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会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2015年国会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作者：孙景峰，刘佳宝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6年第3期
    主题研讨·回顾与展望：２０１５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编者按】２０１５年是新加坡建国５０周年大庆。这一年，这个城市国家经历了两次大考：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和２０１５国会大选。李光耀辞世，新加坡举国悲痛，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２０１５国会大选对于新加坡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向世人展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含金量，开创了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新纪元。
    这里我们选取了四篇代表性论文。孙景峰、刘佳宝的“２０１５年国会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一文基于对新加坡２０１５年大选的深入考察，系统分析了此次大选对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深远影响，作者认为新加坡领导层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人才选拔和更新意识以及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性，让新加坡的政党政治走向了成熟和稳健。吕元礼、谷志军的“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新加坡政治改革———基于合法性三重意蕴的分析”一文系统考察了新加坡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政治改革，通过增强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认受性和合理性来满足民众的新期求和加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陈文、袁进业、黄卫平的“新加
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建构研究———基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新加坡大选的跟踪调查”一文则基于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深入解读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两次大选，系统分析了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建构问题。傅琼花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新加坡民间组织的变迁”一文系统考察了新加坡的民间组织的变迁与发展，指出新加坡政府成立的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桥梁机构人民协会，如何成为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新起点，增强国家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在中文文献中，这四篇文章都属上乘之作，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策略经验、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以及选举策略、合法性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重大议题。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郑永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国际关系与社会问题专家）
    　摘要：２０１５年大选被称为新加坡独立以来最激烈的大选，人民行动党最终凭借６９８６％的高得票率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次大选让新加坡的政治文化进一步实现了嬗变，集中表现在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人才选拔和更新意识以及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性等三个方面。２０１５年大选后启动的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新加坡政治制度化的进程，关乎新加坡政治稳定的最高领导人代际更替也呈现出了制度化演进的态势。
    关键词：新加坡；大选；政治发展；人民行动党
    中图分类号：Ｄ７３／７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９０９２（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１４－００７
    　在５０余年的政治发展历程中，新加坡建立健全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国会选举机制。新加坡的国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在选举制度上延续了英国的简单多数当选制。在选区划分上将全国分为集选区（４－６席）和单议席选区。２０１５年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来说是备受瞩目的一年，３月２３日建国总理李光耀的辞世引发了举国悲恸，新加坡正式进入后李光耀时代。８月份建国５０年大庆后不久，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宣布解散国会，确定９月１日为选举提名日，９月１１日为大选投票日，新加坡２０１５年大选正式拉开帷幕。２０１５年大选被称为史上最激烈大选，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第一次所有议席均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或无党派人士角逐的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最终凭借６９８６％的得票率蝉联执政，得票率比上一届大选提升近１０个百分点，取得了本世纪以来的最佳成绩，有力扭转了自２００６年大选以来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持续下滑的不利趋势。如果说２０１１年新加坡大选是“分水岭式”的大选和“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那么２０１５年大选对于新加坡具有更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是后李光耀时代的第一次选举，向世人展示了“新加坡式民主”的含金量，开创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新纪元①。本文拟以２０１５年大选为切入点剖析新加坡政党政治走向、研判新加坡政治文化的嬗变进而展望新加坡政治制度化演进的趋势。
    一、从２０１５年国会大选看新加坡政党政治走向
      政党政治作为代议制民主的实施载体，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主体要素，政党政治的发展和走向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党政治的核心支撑，是一个国家的政党获取政权的合法渠道。２０１１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跌至执政以后的最低点，并首度失去了一个集选区议席，造成了杨荣文等优秀政治人才的流失，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吴作栋也在大选后宣布退出内阁。人民行动党历来都将大选得票率视为度量其政治合法性的指标，２０１１年大选后，人民行动党痛定思痛，及时调整政策，决心进行彻底的变革，一方面摒弃了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态，在执政期间注意聆听民众的呼声，通过全国对话会等协商民主的形式主动邀请民众对政府的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在执政过程中更加关注民生，着力解决了民众积怨集中的民生问题，在住房、教育、交通、医疗等领域进行“战略调整”，如提高社会底层的收入水平、适度调整部长薪资、推行限制移民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等。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推出了就业奖励计划、未来技能培训计划以及渐进式薪金模式，有效缓解了新加坡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在２０１５年大选前的国庆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演讲中又宣布了一系列的惠民措施，如提高婴儿花红、补助新生儿保健储蓄、延长父亲陪产假、提高政府组屋申请者家庭月入上限以及调高特别公积金购屋津贴额等。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５年任期显著的执政绩效为人民行动党蝉联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李显龙所说：“行动党主要的策略不是这几天的活动，而是过去四年或过去１０年、几十年的努力。因为我们是长时期的耕耘，才能表现出我们的成绩，才能跟人民有一定的默契，一定的认同感和互信。这九天内，我们希望凭着这个很巩固的平台说服选民，政府与人民的密切合作已经为新加坡带来很好的成绩，证明这是正确的做法。”②２０１５年大选，
人民行动党发出了“你我同心，为国为民”的竞选口号，在选战期间注重深耕基层，积极主打民生议题，并对选民的关切和诉求作出了务实的回应，展现出不同以往的亲民姿态。与此同时，行动党发挥了李显龙的个人形象对于争取选民的积极作用，在选区不仅张贴本选区议员候选人的海报，还张贴李显龙的海报。近６０万的年轻选民首度参加选举，衍生出了更加多元化的诉求，人民行动党对此高度重视。从李显龙以降的行动党议员候选人基本上都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与选民开展对话和交流，李显龙指出：“我明白，我们有一批年轻世代，他们不仅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他们期待能有人聆听他们意见，也期待他们的看法能受到更多重视，而我们也因此直接通过这些渠道与新加坡人民进行交流，让他们做出更具建设性的贡献。”①政党关系的本质是政党与政权框架下的政党权利关系或政党利益关系，建立在争夺、执掌或参与政权的实践之上。② 政党关系集中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关系的处理与磨合。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历史上，作为新加坡共和国缔造者的人民行动党从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自身执政地位出发，在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技术以确保自身长期执政，对反对党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和强有力的牵制，尤其是在历次大选期间尤为明显，造成了新加坡反对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和政党政治生态的亚健康状态。近年来，人民行动党对反对党在新加坡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逐渐清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革新为反对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２０１０年４月，新加坡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非选区议员人数从最多６名增加至９名，同时将官委议员制度固定为永久制度，将单选区从９个增加为１２个。２０１５年大选，李显龙宣布缩小集选区的规模，要求集选区的平均人数“减至少于五人”。在２０１５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也愈
发认识到政治选举的实质是政党之间政治实力的较量和竞争，与反对党开展君子之争。在选战中，人民行动党和工人党围绕阿裕尼—后港—榜鹅东市镇会的管理和财务问题多次展开激烈交锋，人民行动党对工人党的执政能力和诚信表达了强烈的质疑。新加坡荣誉资政吴作栋在走访阿裕尼集选区时将未来比喻为乘搭游轮，人民行动党的游轮通往明确的目的地，而反对党的游轮则漫无目的③，意指反对党尚没有带领新加坡走向光明未来的能力。李显龙则在选战中批评反对党“说一套做一套”，只在竞选期间刻意提起会挑起选民情绪的政策却不能实际解释建议如何帮助到国人和是否能行得通④。在新加坡历史上，人民行动党曾经将各个选区的组屋翻新、电梯安装等公共设施服务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顺序作先后排序，这种行为虽然分散了反对党一定数量的选票，但却有失民心，更违背了其一直倡导的东方君子执政文化的题中之义。２０１５年大选期间，东海岸集选区领军部长林瑞生宣布自己将“不会按得票率去制定未来的发展计划”。２０１５年大选结束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认为，反对党在新加坡的发展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在大选过后应该继续为新加坡政治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并对社会作出贡献。他强调，新加坡应该保持多元性，政府也将继续采纳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以开放的心态聆听反对党的建议⑤。
    反对党是新加坡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元素，与新加坡政党政治相伴而生。近年来，随着新加坡政治发展日益稳健，反对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良性的轨道。２０１５年大选，新加坡反对党首次在所有选区向人民行动党的席位发出了挑战，让人民行动党迎来了史上“最激烈的大选”。正如人民行动党
对于反对党的角认知经历了一定时间的转变过程一样，反对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实践和历练。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历史上，以惹耶勒南、徐顺全等为代表的反对党人曾经采用了政治诽谤、绝食抗议甚至寻求外国支援的极端对抗路线，并将短时间内获取政权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作为其政治诉求。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发展还面临着人才匮乏等实际困难。近年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新加坡反对党开始遵循温和、理性的建设性路线，不断增强自身的参政议政能力，进而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集选区、单选区以及非选区议员议席，在新加坡政治发展中发挥出日益显著的作用。２０１５年大选中，反对党聚焦民众不满的国家政策课题，将矛头直指现行的移民问题、公积金制度和税收政策，在对政府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的同时，还能够提出相应的替代性政策。在选战中，工人党以“掌握民权，把握未来”为口号，呼吁选民“为铁锤加磅”。刘程强指出，只有当国会的工人党议员人数增加，代表工人党的“铁锤才会加磅”，才能在国会发出“够响亮的声音”，政府才会认真看待他们的意见①，从而让新加坡有更平衡、多元化的议会民主制度。与此同时，尽管以组成政府作为长远目标，刘程强也坦承在本届大选工人党的目标不是要执政，更不打算与行动党组成联合政府②，这反映了工人党务实、理性的政治品格。本次大选，因破产失去竞选资格的民主党人徐顺全重出江湖，他借助民主党众大会演讲和多个温情视频，让选民对他过去激烈对抗政府的形象有所改观。在人才素质方面，工人党网罗了包括大学教授、律师、高级白领在内的高素质人才组成候选人团队，民主党的议员候选人素质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另外，为了避免反对党之间的内耗，本次大选中各个反对党改变了过去“山头林立、各自为战”的局面，在大选前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协调，大选结束后第二天，徐顺全还表示，民主党和工人党应该更密切的加强合作，以便在下一届大选推出一套协调得更好的选举战略。
    回望２０１５年大选，新加坡的政党政治已经走向了稳健和成熟。政治选举作为代议制民主的重要支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被普遍认为是公民对代表他们的政党行使国家权力最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形式，是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有效连接点。经过多年来的政治实践和磨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共同为新加坡孕育了良性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作为新加坡政治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人民行动党逐渐认识到政治选举的实质是政党政治实力和执政能力的竞争，获得选票的关键在于执政期间能否制定出满足民众诉求的政策，维护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本次大选，人民行动党继续减少了对反对党的诸多限制，为其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反对党也开始告别以往“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非理性路线，着力增强自身的政策研究能力和执政能力，同时注重引进优秀人才为自身注入新鲜血液。得益于李光耀在新加坡多年来推动的东西方制度和文化的有机融合，以“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为代表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新加坡朝野双方在政治竞争中都能将国家利益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吴作栋在大选中曾经提醒选民，本届大选关系新加坡和选民自己的未来，而不是人民行动党或反对党的未来。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也表示为了新加坡的利益，如果民主党当选，愿意与执政党合作，共同推行惠民政策。２０１５年大选中，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和李显龙个人的政治魅力强化了选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正向认知，为人民行动党高票获胜增添了感情上的“附加分”。由于年龄原因，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任期很有可能是李显龙的最后一届总理任期，展望下一届新加坡大选，上述影响大选的感性因素将不复存在，反对党的竞争力也会愈发增强，新加坡朝野双方将在一个更加公平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展开良性竞争。如果说大选是一场考试，那么执政党和反对党都需要应试，选民则是判卷人③。每一次选
举的竞争过程对于政治人物和政党都是历练。政治人物和选民只有认真、平和、理性地对待大选中的竞争和选后的政治发展，坚持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政治理念，保持政府的高效、先进、廉洁和亲民，新加坡政治才能在良性的轨道上继续稳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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