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_看不见的手_埃莉诺_奥斯特罗姆与_多中心_理论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多中心”理论
■谭江涛王
［内容提要］在“多中心”理论之前，社会上主要存在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多中心的产生源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局限性，它颠覆了公共财产只有交由中央权威机构管理或完全私有化后才能有效管理的传统观念。本文对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做了解读，并从奥斯特罗姆个人学术研究经历出发，追溯多中心思想形成的全过程，最后就“多中心”理论的重要意义与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关键词］多中心公共治理公共选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Abstract：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olycentric theory，the major theories on the scene are those of market order and state sovereign order.The rise of polycentrism is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It debunks the established idea that common goods can only be managed effectively either under a central author－ity or after their being completely privatized.This essay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ycentric theory proposed by Elinor Ostrom，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choice school and public economics.Along with Os－trom’s academic development，this essay traces the formation of the polycentric theory.It then explore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polycentric，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choice，Elinor Ostrom
2009年10月12日，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著名的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前任共同所长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由于“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在公共资源治理方面”的卓越贡献，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位女性得主，也是仅有的几位以政治学家的身份获此殊荣的学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认为，埃莉诺颠覆了公共财产只有交由中央权威机构管理或完全私有化后才能有效管理的传统观念。她和同事开创的“多中心”理论和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主治理理论”①已经深入人心，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领域均被广泛认可。在“多中心”理论之前，社会上主要存在市场秩序和国家主权秩序。“多中心”理论认为，利维坦或私有化都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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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该理论指出：“通过社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
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论坛以及多样化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多中心”理论主要反映了城市治理、制度分析、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②治理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较之其它传统理论能对行为和结果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埃莉诺在公共治理方面的见解和思想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大量汲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逐渐形成的。她的研究之路也并非别人想象的那样平坦无波折。她的研究兴趣很长时间是放在跨学科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上，这个研究路径并不被她的政治学同事们理解，甚至遭到过强烈的批评。她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参加实验研究计划，那时实验研究还不是一个被政治学家接受的方法。她的一些同事认为她致力于用实验研究挖掘制度复杂性的行为是愚蠢的、不必要的，只会使制度分析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她一直坚持下来，并取得骄人的成就。笔者对当代公共选择学派和公共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做了解读，并从奥斯特罗姆个人学术研究经历出发，追溯多中心思想形成的全过程，最后就“多中心”理论的重要意义与发展方向做了展望。
一
埃莉诺出生的家庭环境并没有学术背景，她本人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埃莉诺早年考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后，她的母亲起初并不是很支持，埃莉诺本人则是通过在大学里教游泳课来赚取学
费，埃莉诺这种独立坚强的个性与她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从不轻易向困难低头，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模式，相当长的时期不被同事们理解的处事风格是分不开的。
在大学期间，埃莉诺起初对辩论很有兴趣，甚至咨询过在大学有没有辩论这个专业，也是因为这一爱好，后来因为比较偶然的机会埃莉诺选择了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在埃莉诺读大学时代美国的政治学教育更多的是让学生们了解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生活、爱好以及作品本身的理解，但埃莉诺本人则是对政治学的一些核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有更多的兴趣与思考。在她读大学期间，埃莉诺受到迈尔的思想史著作《生物学思想的发展》③影响很大，这本书主要讨论了人们如何研究一种理论——
—即核心概念如何定义、组合、实
Ostrom，E.，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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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演化和接受其它理论的挑战。这样的思维训练对埃莉诺后来走上学术生涯并取得杰出成就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埃莉诺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学士（1954）、硕士（1962）和博士（1965）学位。埃
莉诺对“多中心”理论的研究起步于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时的导师，也就是她现在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指导下的研究课题。在其研究生期间，由于受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一篇开创性论文“大城市政府组织模式的理论探讨”的影响，埃莉诺参加了文森特主持的研究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学术研讨会（Seminar），也就是在这里，埃莉诺第一次与她一生挚爱的丈夫文森特相识，最后相知、相爱，一起经历他们共同的学术发现和浪漫人生之旅，也就是在这个讨论会上，文森特要求每个研究生挑选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下水流域作为研究对象，任务是考察加州各地下水流域对过度抽取地下水的处理过程。这样，埃莉诺来到了一个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开始了她对这个案例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田野研究的经历，埃莉诺决定以此作为她的博士论文“公共企业家精神：地下水资源管理的案例研究，以海水对洛杉矶地下水的侵蚀为背景”，她在论文中探讨了人们如何组织公共企业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该论文以扎实的田野研究为基础，立意新颖，分析严谨，因此获得了1965～1966年度美国西部政治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
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荒唐的抽水竞赛不能够得到制止，洛杉矶的地下水水位一直在下降，太平洋的海水正在逐渐侵蚀洛杉矶沿海地区的地下水资源，过度抽取地下水引起的海水倒灌完全可能摧毁整个加州地下水资源。如果每年对地下水的抽取量超过地下水的平均补充量（相当于一个流域的安全产出量），储水地层的砾石和沙土就会收缩，无法再储藏与过去同等量的水，这也将会破坏整个地下水资源的储水能力；当地下水流域位于海洋附近时，地下储水水位低于海平面，将会引起海水倒灌不止，地下水资源
就会被污染。这就是说过度抽取地下水一直在威胁这个地区的全部地下水资源，但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二战结束时，加利福利亚州的一些政府部门的供水部门才开始举行会议，讨论他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埃莉诺参加了西部流域水协会定期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议为所有地下水资源开发的相关人士提供了一起讨论的平台。埃莉诺多次参与水资源占用者、州政府和相关政府官员的研讨会，并同时研读西部流域水协会的有关档案，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埃莉诺逐步认识到，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的核心治理问题有以下四点：
第一，涉及的水生产者人数众多。大约有500个左右的水生产者，从拥有一口井的单户农民到拥有许多水井的城市供水部门，规模大小不等。
第二，法律标准的不确定性。有三部不同的相关法律可能成为执行标准。
第三，利益不对称。各水生产商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差别也很大；有些水生产商的水井已接近海岸边，并且这里的地下水都已经被过度抽取；通过法律解决纠纷并非对所有的水生产商都是最好的选择。
第四，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对口政府部门。对于加州地下水流域来说，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有独立权力来单独实施解决方案。
总之，埃莉诺发现她研究的这个案例明显具备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特征，并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加利福利亚州西部地下水流域的各种私有或公有的水生产者们改变了整个激励结构，并最终摆脱了荒唐的抽水竞赛。这就使得埃莉诺认为涉及到集体行动选择问题的案例是可能有解的。埃莉诺亲眼目睹并亲自参与了整个抽水竞赛问题解决的全过程：水生产商们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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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大规模削减地下水抽取量的报告；由律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委员会经过长期谈判达成了一个得到占加州水生产量80%的水生产商们同意的协议，这个协议得到了当地法官们的认可并将此提交到加州最高法院；在整个地区建立特别水区，并对加州水生产征收抽水税，通过人工方法对流域内的水资源进行补充；水利工程师们则在沿海岸建造了一系列注水井，保护淡水不受海水的侵蚀，并使沿海岸各行政区能够参照地面水库的使用规划来规范地下水流域的使用。最后，各方相关人士终于一起创造性地解决了所面临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也就逐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中心体系：
首先，占水生产量80%的大多数水生产商们达成了降低地下水抽水量的协议，并得到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给所有的水生产者的年度通告中指出，若有需要协议还可根据水生产者们的生产能力变化和对协议的遵守情况对水资源分配额做适当调整。
其次，沿海岸建造一系列注水井补充地下水。沿海岸建造了一系列注水井，保护淡水不受海水的侵蚀，
并使沿海岸各行政区能够参照地面水库的使用规划来规范地下水流域的使用。
最后，参与者们设计了特别水区。采取措施以最大可能获取地表水、对水的生产征收抽水税以及通过各种人工的方法对流域的水资源进行补充，并提请当地州议员提交到州议会获得批准。
上述三点构成一个真正的多中心体系。虽然许多政府部门参与其中，但都不能主导所有的决定。中央政府部门——
—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只是应地方要求对地下水流域的地质结构和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海水入侵的严峻事实进行了调查研究。还有加利福利亚州政府、洛杉矶洪水控制区（Los Angeles County Flood Control District）、城市水管区以及11个小城市等地方部门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作用，但谁也没有主导权。除此之外，标普石油等几个大公司企业也有参与其中。
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
—在集中的田野研究基础上的个案研究——
—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埃莉诺的重视。通过田野研究，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获取对同一事件的多种解读与不同看法，查阅相关书面信函和文件、分析历史资料以弄清许多可能相互矛盾的信息并加深对许多复杂过程的理解程度。埃莉诺和普特迪（Poteete）、詹森（Janssen）在2010年即将出版的书中强调，包含
大量田野研究、Meta分析、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在内的个案研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
当埃莉诺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既没有奥尔森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④，也没有哈丁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公地悲剧”⑤。自1968年以来，奥尔森和哈丁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哈丁正确地界定了公共池塘资源（如哈丁描述的牧场或埃莉诺研究的加州地下水流域）参与者的收益模式，那就是公共池塘资源参与者们在短期内企图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最终导致了体的长期损失。但在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的抽水竞赛中，埃莉诺研究的案例并没有陷入哈丁描述的困境。加州西部地下水流域抽水竞赛的治理就是一个不只依靠政府而成功解决区域复杂冲突的极好案例。在那时，埃莉诺已经意识到即便面临集体行动的公共资源管理问题，其结果不一定就会陷入哈丁困境，也并不总需要外部权威机构来把资源占用者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只要有那么一个“舞台”（Arena），并拥有可靠的数据源，利益相关者能够相互协商、互相信任、监测执行决定、创建新的设施、依情况随时调整，最终就很可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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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65年，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被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聘为教授。但是印第安纳大学却没有给随夫而行的埃莉诺任何正式职位。埃莉诺起初做政府系的（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助教、研究生辅导员（
Graduate Advisor）。到了1969年，政治学系才聘请她为副教授。1973年埃莉诺辅助丈夫文森特创建了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中心（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随着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中心的成立，埃莉诺于1974年晋升为政治学系教授。2006年，埃莉诺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创建了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并担任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在过去的30多年中，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中心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的主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在政治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诸多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其手创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已经被公认为美国公共选择的三大学派之一。目前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资源与发展的多中心制度基础研究，为发展中国家进行政策咨询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埃莉诺除了进行一些市政改革、城市治理研究外，还主持研究生参加的研讨会，讨论的重点在于怎么从微观对各种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在1980年秋天，埃莉诺与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参加了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一个关于“指导、控制和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研究小组，时间长达1年。对奥斯特罗姆夫妇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学术之旅。在那里，他们同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讨论，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r Hood）、弗朗茨·考夫曼（Franz Kauf－mann）、汉斯-君·克鲁塞尔贝格（Hans-Günter
Krüsselberg）、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iandomenico Majone）、保尔·萨巴蒂埃（Paul Sabatier）、莱
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马丁·舒比克（Martin Shubik）等人。也正是在那里，奥斯特罗姆夫妇开始思考应该从多个学科寻灵感，而不能局限在单一领域来进行制度分析。在比勒菲尔德大学，莱茵哈德·泽尔腾——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邀请埃莉诺参加他在比勒菲尔德大学主持的与博弈论有关的研讨会，之后，埃莉诺与泽尔腾就制度分析的演化框架和博弈论对这个演化框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作用多次交换意见，泽尔腾的研究对埃莉诺启发很大。在比勒费尔德，埃莉诺与拉里·吉塞（Larry Kiser）合写了一篇关于制度分析的论文，⑥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为她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博弈论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这使得埃莉诺能够开发出一个适应特定情境的分析模型来推测人们在特定情境下的预期行为。为了定义博弈结构并预测结果，理论必须假设：
第一，参与者的数量。
档案可以放在自己手里么第二，参与者的身份。
第三，行动空间：参与者可以选择决策树的一些特定节点。
第四，每个决策节点可用的信息量。
第五，共谋对结果的影响。
第六，功能空间：参与者在决策节点的行动对应中间或者最终结果。
第七，行动的收益和成本。
埃莉诺建议博弈结构中的各个要件能够被概念化为她和拉里·吉塞所命名的、普遍意义上的“行动情境”（Action Situation），她认为人们可以使用一系列通用的结构元素对许多情境的利益结构进行很好的分析。
虽然理解博弈结构中的基本构件为建立一个普适的方法来分析各种行动情境奠定了很好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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