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学院转设的缘起、路径选择与发展前景
独立学院转设的缘起、路径选择与发展前景
作者：朱国华 吕鑫宇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1年第34期
        摘 要 独立学院是经济驱动、人口增长和教育改革浪潮等多重因素聚合驱动的产物，历经初创生存期、规模扩张期、发展转设期等三个阶段，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升级需求和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对“优质教育”的倾斜导向，独立学院转设势在必行，至今已经进行两轮转设工作，探索出职业技术大学、地方学院和民办本科三种主要模式。独立学院转设已经被纳入中国职业教育体系，需要解决资本离场后的动力保障问题、母体离开后的质量提升问题和独立自主后的特创建问题。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发展前景在于三个层面的战略规划，即将应用型专业打造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孵化器，将应用型本科建设成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将应用型大学建设成职业教育体系的“双一流”。
        关键词 独立学院;独立学院转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用型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34-0040-06
        一、独立学院的产生与演化
        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而逐
渐深入的，具有改革性、试点性、渐进式等特征。独立学院产生与演化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不断完善;独立学院的本质是市场经济思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拓展，在教育既有的社会属性（人才培养、机会均等）和价值属性（文化传承）基础上延展出经济属性，加速教育产业化倾向。
        从唯物史观视角分析，独立学院是教育领域实行系统改革和全面开放的现实结果，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优先政策选项，具有较大的历史必然性。从辩证法过程论角度看，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是逐渐走向两元并立（学术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独立学院必然面临着转设路径的抉择。
        （一）独立学院发展阶段第二轮双一流大学正式名单2022
        浙江海洋大学尹伟从教育管理学视角概括了独立学院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积极探索、快速发展和规范引导[1]。江苏大学京江学院路正南等以高校主体视角划分独立学院演化周期，提出了初创期、建设期、转型期等三个时期[2]。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周海涛从制度教育学视野，将独立学院分为探索创新、规范发展和转型发展三个阶段[3]。
        综合诸多专家学者的逻辑和思路，本研究以独立学院规模发展为基础，以发展策略选择为主线，以政策文本为参考，将独立学院大致分为初创生存期、规模扩张期和转设发展期。
        第一，初创生存期（20世纪90年代-2002年），把握试点生存机遇。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改革与渐进式的开放，教育领域亦成为重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期，市场经济思维不断蔓延至教育領域;而日益开放的消费市场和逐渐升级的产业体系迫切需要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现代化，以大批量培养中高端人才。199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高等教育全面扩招政策，次年批复同意设立第一批独立学院作为试点。独立学院自此获得生存机遇，其数量呈现缓慢增长态势。
        第二，规模扩张期（2003-2008年），保持稳定。母体高校的财政需求和社会资本的涌入，带动了独立学院的数量激增。2003年，独立学院新增230所，总量迅速攀升至366所，随后有部分合并、终止办学，整体数量稳定在290～310所左右。在此阶段，独立学院的省域散播加速布局，数量扩张迅猛，但增长态势急速趋平，至2007年仅有极个别独立学院批复设立，至2010年时终止设立。
        第三，发展转设期（2008年至今），分批次缓慢推动前行。普通高校数量的增长，带
来了横向的激烈内卷。随着高校师资的稀释，独立学院规范办学的迫切性矛盾凸显。以2008年为起点，教育部先后启动两轮独立学院转设工作，但是转设数量一直处于低速、低量水平。第一轮独立学院转设（2008-2013年）预设了六条出路，带动了一波转设小高潮。第二轮独立学院转设（2020年以来）预备了三条出路，实质上宣告未来几年内全部完成转设任务，启动完成转设工作的独立学院数量大幅增长，正在筹备转设的独立学院数量激增。
        （二）独立学院产生发展动因
        独立学院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代教育领域扩张的产物，具体表征为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激增、结构调整、格局变化，实质是高等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应激反应，是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具有同步性，当高等教育边际效应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必然选择外溢效应（开办分校、举办独立学院、新增校区、扩大规模等）进行规模扩张，以实现人才需求补偿;独立学院是经济中高速增长倒逼高等教育扩招以满足产业链、价值链、人才链的产物。经济驱动、人口驱动和教育改革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一，经济带动教育是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独特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建设掀起了一个经济增长高潮周期，义务教育普及率显著提升，高等教育也迎来相应发展高涨
期。改革开放后，乡镇经济、县域经济、城市经济等奠定了第二波长周期高速增长。与此同时，高等院校总量和招生总量增长幅度相对滞后，无法满足人才需求。经济需求最终转化为倒逼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动力，教育部于1999年颁布高校全面扩招政策，独立学院正是该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第二，人口自然增长是重要推动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规模逐渐增长，但除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和80年代至90年代两个生育高峰小周期外，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其中，1981-1992年这一时间段呈现出一个相对显著的生育高峰曲线，曲线覆盖时段出生的人对应的高等教育入学时间表现为一个入学高峰曲线，覆盖时段为1999-2010年。高等教育刚性需求显著增加促使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相应调整，独立学院恰好成为扩招的重要政策工具。
        第三次和第四次教育改革浪潮是重要的环境因素。整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领域重大改革都是教育内部矛盾问题爆发，进而寻求教育现代化的改革方案。首都师范大学王长纯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四次浪潮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4]，其中贯穿21世纪前后的教育国际化不断冲击着教育体系改革。西方发达国家面向市场化、工业化、科技化
的办学模式、办学思想、办学成果逐渐被借鉴和试点。此后，高校开设的国际分校、中外合作办学（含合作班）、独立学院、民办教育等均获得发展契机。
        二、独立学院转设的缘起与形势
        转设是独立学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教育体系改革发展的需求，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对人才的需求。经过两轮独立学院转设，整体划入应用型本科、稳步分流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独立学院转设数量显著提升，全面启动转设工作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一）独立学院转设的缘起
        独立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殊时期的改革产物，顺势而生，适时而成，遇势而转，为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独立学院转设缘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职业教育体系的升级需求，独立学院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独立学院不得不转;二是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对“优质教育”的倾斜导向，职业教育体系为独立学院开辟了一条应用型大学发展通道，独立学院不能不转。
        第一，生存空间挤压背景下不得不转。科学技术革新会带来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
体系、教育结构和教育形态变革，而经历蒸汽时代（工业1.0）、电气时代（工业2.0）、信息时代（工业3.0）后、智能时代（工业4.0）的国际竞争已经深度布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人才需求是工程师，独立学院的竞争优势迅猛崩塌，生存发展空间急剧丧失，转设成为生存的被动选择。
        第二，发展通道吸引背景下不能不转。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影响，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加速铺开，高等教育强国战略持续发力。高等教育的重心逐渐由大众化向优质化、特化转变，以满足人民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独立学院在“双一流”计划中基本不具备竞争力，又被职业教育的“双高计划”所排斥，没有良好的未来发展通道。教育部推动独立学院转设，是将其向职业教育体系引导的一条出路，转设后成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职业本科），并有可能跻身一流应用型大学[5]，成为难以拒绝的选择。
        （二）独立学院转设的当前形势
        当前，独立学院转设压倒性态势已然生成，方案供给了一明一暗两条道路。明路是独立学院转设后提质升级，聚焦应用型本科建设，迈向应用型大学;暗路是无法逾越独立学院转设，最终走向停止办学，退出高等教育格局。
        截至2021年5月底，独立学院转设尚未进入实质性进程的有188所，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存有量较多;辽宁、湖北、广东的转设或终止招生数量较多;海南、西藏、新疆等省份已经全部完成转设工作或者明确终止办学，见表1。
        三、独立学院转设的阶段规划与模式选择
        截至目前，教育部规划了两轮独立学院转设，从路径设置上看是加速紧缩的，从转设数量上看是加速增长的，从转设模式上看是逐渐丰富的，从转设效果上看是優势递减的。独立学院转设目标逐渐集中在三个方面：职业技术大学、地方学院和民办本科，其组合形式越来越丰富。
        （一）独立学院转设的阶段规划
        第一轮独立学院转设时间跨度为2008-2013年，核心理念是以转设促规范，同时为独立学院延续存在预留了较大空间，导致大部分独立学院漠视生存危机，浪费了提质升级的最佳良机。第二轮独立学院转设开始于2020年，核心理念是以转设换发展，要求全部独立学院稳步过渡，部分独立学院危机意识陡增，开始谋求多种转设模式。
        第一，以规范为核心的第一轮独立学院转设。2008年2月，教育部启动独立学院转设推进，给予5年过渡期，预设6条出路，量化7项约束指标。事实上，绝大多数独立学院沉迷于高收费的舒适区间，忽视多元办学主体矛盾和低质竞争生存压力，转设动力较弱。从2008年首批独立学院启动转设，至2017年转设动力丧失殆尽，年转设数量基本维持在个位数，合计转设院校仅60所，远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独立学院转设后的良好发展前景同样具有吸引力，形成了羊效应。
        第二，以发展为核心的第二轮独立学院转设。2020年5月，教育部部署第二轮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独立学院全部纳入应用型本科建设序列（2014年3月）、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颁布（2021年5月），这两项工作彻底消弭了独立学院转设的法律障碍。第二轮独立学院转设不仅仅在于规范，更在于发展;转设已经成为必选项，且完全对照普通高校设置标准，仅设置3条出路。虽然不同发展路径的独立学院依然存在办学体制、产权纠纷、方向未明、动力缺失等难题[6]，但是转设已经事实上成为霍布森选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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