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
两性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和内容的影响

两性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和内容的影响
【摘要】目的：分析两性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和内容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原因。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有关两性文化的典籍，对在两行文化下男女作家、作家进行分析比较、归纳。结果：在中国古代不平等的两性文化下，男女作家对文学题材的选择、表达境界有着很大差异。结论：男权通知下的女性作家自身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诗作多数都呈现出一种悲凉、柔缓、伤感的情调，多数缺少男性作家的宏观视野
【关键词】两性文化；男女作家；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内容
一、中国古代两性文化概况
约二万年之前我国存在过母系社会，此后约五千年前，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各个部落，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自有文字记载，商朝后期，已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天子有后、有
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礼记 曲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法家长制确立以后，女子地位开始明显下降，社会存在在买卖婚、掠夺婚、交换婚、典妻、童养妻等将女性视为财物的婚姻形式。同时古代女性接受的教育皆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如东汉末年蔡邕写过《女训》、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东汉班昭的 《女诫》、明成祖的徐皇后的《内训》、唐朝宋若莘的《女论语》、 明末儒学者王相之母刘氏的《女范捷录》，是为著名的《女四书》，妇学的主要内容是“妇德、 妇言、妇容、妇功”（ 《周礼 ·天官 ·九嫔》），妇女如何从内心更加驯服于男权统 治。 古代女性在沉重的闺阁阃范的约束下，生活范围十分狭窄，在传统性别文化中，女子被要求从一而终，而男子在两性关系上相对自由以及在传统礼法下，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使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一直处于不平等、劣势地位。这种极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中男女作家的写作产生了极大差异。
二.古代两性文化对古代作家写作的影响（以唐、清为代表）
（一）唐代弃妇诗和闺怨诗的产生、爱情诗、婉约派（女性意象）和男性作家描写女性意象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
败。丈夫在家掌握了权柄，而妻子被贬低被奴役。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女神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夫多妻制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边缘化。1959年和1960年在甘肃省永靖秦魏家，两次发掘父系氏族公社齐家文化墓地，其中夫妇合葬几乎无一例外是男子仰身直立葬，而女子侧身曲肢葬，位于侧面，面向男子，具体体现了女子在家庭中趋于男子的形状。
    殷商之际，妇女仍在被歧视、奴役的地位。周武王引用“古人”之言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维家之索。”孔子说的更明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妇女的角也被限定在家里，即使从事职业也是为人所不齿的女巫、娼妓、乳母、女侍、接生婆等。随着时光的流逝，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三从”、“四德”、“七出”等封建绳索的圈套一个个抛向女性，红颜薄命、红颜祸水成为对女性干政的定位。
  千百年来，历代妇女虽然都反抗着社会既定的角，但最终都将自我的实现定在家庭和情感上。孟子说：“女子生而愿能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良人者，所仰望以终身也。”（《孟子·离娄》）古代女子的价值就在于得到男子的爱情。“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卓文君）“愿为星与汉，光影共徘徊”（刘妙荣）“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鱼玄机）“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朱淑真《生查子·元夕》）“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
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朱叔真《清平乐·夏日游湖》）
    面临婚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是遥远的。从周公治礼开始，以男性为主的血缘关系建立起一套人伦秩序规范，以血缘家长制为基础的等级制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周礼》确立了一套典章制度、规矩、礼节，保证着男人同时剥夺了女人的私有财产及其继承权，把女子变成传宗接代的工具。《仪礼·丧服》以准法律的形式规定“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出”是休妻的充分理由，因此从《诗经》开始中国诗坛上就多了一种诗歌——弃妇诗。
  弃妇和闺怨精神内核的忠贞不二和依附心态，暗含了世人在仕途和宦海中对皇权的人身依附和对国君的无限忠诚。二者具有异质同构性，于是弃妇和闺怨就成了一套象征和隐喻的符号系统。弃妇意象在男权的话语体系中得到认同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酿就了一种女性化审美心理——追求爱情，忧惧遗弃，怨恨红颜零落。
古代女子最早用什么画眉
  当然弃妇意象的产生也有其内在的心理根源，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中都同时存在女性心理原型阿（anima）和男性心理原型阿斯（animus）。中国古代众多男性知识分子在“
兼济”和“独善”无望，在对“国家”和“天下”的二难选择中所暴露出来的附庸意识和奴役意识支配下，弃妇和闺怨便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成了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和奴隶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弃妇意象，且使弃妇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代不绝响。
宫怨诗在唐代创作是一个十分常见的题材，不仅诗作颇多，而且诗家名家甚重。封建帝王后宫嫔妃弊制的存在、开放的社会和宽松的思想的文化环境为写作宫怨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413首唐代宫怨诗中，属于女诗人者仅有27首，占总数的6.3％，比例相当小。绝大部分宫怨诗出自男性之手，其代言体的形式并未与宫人自写的宫怨诗有阻隔之感，反而深化了女性的话语特征，促使了女性主体的确立，强化了女性的社会性别的角，是唐代宫怨诗中最有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的部分。
“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只要附庸意识和奴隶意识不消除，弃妇意象和与之相关的闺怨宫怨和美人迟暮主题就不会绝迹。中唐诗人朱庆馀的行卷诗《闺意上张水部》也许是对性化了的附庸意识的最贴切的注解：“昨夜画堂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试无？”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社会，男性作家想跻身仕途，也许低声下气的以前含有性化了的附庸意识的弃妇意象为书写
所指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于是须眉男儿作妇人语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如白居易《长相思》其二：“深画眉，浅画眉，蝉鬓月影云满衣，阳台行雨回。巫山高，巫山低，暮雨潇潇郎不归，空房独守时。”杜荀鹤《春宫怨》：“早被蝉娟误，欲转妆镜慵。承恩不在貌，交妾若为荣。”这都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在女性长期沦为他者被观看的过程中，文学审美也有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宫体诗和花间词正是这种女性审美心态的产物。在词发展的初期，这种审美为士大夫所鄙薄和轻视，称之为“艳歌”、“末枝”，讥之为“淫靡”、“郑声”。
    娼妓，是父权制和私有制的双重产物。最早的娼妓是为满足奴隶主的娱乐需要而产生的。奴隶主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妻子固守贞节，一方面自己又任意占有女权。从这时候起，娼妓的历史也就开始了。唐代则可称为繁荣“娼”盛的兴隆时期。唐代是一个自由解放、性观念开放、个性自由发展的时代，官吏、学人狎娼之风盛行，从宫廷到都市，从贵族到民间，不仅男子可以纳妾狎妓，寡妇也可能改适他人。至于公主偷情、世人私恋的风流韵事也累见不鲜。专为各地方官府和军镇服务的官妓就是在唐代这样一个浪漫的时代发展兴盛的。古代典籍中往往把个地方政府或军镇所经营的直接称为官妓，也可根据官府建制相应称为洲际、府妓，郡妓等。除上述官妓外，还有市妓、游妓、饮妓、御妓、歌妓、声妓、家妓、牙娘、内人前夫人、婊、校书、营妓，等等，名目繁多。
  由于唐朝娼妓行业发展繁茂，加之时代之风气浸染与行业颇为重视音乐与吟诵的教育，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全唐诗》一共收娼妓诗（句）103首（句）。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薛涛。十六岁堕入乐籍，脱籍后终身未嫁。有《锦江集》五卷，已佚。青楼业的勃兴使文人士子的浪漫情怀终于有了现实的用武之地。的风情谈吐、酬酢应和尽管都是迎合社会趋尚的牟利手段，却与士人情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而详察唐代士人与之关系，不难发现其中虽有功利成分，然亦不能排除审美因素。太原妓，德宗时人，欧阳詹游太原，与之相悦。欧阳詹归长安，约以为妻。别后，太原妓相思成疾，临终剪发作诗增詹。诗云：“自从别后减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盖因固属商品，赖艺以谋生，其声名、地位、收入之升降，全视士人品题，“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交错。”因此不得不提高修养、技艺水平以承接士人。中唐以后宣宗年间大中，及懿宗咸通初，所形成的文酒集会，娼妓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社会各个领域充斥着男权文化统治的影子。“从本质而言，诗歌表达的应该是生命的问题，即展现个体的生命体验。所谓‘文以载道’、‘文章合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实际上彰显了男性诗歌过度承载的社会教化功能和实用思想。唐代空前开放的文化格局与积极入世、关心时政的社会心理机制，必然固定了男性诗人在抒展个人情怀时思想与表达的一般基点是施展建功立业的抱负，实现政治理想，从
而展现人生的价值。”再这样一种状况下，文化领域也不得不展现这样一种潮流。这样，当我们看到唐诗里万千的边塞诗、抱负冲天的诗时，也就不会有什么奇怪了！如此，整个社会在男权文化的高度控制之下，社会似乎是失去了一种可以支撑这个社会平衡的东西。而彼时即使有女性诗人出现，也是东施效颦步男人的后尘。
    在唐传奇中，文人塑造了一批风姿绰约、才情杰出，而又个性各异的青楼歌妓形象。小说中的青楼美人，真似出水芙蓉，清新、艳丽、灵气四溢——李娃“腰姿要妙，绝代未有”，“明眸皓腕，举步艳冶”。霍小玉是为旷世罕见的美人：“资质侬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歌唱时“发声清亮，曲度精奇”。《虬髯客传》中的杨素家妓红拂，“观其肌肤、仪状、言语、气性，真天人也。”李娃的善良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霍小玉的温柔痴情，以及临死前表现出来的刚强；红拂的慧眼识人，果断机智……这些性格不同的娼妓形象。由于小说长于描写，可以在情节的展开中从容刻画人物性格，因此，唐传奇中的娼妓形象比唐诗所吟唱者更觉生动精彩。
    同贞节观一样，性羞耻心也是很多古代甚至现代女性所忽略不计的。性羞耻心本是财产式婚姻的产物。丈夫所独占的女性怎能在别人面前暴露敏感的性部？为了保持丈夫的独个占有
权，男性社会才会不遗余力地以“羞耻”和“贞洁”束缚女性，并此布设男女大防的种种关节。但到了特权者面前就不同了，隋炀帝可以从乌铜屏中观赏裸体乱交之类的奇事，李隆基可以让儿媳在自己面前裸而不羞。所以，古今中外的男权统治者，对女性羞耻心的百般强调，其实只是对别人羞耻，对他自己则要求女性越“无耻”越好。用所谓贞节观念和羞耻心对女性特别是生活严峻和谋生艰难之时，而把性当作唯一资本的女性进行说教，是无济于事的。
  综上，在唐代，或者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文学话语的表达权长期垄断在男性的手中。须眉说巾帼之事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男性文人的地位总体来讲要比女性文人高出好多。
（二）中国古代女性作家在两性文化下的最高发展——以随园女弟子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为代表
清代随园先生女弟子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庞大的女性创作，其人数之多，创作实力之强达到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高峰。
随园女弟子的出现繁荣的原因具有一定典型性。首先性灵派大师袁枚有着对两性平等的意识，他对守节一说不以为然、反对女子缠足、反对女子祸水论，甚至对也不一概贬低。
进而，当时在有章学诚等多人强烈反对女子创作诗歌的反对声中，随园女弟子的队伍仍不断发展壮大，且创作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来自男性的力量的支撑，才能使得女性的文学创作能有空间得以发挥出来并公开发表。男性各不相同的性别意识强烈影响着女性文学的实况，我们是否可以说，女子文学创作的繁盛离不开男性的支撑与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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