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AI主播与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传播
声屏世界2021/11
实践与创新
金话筒
智媒时代AI 主播与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传播
阴刘聪聪
摘要：文章以AI 合成主播为切入对象，从“具身传播”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AI 主播的发展现状以及传统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性阐述，探讨在万物皆媒、人机互嵌的智媒时代下主持人如何完成主体角的重构和自身传播策略的嬗变，从而抢夺受众注意力这一稀缺资源，增强占据屏幕的能力。
关键词:AI 主播具身传播身体角重构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快速发展给媒体行业带来新一轮的变革，我们已逐步步入智媒时代，即媒体的智能化。在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背景下，新闻生产过程也嵌入了智能技术，AI+编辑克服了传统编辑的固有弊端，提高了文本输出的效率。AI+写作运用算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再加工，通过已有模式自动生成新闻稿件，完成了新闻生产的自动化，可在短时间内迅速生产出多类别、多元化、多层次的文本，
从而满足不同受众需求。
口语传播时代延续的是人际交往的发展脉络，要求传受双方必须完成身体的在场和时空的共在，一方缺席便会使传播链条中断；报纸、广播媒介则要求受众（听众）的视觉与听觉系统的深度参与，注意力游离会导致信息获取的失败；在电视时代，由于制播分离的时间差，作为传者身份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在传播活动中成为荧屏上的符号和景观，主体存在被异化，完成了身体的离场。到了数字化时代，在数据、算法和编程融合下产生的AI 主播是一种虚拟的身体存在，与作为自然人的“具身性”完全背离，“人工智能的崛起，技术加速了和人的融
合进程，表现为技术更深、更广、更即时地嵌入身体”，[1]
让人惊
叹“一个没有肉体的幽灵世界应运而生”。[2]
概念的界定
AI 主播及其发展现状。
“AI 虚拟主播是指将人工智能与虚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形成的能够从事媒体内容生产和传播等
一系列工作的脱离了‘碳基’身体的主播”，[3]
其核心实质是技
术。在数字化智媒时代背景下，AI 主播完成了技术上的不断革新与精进。从阿娜诺娃到新华社AI 合成主播家族，AI 主播从原始的动作僵硬、语言机械的2D 时代演进到现在的3D 全息时代，除了实现对身体的形似虚拟，通过新技术赋能、智能化采集、高辨识度输出完成了“分身术”，达到了对身体的神似
塑形。同时，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加入使得AI 主播这一类人类角在声音上更加自然、真实、
朱广权上半年最后一条段子
灵动。但AI 主播在实际执行操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缺乏鲜明的个性风格。目前，新华社的AI 合成主播家族成员虽然在性别、服饰、相貌、身材、声音等外部可观可感方面存在差异，但并未形成各自
的专属风格。第二，视听体验单一，无法对受众形成持续的吸引力。第三，情感和态度丢失，在彰显媒体形象、表达观点立场方面力量不足，无法有效地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
对播音员主持人的符号学解读。唐·伊德《技术中的身体》（Bodies in Technology ）中提到了身体的三个类别：一是作为“活的身体”存在的“实际身体”；二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谱系下的“社会身体”，有其所属的阶级、国家、民族、种族等；三是“技术身体”，身体与技术存在一种具身关系。AI 主播仅拥有身体一的“肉身”，不具备身体二与身体三的社会性与文化性，无法进行身体的感知觉体验。而“‘节目主持人’是以
‘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出头露面，驾驭节目进程的人，[4]
”核
心是“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体现着国家意志，代表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烙印，但始终因主体职业的特殊性兼具文化符号和审美符号的双重涵义，是新闻文本生产链条中最后一环的执行人。当举行国家大型庆典（如国庆节阅兵仪式）时，播音员伴随全场的解说传达着中国声音，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白岩松作为人大代表参与“两会”的提案，此刻的主持人参与了社会治理，承担着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性传播
“具身认知理论表明，人的认知源自头脑、
身体与环境之间的耦合交互作用”，[5]
认为身体是认知的基础，具身的感知活
. All Rights Reserved.
2021/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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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认知世界的交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AI 合成主播的仿真性，仅仅完成了“仿”，无法达到“真”，即经验的真、实践的真、参与的真、思考的真，因此在智媒时代的传播背景下，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获得了肉体层面、感知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多重意义。
可视化的具身形象。AI 主播的仿真人形象可以做到与真人的外表无异，但播音员主持人的荧幕形象除了声音、样貌、发型、服饰外，还有随着文本内容实时变化的眼神、表情、动作等可视化元素。作为全球首个利用3D 技术合成的主播、新华社AI 家族的新成员———“新小微”较前几代成员微表情更加自然，机位也实现了由单一的景深镜头到多机位多景别，但应用场景依然受限，
仍囿于演播室的坐播区，缺少与现实场景的对接和参与。同时，现有的人机交流模式不足以满足受众多层次、多元化的体验需求，缺乏深度的人际交往和情感沟通，难以产生多方的思想共鸣。
主体的“在场”意识。新闻节目的录制现场往往是在录播室，这一节目制作方式使主体在物理空间意义上“离场”，无法与受众真正地面对面，
仅对着镜头寻到的“对象感”有时无法让受众感受到思想的流动、
逻辑的演进、情感的变化。这也是AI 主播之所以能在新闻播报领域应用却无法出镜交流性
节目的原因之一。
但当面对紧急插播的新闻、大型晚会或直播现场的突发情况时，
播音员主持人的在场尤为重要，需要调动自身的政治敏感度、
文化素养、人身阅历、主持经验、自身个性等来应对处理，让节目进程顺利进行，转危为安。因此，主体增强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积极参与逻辑推理与经验认知等智性活动，唤醒“我就在”的在场意识尤为重要。
播音的实质是关于美的创作。播音工作是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它的基本属性是艺术性。这就要求创作主体要充分调动自身的多方感官和知识储备，对新闻事实进行深度挖掘和特报道。AI 主播通过技术赋能可以完成播报过程中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外部技巧，但对于需要感知力和情感介入的“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等内部技巧却难以达到。此外，当下AI 主播的功能也仅仅局限在新闻播报这一种播报形式，对于新闻连线、新闻评论、新闻访谈和新闻直播、记者采访、综艺节目等有声语言创作样态并不能做到。同样，在紧急情况下的即兴口语救场；靠眼神、动作等传递情绪和情感，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如何引导采访对象的话语表达，国际新闻连线时如何恰当有力地维护国家利益等，也只有利用传统播音员与主持人的具身性传播优势才能得以体现。
主体的人格化展现。虽然当前AI 主播的仿真人技术愈加进步，但播报内容和方式依然是人类计算编辑后的程式化产物，而“人格化是主持传播的本质与关键”，[6]
思考力和人格化
是主体具身性展现的核心。播音员主持人并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和“肉喇叭”，只有能够真实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想法时，受众才能从主体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上得到吸引与共鸣。同时，当主体以“我”的身份出现时，才能打破工具枷锁，与采访对象或观众进行平等地交流，展现自身个性，体现人文关怀，实现播音员主持人在节目创作中人格化的进阶。
主体角的重构和传播策略的嬗变
媒体始终是和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新闻主播的融合发展带来主体角的变化，使得新闻传播策略也要及时调整、不断优化，以顺应人工智能化浪潮下媒体变革的趋势。
夯实专业基础，更新角认知。这里的专业基础不囿于作为播音员主持人的专业能力，不仅仅指语言表达的功力和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更包括对笔力、脑力、眼力、脚力的践行。时代的发展不再简单地要求播音员主持人是最后一环———播报工作的“传声筒”，除了完成“理解稿件———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文本创作过程，还要锻造主
体为“以播为主，一专多能”[4]
的复合型人才。同时，AI 主播的
出现改变了媒介生存方式，播音员主持人要更新对自我角的认知，积极迎接新技术的到来，加深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实际运用，构建身体与技术的共生体，从而丰富有声语言的传播样态，更好地完成播音创作活动。
增强“内容为王”的精品意识。“毫无疑问，媒体行业属于
内容行业，做内容是本”。[7]当前，受众关注AI 主播这一新型事
物本身远远大于AI 主播的播讲内容，新闻整体的传播格局并未改变。当海量的信息充斥着荧屏，如何满足大众诉求，更快更好地抢占注意力这一稀缺资源，如何巩固已有的收视体，如何吸引更多的受众是摆在各个媒体或平台面前的难题，只有“把内容作为社会
‘媒介化’的载体去激活关系、组织圈层”，[8]
坚持“内容为王”
的原则，注重内容的创新表达，打造精品节目，才能增强与受众的黏度。同时，“新闻语言要让受众听得懂，在受众理解的范围之内去尽可能地还原事实，”[9]摒弃精英主义的创作思路，保证内容文本的生产尽可能广泛辐射受众体，避免因曲高和寡造成与受众的疏离。
树立风格独特的品牌形象。“品牌”本是广告学理论中的概念，是用来识别和定位特定商品的术语。对于企业而言，除了商品本身的实际使用价值，
打造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品牌形象可以迅速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借鉴品牌这一概念，强调播音员主持人要有自身鲜明的个性风格，通过打造专属的品牌形象，可以增加主体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和标识性，从而获取并增强占据屏幕的能力，
这也是AI 主播较.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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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创作者认为
“快闪”活动拍摄只要在现场尽可能多的设置拍摄机位，随机抓拍就可以了，其实并不尽然。设置多机位固然能丰富后期可用素材，
但也会因为机位随机而互相穿帮，或画面随意松散反而不可用，
这就体现出分镜头脚本的重要性。在拍摄前导演要清楚地知道视频最终呈现的每一个画面，很多镜头甚至可以单独拍摄，所以机位一般设置3至4个，航拍补充，并且可以根据详细的分镜头逐个拍摄。导演要把握的就是演员的状态和画面氛围，每个环节需要拍摄多次以确保镜头丰富和有效，分镜头还有利于后期剪辑的便捷，可以快速成片。后期主要是节奏把握和氛围把握，根据音乐的情绪调整节奏，还原环境声、音效等声音元素以增强快闪的现场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后期的“小屏”意识，考虑到移动终端的传播和观看方式，要求控制数据量，优化视觉信息（如字幕、明暗、彩），确保声音清晰等。
推广传播。“快闪”活动以互联网传播为主要宣传手段，随着各大视频平台对内容管理的制度化，在审核环节也越来越规范，尤其是像“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对视频内容的审核是有
严格要求的，这就要求导演在创作过程中要更细致、更严谨。
“快闪”形式中国化是大趋势，这也是由我们的国情和中国特文化所决定的，今后一段时间也会继续存在。这一形式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将来创作的一大课题，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是永远不变的。因此，我们要本着创作优质内容为目的，
紧贴时代脉搏，增强创新意识，做足差异化，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
参考文献:
[1]栾小惠，李志勇.快闪族[J].走向世界,2010,(07):93.[2]李凌达.节庆文化与国家形象传播———以快闪“我和我的祖国”为例[J].对外传播,2019,(10):14-16.
[3]燃爆!千人快闪演绎吉林市版《唱支山歌给党听》[EB/OL].2021-04-29，中国吉林网.baijiahao.baidu/s?id=1698340929566519775.
[4]李军峰，程晓辉，郑玉林.浅谈地域文化的电视艺术表现[J].新西部(理论版),2017,(04):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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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达到的能力，如撒贝宁的诙谐幽默、董卿的知性大方、朱广权的出口即来的段子、康辉生活化场景的Vlog 等风格样式。播音员主持人利用风格化的语言呈现形式，打造品牌形象的同时增强了主体的文化影响力，目前已上岗的AI 主播尚不具备各自专属的风格。
人机互嵌背景下的传受关系回归“以人为本”。在技术媒介形态的不断融合发展下，技术与身体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关联，受众获取内容的渠道、方式和媒介也更加多元化，尤其是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
受众突破了时空的局限，随时随地可以获取新闻资讯。
但新闻文本本身却因“量过”导致“质减”，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三大功能存在弱化的风险。
因此，要想进一步实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和审美需求，就要让“以人为本”的传受关系归位，加强创作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增强传受双方的身份认同感，和受众成为“知心人”
。结语
在万物皆媒、人机互嵌的智媒背景下，强调加强播音员主持人的具身性传播，并不是简单要求“肉体”的
“在场”，排斥人工智能与新闻主播的融合发展。目前新闻业界的机器人采写
编、算法推送、数据回收反馈等技术的运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因此，播音员主持人要适应时代发展，改
变传播策略，优化人机协同，完成文化传播、艺术创作，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从而实现媒体人角的社会价值。(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新闻记者,2018,(06):4-11.
[2]约翰·达勒姆·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邵鹏，杨禹.AI 虚拟主播与主持人具身传播[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06):71-74.
[4]张颂.播音语言通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5]劳伦斯·夏皮罗.具身认知[M].李恒威，董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6]高贵武，杨航.AI 主播与主持传播中的人格进化[J].青年记者,2019,(22):51-52.
[7][8]喻国明.有的放矢：论未来媒体的核心价值逻辑———以内容服务为“本”，以关系构建为“矢”，以社会的媒介化为“的”[J].新闻界,2021,(04):13-17+36.
[9]李唯嘉.如何实现“信任性真实”：社交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基于对25位媒体从业者的访谈[J].
国际新闻界,2020,42(04):9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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