲绝望地死去,而是充满希望地活着。我忍住眼泪,告诉母亲她得了气管炎。
我日夜在医院陪伴母亲,眼看着她日渐衰弱消瘦。她在医院住下去,只是为了打针减少痛苦。
母亲说:华苓,我好像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我相信不是严重的病,因为你很镇静很高兴嘛。她看着病房窗外走来走去的人说:能够走路,就是福啊。母亲调皮地笑笑,继续说下去:你爹一死,我就老了,只想活到60岁,你们也都成人了。
姆妈,我叫了一声,突然止住了。
母亲望着我,指望我说下去。
爹死了,你想过再嫁吗?
没有,没有。我有你们呀。现在这个时代,再嫁是件平常的事了。我的太外公死的时候,太外婆只有19岁。他不肯咽最后一口气,要年轻的老婆把一根指头放到他嘴里,他一口咬住了,要她发誓不再嫁。她说:我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我没有儿子,二房有了儿子,就过继过来。她说完了,丈夫才放了她的指头,咽了气,闭了眼。母亲突然咳嗽起来了,手扪着心口。
痛吗?
她点点头,仍然咳嗽不已。
我握着母亲的手。我的心也绞痛。
她终于咳出一口带血的痰,继续说:告诉你,你爹死了,我从没有二心。我只想死,磨
过来了。
医生和护士进来了。我告诉医生她刚才咳嗽了好一阵子。
他嗯了一声说:现在要抽肋膜里的水。
母亲看着医生手里粗大的玻璃管,立刻拉着我的手。我和护士扶着母亲让她慢慢坐起来。护士一手扶着母亲的肩,一手撩起病院服的后半截。我双手捧着母亲的手。医生将大玻璃管的针头向母亲背部戳进去。我别过脸,不忍看母亲。她没叫一声痛,只是我双手握着的她那只手攥得更紧了。
医生走了,母亲才躺下,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微弱地说:疼得很。我要活命,忍得住疼,我才不甘心死呢。我还要活10年,活20年。不,我这场病,也活不了那么大岁数了。我只要再活两年,好好再活两年,看到华桐拿博士,看到华桐结婚。
我终于得到医生许可,拿了止痛药,接母亲回家了。她回到家,非常高兴,以为自己的病快好了,精神也好一些了。但我眼看着母亲一天一天衰弱了。
一天午夜,母亲叫我。我走进房,大吃一惊,母亲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两眼灼灼,两道锋利的冷光,照我射来。
坐下来,听我讲!不准打断我的话!
她就那样子讲了个通宵。她如何受骗嫁给父亲,如何应付一个复杂大家庭的倾轧,讲父亲暴死之后她所遭受的欺凌和污辱,如何别无二心地指望子女成人。她将我一个妹妹过继给她结拜的姊妹,忏悔对不起她。她想念在哈佛求学的我的儿子华桐,她担心我的婚姻。
华苓,你的心情,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结婚13年,只有5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怄气。如今正路去了美国,也有5年了,你还快活一些。他在家的时候,有天晚上,你从外面教课回来,还没有吃饭,就听见你们在房里吵起来了。第二天,殷先生说:他们吵,我气得在房里走来走去。聂华苓应该离婚呀!我说: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你这个婚姻,当初我就不赞成。现在你只好忍下去了。华苓,我要告诉你,你有时候太不像话了,像男人一样大笑,太不拘形迹了。你和朋友们在房里聊天,我在这边房里,听见你哈哈大笑,那样子笑,实在不像个有教养的女人。
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停住了,眼神恍惚。她定定地望着我,并没有看见我。
我连声叫:姆妈!姆妈!你说呀,说下去呀!你怎么啦!
她就那么恍恍惚惚盯着我。她已经离开了现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我使力摇她两肩:姆妈!你说话呀!姆妈!我要听你讲呀!把你心里话全讲出来!讲呀!妈!
她望望四周: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姆妈,你在台湾,在自己家里,和我在一起。
台湾?你是什么人?
我是华苓呀!
她仍然定定望着我:啊,华苓,我到底在哪里呀?
在台北,我们都在台北。
汉仲呢?
他也在。
你爹呢?
爹也在。
啊,都在,那就好。啊,都在,都在。她脸突然变了,冷光逼人,盯着我说:你骗我,华苓,你骗我!不准再骗我了!不准再骗我了!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受了一辈子的骗。
母亲终于又进了台大医院。她再也回不了家了。
她很安静,偶尔低声说几句话,全是对生命的渴望:
我好了,就是走一步路,我也要好好过过瘾。
我好了,自己走出医院。我不向医生护士说再见。再见,再回到医院来见?我不来了。我只说谢谢他们。
我好了,要在园子里种花,种葡萄,自己酿葡萄酒。
我好了,抱抱小外孙呀,带着薇薇、蓝蓝出去玩玩呀。以前我不懂这就是福,这一病,我都悟过来了。
我好了,再也不心烦了。活下去,真是好呀,烦什么呢?
我日夜守着母亲,晚上在她床边的椅子上睡一下。天蒙蒙亮,母亲醒来,看见我在床边,拉着我的手说:你在这里,我就心安了。这几天,你猜我想什么人?想你爹!二三十年了,怎么现在这么想他!我一个人睡在床上想,说不定他会走进房,笑眯眯的,也不说话。我问他:噫!你怎么来了?你害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把儿女都抚养成人了,你来享现成福呀。他笑笑:我来我的老伴呀。我点头笑笑:你来得正好!
我轻轻捏着母亲的手指头,一个个捏着,然后按摩那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逐渐向上按摩,手腕,手臂。母亲微笑着闭着眼说:好,好,莫停,一停,我又怕你不在这里了。
一天晚上,母亲要我回家好好睡一觉。
我回家坐在母亲空空的房中。我要呼吸母亲剩余的气息。屋子里漆黑,一潭冰冻的黑。我冻在潭心。一只蜻蜓满屋飞。我一伸手,抓住了蜻蜓,把蜻蜓捏得紧紧的,另一只手从字
纸篓里掏出一小片旧报纸,把蜻蜓兜在里面,把报纸上端扭了又扭,正要将那一团纸扔出窗外,感觉到纸包里的颤抖。我将报纸里的蜻蜓扔进了字纸篓,回到我的房间。躺在床上,睡不着。悠悠万年,一个人和一只蜻蜓在黑暗中碰上了。蜻蜓轻微的颤抖仍留在我指头上。那就是生命。那就是我母亲渴望的生命。我从床上跳起,从字纸篓里抓出那一团破报纸,打开来一把扔出窗外,扔到凤凰木下。凤凰木旁有一朵粉蓝小花。太阳会再升起来。蜻蜓会再飞起来。天下雨了。我听见雨打凤凰木的声音,雨打破报纸的声音,蜻蜓翅膀颤抖的声音。
第二天一清早,我匆匆赶到医院,仿佛迟一步就见不到母亲了。
你这么早就来了?母亲每天看见我总好像多年没见那样惊喜。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睡着了。我乘机回家看一下,又不禁走进母亲房中,坐在靠窗的朱红沙发上。每次我都是坐在那儿,母亲斜靠在床上,恨不得我就坐在那儿谈谈天,说说话。我总是匆匆忙忙,要去工作,要去教课,要去赶稿子,要去会朋友,要去看电影,很多要去做的事。现在,我坐在母亲房中,她各种神态全涌在眼前了。母亲穿着大摆大袖的黑缎子旗袍,搭着一条白丝围巾,戴着眼镜,微微踮起一只脚,透着点儿挑逗,又有些不舍地笑着。母亲披着狐皮领黑斗篷,额前一抹刘海,在雪地里走过两根大石柱,走进屋内迎面的大穿衣镜里。
医院突然来了电话,母亲情况危急。我通知了两个妹妹,赶去医院。医生正在抢救母亲。她张着嘴,喉咙呼噜着痰,插了一个管子。母亲一看见我,就挥手要我握着她的手。我两手紧紧捧着母亲的手。两个妹妹陆续赶到了。医生用一根管子插在她喉咙里抽痰。母亲的脸扭曲着挣扎呼吸。我的手越攥越紧,母亲的手越来越松了,呼吸越来越微弱了。
母亲的手终于撒开了。
那天是196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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