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与特征
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六十周年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而按照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变化特征,经济运行可以分为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本节将从这两方面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进行剖析。
(一)短期经济波动的特点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按照从波谷到波谷或波峰到波峰的划分方法,睢国余和蓝一(2022)将80年代以来至今的经济运行划分为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和一个正在经历的周期。按此方法,新中国建立至今的六十周年共包含13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有8个,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有5个;这13个周期又包括7个基钦短周期(Kitchin Cycle)和6个朱格拉中周期(Juglar Cycle),见图1。根据所观测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态,可以大体获知建国六十周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图1 1949-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1]
首先,经济波动逐渐趋于缓和。从波动幅度这一角度,我国经济正从“激烈”向“缓和”的方向过渡,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状况逐渐改观。1949-2022年共经历两次波动幅度较大的经济周期,
一次是1958年-1961年的大饥荒时期,经济增长率由1958年的22.4%(按当年价格计算而得,下同)急剧下降到1961年的-16.3%,下降幅度为172.8%;另一次是1994-1999年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转变的波动期,经济增长率由1994年过热时点的35%下降到1999年的6.2%,下降幅度为82.3%。除此之外,经验所观察到的结果是,1949-1993年的经济波动幅度总体而言也相对较大,而1999年至今则相对较为缓和,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4.4%的平均水平。
其次,经济运行逐渐趋于平稳。从周期数量和长度这一角度,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包含8个经济周期,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则只包含5个周期,而且这5个周期中只有1个是基钦短周期,而有4个是朱格拉中周期。周期数量的多少和长短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基本经验是:周期数量越少,长度越长,则经济运行越平稳,反之则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正逐渐向“平稳的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迈进。
最后,2022年正在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演变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也对我国经济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这些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降低、出口面临更大的压力、经济高速增长将难以实现。在这种新形
势下,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滞后效应,各大机构纷纷调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预期,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和2022年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7.5%和8.5%。不管是从现实宏观经济数据,还是从权威机构的预测值,我们认为,2022年将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并极有可能在2022年达到这一周期的波峰。
(二)长期经济增长的总量和结构特征
总体而言,建国六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从绝对规模上看,国内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432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300670亿元,增长了696倍,年均增长5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则由1952年的119元增长到2022年的22640元,增长190倍。从相对量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其中增长最快的年份为1994年的35%,高于同等年限范围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这其中,按照增长速度的快慢,可以将建国六十年划分为几个增长期:第一时期是1949-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期,这一时期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轰轰烈烈地进行,曾经饱受三座大山欺压的民众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进行自主生产,因此在这一时期新中国诞生的亢奋激励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年均生产总值17.5%。第二时期是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期,在经历了1958年开始的“”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后,党中央充分认识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 共产风 ”所带来的危害,于1961年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政策,把农村生产关系转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范围内,有效地将单位过剩的职工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上。这一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只有在大饥荒过后的1963年才开始得到有效体现,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4%。第三时期是1978-2022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受到政治运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通货紧缩的负面影响,但承包制自农村生产向城市工商乃至国家财政的推行极大地激发了各行各业的生产潜能,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渐完善、各种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的逐步开放均有效地为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一时期经济年均增长16.5%。
建国多少周年了2022
始逐渐下降;1985年至今第三产业的发展优势逐渐得到重视,因此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超越第一产业后,开始逐年上升,有超越第二产业的趋势。(3)改革开放在带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强化了东部在“东、中、西”区域经济结构中的排序,凸显了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中部和西部的差距则逐渐缩小。1952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155.9元、113.1元和88元,比重为1.77/1.29/1;但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三个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则分别为799.2元、337.8元和288.4元,比重为2.77/1.17/1;2022年,三
个地区的收入比重则变为2.44/1.12/1,东部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的位置。
表1 1981-2022年“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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