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队”的老年人
作者：马瑾倩
如何办理健康码来源：《科学大观园》2021年第24期
作者：马瑾倩
如何办理健康码来源：《科学大观园》2021年第24期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健康码、行程码迅速铺开。但在互联网技术蓬勃之下，有老人乘车无健康码被拒，有老人凌晨起床到医院唯一的老年窗口现场挂号失败，有老人疫情后再未走出过小区……他们被迫切断了与社会的连线。
有学者认为，社会或主动或被动加快了互联网技术运用进程，应尽力填补摆在老年人面前的“数字鸿沟”。
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前集中力量推动各项传统服务兜底保障到位，2021年底前推动老年人享受智能化服务更加普遍，传统服务方式更加完善。到2022年底前，线上线下服务更加高效协同，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基本建立。
“老年友好城市要消除老年人参与家庭、社区、社会生活的种种障碍，给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规避风险的社会环境。”专家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公共政策也应从温度到制度，实现更长远的制度安排。
定期从位于昌平的北京六环到城里医院开药，进门一道访客信息扫码登记，一道健康码扫码登记，64岁的李爱英（化名）还总是卡壳。
在门口站不下10分钟，北京健康宝在哪儿还是没到，最后往往是乖乖把手机交给医院工作人员代为操作。“我拿手指在上往下滑，健康宝那个红塔（图标）没出来，还老是给截了屏。”李爱英不好意思地笑笑。
这两年，“健康码”成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标配。
2020年2月11日，杭州率先试行“绿、红、黄”三码动态管理，到月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信息码”，通过实名认证便可汇聚卫生健康、民航、铁路等数据，确定是否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或密切接触人员。
“健康码”借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筑起了一张有效的“防控网”，却也成为很多老人的“迫不得已”。
去年7月，大连地铁站内一听力有碍的老人未按照要求出示健康码强行进站，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8月，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老人乘坐公交车，因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司机拒载……
疫情发生后，类似的事件频频发生，从电视上看到这些新闻，李愛英心里更多的是感同身受。
每天，不少老人会趁早去超市抢购特价菜。疫情期间，进门展示健康码成了例行检查。“我这个健康宝怎么上不去？”有老人拿着手机操作半天未果。原来长时间未使用，健康
宝需要重新登录。
姓名、身份证填写、人脸识别、14天内到访地点、是否发热咳嗽……一系列操作把他们拦在门外。门口桌上摆放着纸质登记表，李爱英和不少老人一样，选择用笔在纸质登记表格中留下信息。
疫情之下，互联网技术的更广泛应用，揭露和放大了老年人面对数字化生活的不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去年3月—6月，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占网民总数从6.7%上升到10.3%。这意味着，中国有3400万老人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成了网民。
长期从事老年传播研究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认为，疫情让许多老人“被迫”上网。
拿药的第3个月，医院门口一个年轻人教李爱英，“在界面，要一根手指从屏幕当间儿往下拉”，北京健康宝小程序出现在列表中。手机上的智能手势操作要求，几根手指、从哪个位置、怎么滑动，比她想象得还要复杂。
李爱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是2016年独生女儿买给她的。
“我平时爱好可多了，泥塑、石雕、剪纸……哪有空玩手机。”一直以来李爱英只用按键手机，在她看来打电话、发短信能满足所有需求，智能手机反而让人沉浸在虚拟世界丧失了生活和人与人之间正常情感交流。
直到4年前，女儿出嫁搬去朝阳区的新家，忙于工作的年轻人整月回不来一次。老伴儿用智能手机能看到女儿新发的动态，新家添了家居、小两口去国外玩、厨艺进步做了一桌好菜……“别人都有，就我没有。”李爱英撒娇，女儿给她买了当年的国产新品。跟女儿的联结似乎又回来了。
新手机到货，李爱英慢慢接受智能手机，学怎么加好友、发消息、刷朋友圈。但对于新网络技术总还有些“消化不良”。
复诊结束，李爱英站在医院门口，拎一兜子医生开好的药招手打车，又站了半小时。李爱英不明白，明明没人乘坐，出租车为什么不愿意停下来;早晨去超市买菜忘了带钱包，李爱英慌忙从等待结账的队伍里“逃”出来，换智能手机的第四年，她还不会也不敢用手机扫码支付;每月固定时间去银行营业厅取养老金，能办理业务的窗口却越开越少，队越排越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 去年3月—6月， 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占网民总数从6.7% 上升到10.3%。这意味着， 中国有3400万老人在短短3个月之内成了网民。
李爱英与智能社会的隔阂是老年人体面临的普遍问题。
青岛市老年学学会老年人社情调研专业委员会常委李智勇至今记得，80多岁的老人连续5次指纹解锁失败，手机禁用30秒，脸上懊恼挫败的表情。于是，指纹解锁功能被很多老人勒令在自己手机上停用，有时候密码也记不得，干脆什么都不设置，用起来最方便。
与年轻一代相比，老年人对于网络世界往往心存恐惧，导致其进入新媒体空间存在一定的困难。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周裕琼发现，习得性无助使得有些老人在对手机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就自我否认，“这东西我一概不懂”“人老了记不了这么多事了”“能记得自己吃自己喝就算不错了”，他们把信息技术所代表的新生活与习惯了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玩手机）仿佛就是不务正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54亿人，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18.1%。民政部此前透露，“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迈入中度老龄化。人口结构越来越“老”。
而老龄体中，接触互联网的仍是少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去年9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其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10.3%。这意味着，即便已经在3个月内激增3400万名老年网络用户，仍有超1.57亿老人从未接触过互联网。
在信息社会，他们常被称为“数字难民”。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监狱图书管理员Brooks出狱，面对脱节的快速变化的社会，老人是无助且绝望的。”4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李智勇参与到“教老人玩手机”的社区服务项目。在他辅导过的社区老人里，近1/4连手机打字都不会。
他的服务对象中，73岁的张爷爷也有一个独生女儿，几年前嫁到省外。让他印象极深的是，长达一个小时的手机课，很多老人逐渐坐不住，散会后唯独张爷爷单独走到李智勇身边，用恳求的语气，“一定要教会我打视频电话”。
张爷爷拿出刚刚课上做的笔记，对照步骤一遍遍尝试。不到女儿的号、进入聊天界面不到语音键、错点一旁的“拍摄”键退不回来……“几乎把能出现问题的每一步都试错了。”李智勇有些哭笑不得。半个小后张爷爷终于拨通了视频电话，不放心还自己又从头操作了一遍巩固记忆。走之前，李智勇给张爷爷把女儿的设置成了置顶。
几天后，李智勇收到张爷爷发来的信息，“我给女儿打通视频电话了，见到了1岁的外孙，谢谢你小伙子。”
类似的手机培训课在全国各地逐渐开始推广。去年重阳节期间，北京市老龄协会提出组织“我教老人用手机”活动，让家庭成员、社会大众，都参与到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教学中来;南京市民政、卫健等部门不完全统计，南京全市超过700所老年大学开设了智能手机培训班，每年培训学员数万人。
“老人数字化需要跨越三个过程，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和数字素养反哺。”周裕琼说。
青岛大学智慧健康老龄化研究中心2018年建立了一个专门学生社团，与社区合作“陪您
玩手机”的志愿服务项目，累计服务老人3000人次。研究中心负责人朱礼华说，“家庭往往是‘数字反哺’第一站，而在这一站上缺失的老人，往往更需要的是陪伴。”
在朱礼华协助下，李智勇编制了手机学习教材，在社团中沿用至今。教材包括使用Wi-Fi、拍照录像、便捷功能、操作、安全隐私、手机支付和手机购物共七章。
周裕琼认为，围绕手机出现的代际鸿沟，更多表现为数字思维与传统思维的碰撞，数字生活方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光靠直接领进门是不够的。老人们数字思维匮乏，导致他们体验的互联网和年轻人所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即便数字融入了，也会带来数字区隔的结果。”周裕琼说。
周裕琼所说的“数字区隔”，随着人脸识别、无现金支付等数字技术的推广日益突显。
94岁老人为激活社保卡，家人在银行将其抱起才通过人脸识别认证;老人冒雨用现金交医保遭拒绝;早在两年前，一名九旬老人社保年审时，由于需要录入指纹、拍照识别，必须本人到场，没有电梯被家人抬上三楼;在银行营业大厅，每到退休金发放日，习惯使用现金的老人拿着存折在人工窗口前排起了长队。
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困境频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但在“技术”与“机器”面前，老年人选择了“沉默”。谈到在快速发展的智能化时代遭遇的困难，接受采访的老年人归因于自己，“跟不上时代”“给大家添了麻烦”。
北京大學社会学教授陆杰华认为，“科技向善”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企业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促进产品服务适老化。“政策制定者、技术开发者也有一天会变老。不仅仅是家庭、社区、社会组织，数字反哺是整个社会应当承担起的责任。”
去年11月，无锡火车站摆出显眼通知：老人机、手机没电、无、不会操作、无手机等问题，导致无健康码，有专门通道可解决。这则通知引来无数好评。有网友评论，一座城市的温度体现在，它是如何对待那些被遗忘的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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