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媒体利益不同形成不同的舆论的案例
由于媒体利益不同形成不同的舆论的案例
【内容提要】2021年3月以来，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借口为由，“新疆棉花”成为一个裹挟着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运动。在这场国际舆论中，我们应重视舆情形成的价值链建设，增强链主的自主话语权，即争夺关键技术、产业价值链关键节点的权威规则、规范、知识的定义权。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只有短期的应对和声讨，还必须培植一种清算殖民主义的文化力量。只有建设自己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才能从容回应。但文化支配力从来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一种强大的战略协调机制促成的，是从教育体系到媒体体系再到大众文化体系的一个庞大工程。这是对国家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政治智慧的考验。
新疆棉花事件是怎么回事
【关键词】国际舆论 “新疆棉花”事件 话语权
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多元的媒介体制以及不断突破国家和文化边界的技术资本力量的影响，国际舆论场往往呈现出一系列矛盾关系：向心力与离心力同在，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全球性与区域性共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下，一系列激化和极化的声音冲破这一矛盾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场跌宕起伏的重要推力。2021年3月以来，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借口为由，“新疆棉花”成为一个裹挟着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运动。这一舆论的生成归因于
至少如下三股力量：智库的故事炮制，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以及社交媒体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动员。与此相对，中国政府、媒体、智库和专家学者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有力回击，在充满虚假信息和极化情绪的舆论场中，用丰富的材料还原真相全貌，揭露这一事件的“反真相”本质。在全球疫情持续而不平衡蔓延的当下，这一舆论事件的生成或构造指向了一个国际传播的新常态，即由新冠肺炎疫情所加速或加剧的、以“去真相”或“反真相”为特征的国际舆论制造。这也是广义上“信息疫情”（infodemics）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借助对已有认知偏见的再包装和再强化，以散布“真相”之名行舆论攻击之实，给“后真相”阴影下已然危机重重的国际新闻业带来新的系统性风险。
从国际舆论的生成角度来说，“新疆棉花”事件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背后的构成要素和动力机制该如何理解？此类涉华负面舆论所动员的知识和话语资源都有哪些？如何总结、提炼和评价中方在应对国际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危机上的传统经验和当下挑战？随着“去真相”乃至“反真相”现象的发酵，我们又该如何更新对于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认知？是否也同时预示着一个国际舆论秩序的重组以及深度去西方化时代的到来？以“新疆棉花”这一国际舆论事件为切入点，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就国际舆论的生成动
力和构造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和跨学科对话。
国际舆论的生成与制造
张xx：讨论这个问题，其实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即：是否存在一个总体意义上的“国际舆论”，即使它真的存在，那么“国际”又是一个怎样的或者由什么主导的“国际”；而“舆论”背后的“舆”和“论”又是从哪里来的，由何种思想、知识和价值所主导。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容易落入一个陈旧的、复杂的、变动的知识窠臼中。最终的结果是，辩不清，道不明。
王xx：制造国际舆论的背后是长期意识形态教化和短期传播策略综合作用的结果。西方“人权”话语背后有几百年的文明论作为支撑，不管在修辞上如何适应时代的政治正确而嬗变，背后都流淌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潜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舆论能够在类似事件中保持默契、步调一致、蜂拥而上的原因。与此同时，帝国中枢因时而动、明确敌友、发布号令、调动舆论则构成了当前一系列舆论围攻的短期背景。这与中美两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逐渐靠近到世纪之交试探交融，再到金融危机之后相互排斥的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不能只有短期的应对和声讨，还必须培植一种清算殖民主义的文化力量。舆论战不只是局部战，它是整体战。
袁x：如果对世界棉花市场的历史发展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新疆棉花”事件本身就是一个缺乏历史视野的、充满着偏见和恶意的、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国际舆论事件。它旨在通过对特定的、具有悠久经济传统的生产资料的打击，来制造中国内部的所谓边疆争议与问题。总体而言，在当下涉华或一般的国际舆论实践的生成制造中，预先设定议题与立场的现象越来越多，并往往直接以某种负面标签来塑造焦点效应，这种趋向值得我们关注。
李xx：“新疆棉花”事件不仅是局部的、现实的、利益的，更是一种系统的、历史的和价值观念的政商等多元利益团体共谋概念及其话语实践。
首先，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及其成员企业只是这场国际舆论建构中的显性、表层和直接的言说者与施动者，而隐形、深层和间接的施动者则是国际政治与资本霸权所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即以西方与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体系，勾连这两个层面的则是从未平等过的世界信息传播网络。因此，我们要系统地看待这一事件。从话语实践的施动者角度来看，至少包括跨国企业、世界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智库、知识共同体、传统与新兴媒体、意见领袖、资本集团、政治团体、国家政府等。从话语实践的层次来看，既有“强迫劳动”等人权及道德伦理审判文本，以及赋予这些文本以所谓的专业、权威、公正等意义的多模
态叙事，还有行业标准、知识体系、资本和政治集团等权力结构的霸权再现、维护和重构；从概念层面上看，这是一场全球南方和东方与北方和西方价值的博弈，是一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角力。
其次，要从全球历史视角来审视这一事件，就当下来看，这是一场中国与西方经济领域的博弈，涉及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等全方面的斗争，牵动多方位社会领域。而实际上，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博弈，近可以追溯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华为事件、我国媒体被列为“外交使团”，奥巴马政府意图构架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等。可以说不论西方哪个总统上台，中美、中西，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的博弈几乎没多大改观；远可以上溯到世界反帝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历史长河中，这从斯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还可以从中华民族抗击“挨饿、挨打、挨骂”的历程中看到。
最后，这是一场观念、话语与利益多重诉求的国际舆论事件。新疆棉花产量之高、质量之优为世界所赞许，由此西方政商基于自身利益共谋蓄意制造这一事件以遏制我们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必然的，毕竟国际社会无政府文化仍旧处于强调竞争与突出对手关系的洛克文化，甚至有滑落到强调暴力斗争与突出敌我关系的霍布斯文化。然而更为深层次的是价值
理念之争，也就是说制造这一事件的缘由不是棉花质量等客观问题，而是所谓“强迫劳动”等生产伦理道德观念问题，并通过虚构事实、组合伪证等话语实践来证实这些观念，将此与西方集体记忆勾连起来，来固化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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