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以深圳湾区经济发展为例
产业科技创新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22Vol.1　No.32
产业科技创新　2019，1（32）：22~24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区域发展〉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以深圳湾区经济发展为例*
陈家胜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两个特别行政区及九个城市，受社会体制、行政制度及经济运行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出现不协调现象。基于此，文章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现状入手，分析导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以深圳湾区经济发展为例，阐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及实践策略，实现各方协同发展。关键词：区域经济；深圳湾区；行政制度；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42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164（2019）32-0022-03
1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现状
1.1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截止到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经可与世界级湾区媲美。但从整体角度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细化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存在如下问题：
各地区发展存在差距。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深圳和广州三个城市的生产总值占比较高，分别为23%、22%和21%，远高于其他城市，具体如图1所示。肇庆市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生产总值贡献仅为2%，与香港间的生产总值差距约21%。可见，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易引发权利与义务等要素的差异，导致区域内的资金、人才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对等，进一步加剧区域差异，影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1]。见图1。
图1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生产总值汇总图
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存在核心产业单一及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就核心
产业单一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将制造业为核心产业，
并未从工业型经济完全转变为服务型经济，制造业占比较大，产业链不够完善。和其他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较低，支柱性产业单一，降低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就同质化严重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主导产业存在显著同质化特征，均以金融产业、制造业或航运业为主，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等问题，需政府部门优化产业布局，改进城市主导产业，实现不同城市的协调配合，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2]。
第三，城市定位不明确。粤港澳大湾区为城市聚集，各个城市的精准定位，可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但就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现状而言，受产业同质化现象影响，各个城市的定位不够明确，需政府部门构建多核心城市，实现产业的错位发展。例如，利用香港的经济及区位优势，将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中心，与国家连接，吸引国际资源；利用澳门的旅游优势，将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中心；利用深圳的核心引擎优势，将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中心，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利用广东的省会政治优势，将其作为政治及文化中心，为区域经济交流及贸易交往提供支持；利用制造业技术优势，将佛山及东莞等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新制造中心；江门及肇庆市的技术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将其
发展重点选为传统制造业，为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后备支持。1.2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问题出现的原因
第一，社会体制的差异。在“一国两制”宏观政策指导下，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资本主义制度；
*基金项目：福建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项目（FJ-2019-02035）。
作者简介：陈家胜（1965- ），男，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研究。
23第1卷　第32期
深圳及广东等大陆城市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体制的差异影响下，不同城市的经济制度、管理理念、法律体系及合作意识存在差异，使香港及澳门在与大陆城市合作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模式，一旦出现矛盾纠纷，政府部门的事权有限，且合作双方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难度较大，提高了两地合作的难度，影响区域经济的有效整合[3]。
第二，行政制度的差异。受地方保护主义理念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在行政制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个城市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其在合作项目中的利益分配出现差异，如果未制定完善的激励或协调制度，合作双方难以积极参与合作项目，二者均以自身利益为先，责任感相对较低，会降低公共利益，不利于区域合作及协同发展，影响二者合作意愿。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粤港澳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仍旧保持差异化的行政制度，会在资金、技术及人才等生产要素中出现壁垒，影响其有效流通，不利
于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目标。
第三，经济运行的差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发展和经济运行属于相辅相成关系。循环累积因果论指出，在某一区域范围内，优势显著的区域经济发展领先，并与其他地区产生差异。长此以往，区域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会引发回流效应（加剧区域差异）或扩散效应（缩短区域差异）。大量实践表明，回流效应出现的概率大于扩散效应。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和澳门属于特别行政区，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深圳和珠海与香港、澳门距离较近，可利用地理优势发展经济；广州为省会城市，具备资源优势。上述城市属于优势显著区域，和佛山、东莞及惠州等城市相比，吸引生产要素的能力更强，易引发回流效应，加剧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4]。
2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圳湾区经济发展思路
2.1　高度协同融合发展
在“一国两制”宏观政策指导下，深圳政府部门需深化港澳合作，加强内地与香港及澳门的交流，保障两地的稳定发展。在十九大报告及多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一国两制”落实的重要性，将香港及澳门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就此，作为与港澳合作最深入、最频繁的城市，深圳政府部门需落实《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结合深圳、香港及澳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创新合作模式，将传统的“外资引进”合作模式发展为“高度协同融合”合作模式，并在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同时，利用香
港的外交优势，引入国际行业标准，在深圳等地打
造国际化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深圳市政府部门需注重人才、技术及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融合，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合作项目的创新，扩大经济合作覆盖范围，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2.2　优化产业布局
针对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深圳市政府部门需结合高新技术发展趋势，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利用核心产业及新兴产业，带动产业协同发展，引导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多样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例如，在“十三五”规划的宏观政策指导下，深圳市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应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将信息经济、生命经济、绿经济等产业为核心，发展新兴产业，大力培养龙头企业，打造集约化产业链，推动经济的可持续、绿性发展[5]。
同时，深圳市需结合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将高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重点，通过政策扶植、资金投入等方式，构建全新支柱性产业，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链的高端化发展。在该背景下，深圳市政府部门可以制造业为核心，利用其产业聚集效应，发展相关产业，如物流业、高新材料业等，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差异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结构的质量及效益，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支持。
2.3　加强示范区建设
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为核心城市，政府部门落实“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制定“7个率先”发展战略，为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格局优化提供指导，推动行政制度及经济市场的转型升级，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产业，打造世界级城市。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强调，深圳等一线城市需做好营商环境的优化工作，加快粗放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的转变。深圳市政府部门需借鉴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引进“互联网+”理念，发展“数字政府”，利用互联网为企业、社会大众提供政府服务，提高政府服务的针对性及有效性，激发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在该宏观背景下，深圳政府部门共制定约400条创新制度，可在粤港澳大湾区推广，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城市，乃至全国城市提供经验参考，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6]。3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圳湾区经济发展实践策略
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深圳需秉持上述发展思路，结合社会体制、行政制度及经济运行方面的差异，制定针对性经济发展策略：深化教育合作，促进不同地区价值理念的协调统一，消除社会体制的差异；深化政企合作，减少行政干预，消除行政制度差异；深化经济合作，创新经济运行方式，消
陈家胜：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以深圳湾区经济发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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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济运行差异。3.1　深化教育合作
在粤港澳大湾区，为深化深圳与港澳地区的合作，政府部门签署相关教育合作协议及法律合作协议，深化不同区域的思想观念及法律事务交流，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间合作奠定基础。在教育合作方面，深圳与香港地区的合作可追溯于20世纪80年代，历年来二者的教育合作可用图2
表示。
图2　深圳与香港教育合作示意图
观察图1可知，在深圳与香港的教育合作中，合作方式以培训机构、产学研基地、研究机构及大学校区等为主。深圳政府部门需深化教育合作，加强价值理念的输出，引导深圳与香港两地的青少年、企事业
单位及政府部门达成工作，减少社会体制差异造成的影响。同时，政府部门需深化法律合作，切实落实《法律合作安排》，构建高端法律交流平台，在开展深港合作项目前，利用法律交流平台进行理论交流，避免矛盾纠纷的出现，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7]。3.2　深化政企合作
针对行政制度方面的差异，政府部门需做好行政改革工作，减少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深化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合作，深化政策合作，提高区域经济增速。
在行政改革方面，深圳政府部门在所辖区域内实施“放管服”政策，通过多项“证照分离”措施，提升政府部门的服务职能，引入“互联网+”理念，简化合作项目的审批流程，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方面的市场灵活性，为区域经济的优化布局提供帮助。同时，深圳政府部门结合区域发展现状，与区域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城市与企业的合作共赢，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例如，深圳政府部门将扎根于深圳的华为企业选为合作对象，利用华为的高新技术提升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并通过政策倾斜或政府扶持，为华为企业生产提供支持，结合华为企业的生产需求，优化华为企业周边的交通条件，配置全面基础设施。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背景下，华为企业将部分职能部门搬至东莞市，加强深圳与东莞的经济与政治交流，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目标。细化来说，深圳及东莞两地的政府部门分别与华为企业签署协议，通过两地政府部门的协同合作，为华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华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3　深化经济合作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经济运行差异，深圳市政府部门需加强各地区的经济合作，扩大合作范围，推动区域产业的纵深发展。
在经济合作范围扩大方面，政府部门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合作提供基本条件。细化来说，深圳市政府部门将港珠澳大桥为基础，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如广深港高速铁路、莲塘口岸等，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交通便捷性，构建“1小时生活圈”，为经济合作交流提供支持。同时，深圳与香港共同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将经济合作范围扩展至科技领域，通过高新科技的研发，聚集粤港澳大湾区的生产要素，推动行业市场的一体化、集约化发展。
在区域产业纵深发展方面，深圳市政府部门需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优势为基础，大力发展制造业，围绕该核心产业，打造全套产业链，整合制造业的供应链，深化内在经济交互，打破经济运行差异，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以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背景下，香港科技大学的毕业生汪滔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产业链为基础，建设无人机企业，实现无人机材料供给、核心部件生产及整机装配的协调统一，将大疆打造为世界一流的无人机制造企业，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产业合作[8]。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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