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古乐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经常被好奇者问起，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古乐到底有什么不同。这是个大题目，可以写一本书，也可以写一辈子书。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古乐，当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作品都有旋律，都有调，都有节奏，但更多方面是很不同的。周围有很多人，他们能听也能理解中国古乐，比如《梅花三弄》、《步步高》，其中还不乏会摆弄中国民族乐器的，但听起西方古典音乐来他们还是直摇头，说听不懂或者不好听。本文试图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明中西方古典音乐究竟有什么不同。限于本人学识可能说得不到位，甚至有错，欢迎不同意见和批评。
最主要的差异之一：作品的构造方法非常不一样
音乐属于艺术范畴，反映了人的听觉审美需求。审美意识从属于哲学观念，也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周围世界的美。中西方音乐艺术的发展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因为哲学基础不一样，发展结果就完全不一样。解说中西方古典音乐的差异，这是一个出发点。
西方古典音乐或称“欧洲古典音乐”，主要是指“德奥古典音乐”，或以德奥古典音乐的作曲方法
创作的音乐作品。西方古典音乐原来依附于宗教，自巴赫之后逐渐脱离宗教，并成熟于哲学思维异常发达的德奥，这是西方古典音乐很重要的文化背景。西方古典音乐基于西方的辩证法思维模式，形成了主流音乐作品要基于一个对立统一结构之内的要求，注重音乐元素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性，因此西方古典音乐是富有哲理的艺术。
在西方古典音乐中，最高等级的作品样式，通常称为“曲式”，是“奏鸣曲式”。西方古典音乐的体系中，有两样岿然不动的“镇山之宝”，一个是巴赫的“十二钢琴平均律”，它规范了乐器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是西方音乐的音响基石；另一个是贝多芬的全套钢琴奏鸣曲，它确立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体裁规范。这两样东西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瑰宝，地位超然神圣。贝多芬屹立不倒的原因并非写了“命运”或是“英雄”交响曲，而是他系西方古典音乐样式结构的祖师爷。
西方众多的交响乐作品，有一个体裁方面的原则性规范，就是其中至少要有一个乐章是用“奏鸣曲式”写成的。奏鸣曲式的写法原则其实就是矛盾对立统一的原则。奏鸣曲要提出矛盾、发展激化矛盾，最终融合解决矛盾。这个过程体现了作曲家对世界万物演变的看法。当然，音乐本身是文艺，要娱乐化要戏剧性，这主要体现在作品都有旋律，都有乐器
以名人为话题的作文的美好音来展现。哲理性和戏剧性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两翼，聆听者正是在音乐音响中发现这些矛盾，并跟随矛盾的戏剧化演变，最终体会到共通共融的欣赏乐趣的。
“奏鸣曲式”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先要写一个“呈示部”，呈示部里要有2个主要主题旋律，一个叫“主部主题”，一个叫“副部主题”。主副部主题必须是“对立”的矛盾体，要运用各种音乐元素，体现出明显的对比感觉。如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第一乐章，主部主题是焦躁不安的，副部主题则是抒情舒缓的，2个主题由此形成了强烈的情绪对比。在奏鸣曲中，如果主部主题建立在某一个调上，副部主题必然会建立在另一个调上的，来形成对比和矛盾。呈示部之后要写一个“展开部”，把呈示部里通过主副主题提出的矛盾，通过转调的手法使矛盾发展、演变、激化。最后要写一个“再现部”，把主副部主题的“调性”进行统一，归并成一个和谐体。所以，对立统一的音乐发展逻辑，是奏鸣曲式的结构原则，也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结构基础。
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其他曲式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对立统一的作曲准则，比如“回旋曲式”，是“甲—乙—甲—丙—甲—丁—甲”地不断变化，永远围绕着“甲”这个主题进行对比和变化，最后统一到“甲”。各段的变化，以及主题不变的关系体，体现一种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儿子中考祝福语和鼓励的话
再比如“变奏曲式”结构，这是很体现作曲家才能的结构形式，顶级音乐家才写得好“变奏曲”。贝多芬有32首变奏曲，把一个主题作32次变化，但不是随意乱变，这个变化都有内在的逻辑和互相联系性。变奏曲有一个特点，即每一个变奏都是完整的，独立存在的，但这些变奏都是建立在被变奏的原曲核心音调和核心特征不变的基础上的，这也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古乐，产生于孔子、墨子、老子为代表的儒、墨、道三家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特别是道家，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影响很大。你看，中国的哲学家，就是今天说一句话，明天说一句话，把这些话连起来看，就是一种思想。圣人说：“道可道，非常道”，有道即无道，若要有道，宁可无道。这种思想本身是反结构的。受哲学理念的影响，中国古乐基本是向前推进的发散性、线性结构，呈多段连缀状态，即把甲乙丙丁各段旋律连起来，每段之间并不追求内在的关系，更多考虑的是一种情绪的自然融入和发展，体现的是情绪的延伸和自然推进的思维原则。比如琵琶古曲《十面埋伏》，3部分共9段，每段都有独立标题，每段的旋律和调性都不一样，其实都能独立成篇，描绘了事件的发展和情绪的演变，把它们互相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作品。但这种关联不是逻辑的关联，也不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而是以情节推进和情感演变来达到统一的。
所以，从音乐作品的结构上看，西方音乐是反反复复，中国音乐是一泻千里；西方音乐是有了框架去好材料，多了不要少了不行。中国音乐则是有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多少尽情发挥。
最主要的差异之二：调式和调性不一样
这是一个音乐技术方面的问题，可能讲不好。
中国音乐强调调式的变化，中国是“五声调式”、“宫调式”1 2 3 4 5 6；“商调式”以2为主音，“角调式”以3为主音，“徵调式”以5为主音，“羽调式”以6为主音。中国古乐就是建立在“调式”变化之上，即宫调变化基础上的，强调横向关系，利用音顺与主次变化来体现音高关系。
西方音乐则强调“调性”的变化，“调性”是“调式”的音高变化。比如C大调上方5度是G大调，下方5度是F大调。这种转调的方式是西方音乐发展的重要手段。
最主要的差异之三：“和声”和“复调”的运用不一样
这一部分的差异，反映的是在音乐音响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手法，西方古典音乐要用心得多。人力资源的六大模块
“和声”就是几个音同时发出来融合成一个复合音，这里面很强调音与音之间的相容关系，不是任意的两个音都可以做成和声的。在西方音乐中，“和声”是一门科学，是音响学和音乐学的边缘科学，在十七、十八世纪就已经相当成熟。西方音乐如果缺了“和声”这个部分，其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就要弱很多，在西方音乐中，即便是一首歌曲都有丰富的和声创作。
在中国古乐的创作中，总体上没有“和声”思维这种东西，基本是“单声结构”，虽也有多音表达，但这种表达并没有上升到作曲的功能层面，也没有科学的“和声”研究体系作支撑，是一种自然的多声结合。民乐中为笙、古筝等乐器作的曲子，也有很多声音一起响，但这种“和声”仅仅是一种陪衬或炫技的手段，不作为音和力度体系，也不需要去发展变化。
“复调”是多声部的概念，也就是几个声部同时进行，中西音乐的“复调”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西方音乐中，复调音乐的展开是音乐的生命力和生命线，交响乐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多声部的，音和音之间在追赶，各自独立的旋律同时进行，这是西方音乐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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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乐总体上是单声部，因为中国音乐的思维是线性思维，多种乐器合奏也有，比如《江南丝竹》，但这种合奏往往是相同的旋律做一些细微的加花变化，叫“支声复调”，所以中国传统的“复调”概念就叫“支声复调”，和欧洲的“复调”手笔有很大不同，相对很简单。
中西方音乐观念的差异是明显的
西方古典音乐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存在的，音乐就是音乐本身，有自己的规律。西方音乐的本质是首先通过形式而不是内容，把人带进音乐里去。因此，西方音乐中有大量无标题音乐、绝对音乐和纯音乐。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组曲、变奏曲等样式本身就是作品的名称，比如贝多芬写了九部交响曲，其中有几部虽有名称，但要么是后人加的，要么是作者作了一个说明，比如献给谁。在西方音乐中存在着许许多多脱离了具体具象内容的作品，在十九世纪浪漫派标题音乐出现之前，绝大多数的音乐作品都是纯器乐的，并不需要文字说明。
而中国古乐则不同，从古至今的大多数音乐作品都是文学的附庸，看古琴谱，都有题解、文字标明、标示、标题之类的文字说明，如《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
怎么拍一下停一下等。中国古乐终没有形成纯音乐的体裁形式，整个一部中国音乐史几乎是一部歌曲史，伴随着诗词、戏文发展，文学是第一性的，音乐是伴奏。所以大部分中国人欣赏西方古典音乐，都想弄明白里面在说什么，也有大量的音乐辅导书在煞有介事地解释比如勃拉姆斯此时在说什么事，是不是失恋了。这个思维方式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文学附庸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乐，经验多于科学，直观多于逻辑，不靠音和音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来构成音乐作品，而是一种自然的感性流露，讲究的是人文情怀，体现一种“重情”、“重心”和虚幻的意境。琵琶、古筝、三弦、柳琴、阮等乐器演奏音乐，音和音之间似乎是不连贯的，留有距离和空间，此间任你想象、体验、思绪驰骋，这是要以人的内心共鸣去填补音响的空白。因为中国古乐的这种线性结构，其音乐推进主要靠旋律，而不是靠庞大的结构和复杂的音响，随意性就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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