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博物馆藏花斑纹玛瑙珠
湖南省博物馆藏花斑纹玛瑙珠
本⽂刊于《⽂物天地》2015年第九期
⼀、造型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批两汉⾄唐代墓葬遗址出⼟的褐⽩相间或⿊⽩相间、宽窄不⼀圈带纹玛瑙珠，考古报告或研究⽂章称之为缠丝玛瑙、截⼦玛瑙或花斑纹玛瑙。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湖南有三⼗余处墓葬出⼟这种玛瑙珠⼋⼗余件，分布于郴州、零陵（今永州）、⽾阳、衡阳、长沙、益阳等地，长沙出⼟最多。时代最早的为西汉时期，最晚的为唐代，以东汉时期的最多。其中，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约占了90%左右，馆藏的这类玛瑙珠，根据其造型不同，可分为腰⿎形珠、圆柱形珠、蚕蛹形珠、算珠形珠四种，其中绝⼤多数属腰⿎形珠。
1959年长沙五⼀路东汉墓9号墓出⼟的蚀花玛瑙珠项链
第⼀种：腰⿎形玛瑙珠。两端细中间粗，可分为长腰⿎形和短腰⿎形两种，且根据其上圈带纹的宽窄，⼜可分为细圈带纹和宽圈带纹两种，其中以细圈带纹的最多。圈带纹多为同⼼圈纹，也有少量为斜圈纹带或不规则圈带纹。这类腰⿎形珠以1959年长沙五⼀路东汉墓9号墓出⼟的玛瑙珠项链最为典型，玛瑙珠呈长短不⼀、两端截平的腰⿎形，从上⾄下有穿孔相通，共38件，最长4.8、最短1.1厘⽶。每件纹样各不⼀致，
均饰有宽窄不⼀的圈带纹，圈带纹以同⼼圈纹为多，也有少量为斜圈纹带或不规则圈带纹，纹饰⽆⼀雷同。琢磨光洁，圈状颜⾊纹带清秀雅美。同类的出⼟器物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30余件。
1975年长沙市咸家湖西汉曹墓出⼟玛瑙、⽔晶珠串饰
腰⿎形的花斑纹玛瑙珠中，还有1件饰有独特纹饰，这是1975年长沙市咸家湖西汉曹墓出⼟玛瑙、⽔晶珠24件串珠中的1件花斑纹玛瑙珠，呈短腰⿎形，两端截平，有穿孔，长1.1厘⽶。珠为⿊⾊地⼦，两端各饰⽩圈纹⼀道，⽩圈纹上各向珠中部延伸⽩⾊锥状纹带，颇似西藏的“天珠”。此种纹饰⽬前在湖南仅见此例。
1952年长沙蓉园魏家冲汉墓854号墓出⼟玛瑙、玻璃珠串饰
第⼆种：圆柱形玛瑙珠。1952年长沙蓉园魏家冲汉墓854号墓出⼟玛瑙、玻璃珠11件，其中有2件花斑纹玛瑙珠，⼀为短腰⿎形，其上的⽩带纹很宽，⼏乎占了整珠的五分之四，长0.7厘⽶；⼀为圆柱形，两端齐平，有细孔相通，其上花带为褐、⽩相间，宽窄不⼀的斜圈带纹，长1.5厘⽶。这种圆柱形的花斑纹玛瑙珠在湖南地区少见，⽬前仅发现此例。
1956年长沙杨家湾汉墓42号墓出⼟的玻璃、⽔晶、玛瑙珠管串饰
1959年长沙新五⼀路东汉墓6号墓出⼟的玻璃、⽟、玛瑙珠串饰
第三种：蚕蛹形玛瑙珠。整体作蚕蛹形，头部宽且平，尾部收缩呈蚕尾状。馆藏有2件：1件是1956年长沙杨家湾汉墓42号墓出⼟，与之同出的还有其他的⽔晶玛瑙珠8件。此件蚕蛹形花斑纹玛瑙珠长1.8厘⽶，其上为褐、⽩相间、宽窄不⼀的同⼼圈带纹；1件是1959年长沙新五⼀路东汉墓6号墓出⼟，与之同出的还有喇叭形玻璃管2件、碧⽟管1件。此件蚕蛹形花斑纹玛瑙珠长1.1厘⽶，其上为⿊、⽩相间，宽窄不⼀的同⼼圈带纹。
1964长沙左家圹窑⼚唐墓7号墓出⼟玻璃珠、玛瑙珠串饰
第四种：算珠形玛瑙珠。馆藏2件。1964长沙左家圹窑⼚唐墓7号墓出⼟玻璃珠、玛瑙珠等26
件，其中有2件呈扁圆算珠形，其上⽤⽩⾊线条将算珠分成若⼲份，颇似⼀个⿊⽪南⽠。这种形制的花纹玛瑙珠⽬前亦很少见。
汉代蚀花玛瑙珠管串饰
此外，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1串征集的汉代花斑纹玛瑙珠管串，多数为腰⿎形，也有圆柱形和略呈三⾓形的，花纹各不⼀样，异彩纷呈，⾮常精美。
⼆、制作⼯艺与来源
对于这类玛瑙珠的研究，夏鼐先⽣在20世纪70年代就称其为蚀花的玛瑙珠，并对我国境内出⼟的蚀花玛瑙珠进⾏过研究，且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及蚀花玛瑙珠的制作过程。但他重点放在了在⾁红⽯髓（没有条纹的玛瑙，现多称为⽟髓）上蚀⽩花的珠上，对这种⿊⽩或褐⽩相间的蚀花玛瑙珠只是略有提及。
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蚀花玛瑙珠并⾮天然呈⾊，⽽是经过⼈为的染⾊处理⽅法形成的纹饰。从1857年起，国外就有学者注意到这种特殊的珠饰，并对蚀花所⽤原料及过程进⾏过研究，他们观察到的蚀花⽅法和过程，都是⽤⼀种野⽣⽩花菜的嫩茎捣成糊状，和以少量洗涤碱（碳酸钠）的溶液，调成半流体状的浆液，⽤⿇布过滤后即成。然后⽤笔蘸之，描绘于磨制好的⽯髓珠上，熏⼲后将珠⼦埋于⽊炭余烬中，取出以粗布疾拭，或置于阳光下晾晒。此法获得的⽩⾊纹饰历久不褪。有的蚀花玛瑙珠是先采⽤前述⽅法将珠⼦表⾯完全变⽩，然后⽤某种⾦属盐在其上蚀刻⿊⾊图案，也有⿊⾊线条直接蚀刻于天然珠体上的。⼀般认为蚀花⽟髓珠可分为红⾊⽟髓表⾯蚀刻⽩⾊纹饰、经⽩化处理的⽟髓表⾯蚀刻⿊⾊纹饰、珠体直接蚀刻⿊⾊纹饰三种类型。据此概念，我们发现馆藏的花斑纹玛瑙珠应属于国外学者所分类的“经⽩化处理的⽟髓表⾯蚀刻⿊⾊纹饰”的玛瑙珠。
英国学者培克将蚀花玛瑙的盛⾏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相当于夏代以前），中期是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相当于战国晚期、秦汉时期），晚期是公元600年⾄1000年（相当于唐宋时期）。馆藏的蚀花玛瑙珠绝⼤多数是属于培克所划分的中期，早期的暂⽆发现，晚期的⽬前仅见唐
墓出⼟的2件。关于这类蚀花玛瑙的制作过程，培克做了试验进⾏了复原。他先采⽤碱蚀法将珠⼦表⾯处理成⽩⾊，然后⽤不同⾦属的硝酸盐溶液在⽩化的表⾯绘制⿊⾊图案，之后再对珠⼦进⾏⼆次加热。通过试验，钴盐、铜盐和锰盐都可以绘制出⿊⾊的线条，其中硝酸铜溶液绘出的线条与古珠的蚀花效果最为接近。
1976年长沙杨家⼭汉墓111号墓出⼟的蚀花玛瑙管，长2厘⽶中国纹饰
以1976年长沙杨家⼭东汉墓111号墓出⼟的蚀花玛瑙管为例，我们来⼤体推测其染⾊程序。该管长2厘⽶，腰⿎形，两端截平且细，中间稍粗，上下贯穿⼀孔。两端为红褐⾊带，中部的⽩⾊宽带纹稍粗，展开即可成为长⽅形。该管可明显看出是利⽤⾁红⽟髓采⽤第⼆种蚀花法制作⽽成。在褐⽩区域交界的部分，可明显看出两⾊之间有浸染、叠压关系，即珠⼦应该是先染成⽩⾊，然后在两端描绘褐⾊，留⽩的地⽅⾃然形成⽩⾊纹样。⾄于褐⾊图案的产⽣是否是通过⾦属盐溶液加热形成不得⽽知。从馆藏的这类蚀花玛瑙珠来看，其表⾯不甚光滑，较粗糙，似有强酸或强碱腐蚀过的痕迹。
1976年长沙杨家⼭东汉墓107号墓出⼟蚀花玛瑙管长5.9厘⽶
⽬前国内已公布的红⾊⽟髓表⾯蚀刻⽩⾊纹饰的蚀花玛瑙资料⽐较多，集中分布于西北地区和云南、⼴东⼀带，中原地区亦有少量发现。夏鼐、吕红亮、赵德云等先⽣均有过专论，此处不再赘述。⽽这种⿊⽩相间的蚀花玛瑙发表图像资料的并不多，在西亚和印度也只有少数遗址有出⼟。从我们⽬前所掌握的
资料来看，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东、⼴西、江西、江苏等地均有少量发现。如1970年代在新疆帕⽶尔⾼原⼀处古墓中发现1件腰⿎形蚀花玛瑙珠，为⿊⽩两⾊相间，中部的⽩⾊宽带纹较宽，直径0.8、⾼2.6厘⽶；2013年在新疆塔什库尔⼲的吉尔
赞喀勒墓地所出的饰珠，除了6件⾁红蚀花玛瑙珠外，还有1件腰⿎形蚀花的玛瑙管状珠，两端染作⿊⾊，中段为⽩⾊。夏鼐先⽣也曾撰⽂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或稍早，有英国⼈在我国理塘县（今属四川省⽢孜藏族⾃治州）从藏族⼈民⼿中购得两件⼤型的蚀花玛瑙珠。观照相，⽯质原有浓淡不同的层纹，在相邻的层纹之间⽤化学⽅法侵蚀出⽩⾊的细条纹，使原有的颜⾊对⽐更为突出。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西汉匈奴贵族墓出⼟的项链，其上有蚀花玛瑙珠20余件，有学者推测其来⾃中亚。云南出⼟有西汉、东汉、⼤理国时期的蚀花玛瑙珠管，以昭通⼤关岔东汉河崖墓3号墓出⼟的蚀花玛瑙珠为例，该珠呈腰⿎形，两端截平，有细孔相通，主体为淡褐直褐⾊，中间有⼀道⽩⾊圈带纹，长2.3、直径0.4-0.6、孔径0.1-0.15厘⽶。⼴西合浦汉墓也出⼟有来⾃印度的缠丝玛瑙珠。⼴东⼴州市龙⽣岗东汉墓出⼟⼀串珠饰，其中有27件腰⿎形、⿊⽩相间的蚀花玛瑙珠管，最长8厘⽶，与湖南长沙五⼀路东汉墓出⼟的蚀花玛瑙珠项链最为相似。江西南昌丁家⼭东汉⼟坑墓出⼟2件蚀花玛瑙珠，最长2.4厘⽶，腰⿎形，经过蚀花处理。江苏扬州市邗江⽢泉姚庄101号西汉墓出⼟有串饰9件，其中有蚀花玛瑙珠1件。
1960长沙东屯渡万年红公社东汉墓1号墓出⼟玛瑙、绿松⽯、琥珀珠1串18件，其中蚀花玛瑙管长2.1厘⽶
对蚀花玛瑙珠的来源，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应来⾃。如学者洛伊丝·杜宾推测，西藏流⾏的⿊⽩纹饰的蚀花玛瑙珠“天珠”，在远古时期就与本教⼀起源⾃伊朗或者相邻的阿拉伯帝国。赵德云先⽣对中国境内出⼟的“红⾊⽟髓表⾯蚀刻⽩⾊纹饰”的蚀花⾁红⽯髓珠进⾏了分类研究，并将其与国外材料进⾏对⽐，指出“中国出⼟的蚀花⾁红⽯髓珠都应来⾃域外，与早期中外⽂化交流有关”，认为“蚀花⾁红⽯髓珠起源于印度河流域，随着欧亚⼤陆经济⽂化的交流，传播⼴泛。其制作技术也有传播的现象，近东、东南亚都可能存在制造⼯场，这对认识中国发现的来源⼗分重要”。⼴州、云南等地两汉时期墓葬出⼟的腰⿎形蚀花⾁红⽯髓珠可能来⾃东南亚。如是，与之形制完全雷同、时代相当、只是蚀花⽅式不⼀的⿊⽩相间的蚀花玛瑙也应当来⾃同⼀地区。江苏南京象⼭东晋王⽒家族墓地出⼟的⼿串，有⿊⽩相间的蚀花玛瑙珠，有学者认为其为舶来品。1959年长沙五⼀路东汉墓9号墓出⼟了38件蚀花玛瑙珠，与之同出的还有镂空的多⾯花⾦珠等⼤量⾦饰。这类⾦饰件最突出的特征是形制奇特，⽽且都是以掐丝和焊缀⾦珠⼯艺制成，从形制到⼯艺均⾮中国传统风格，应为输⼊品。多⾯⾦珠曾在巴基斯坦叉始逻和越南奥⾼出⼟，时间⼤致相当于东汉。所以，也可以说，同墓出⼟的蚀花玛瑙珠与多⾯⾦珠⼀样，应是从东南亚这⼀带传⼊进来的。⼀些学者根据国外的蚀花玛瑙珠出⼟情况，认为其原产地应为印度河流域，其他西亚如埃及、伊朗和中亚如阿富汗以及东南亚如泰国、缅甸、越南所发现的是印度河流域⽂明扩散的⼀个后果和表现。
1964长沙五⾥牌东汉墓9号墓出⼟的蚀花玛瑙管，长1.8厘⽶
经过国内外学者长期的研究，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已开通了丝绸之路与国外进⾏商贸往来。按照联合国教科⽂组织对“丝绸之路”的定义，中原与西⽅往来的通道有四条：北⽅（草原）通道、西北（沙漠）通道、西南（佛教）通道、南⽅（海上）通道。著名的北⽅丝绸之路主要指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和洛阳连接亚洲、⾮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脉，穿过河西⾛廊，通过⽟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尔⾼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最终抵达⾮洲和欧洲。
1974年零陵和尚岭跃进砖⽡⼚东汉墓11号墓出⼟蚀花玛瑙管，长2.9厘⽶
南⽅丝绸之路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旄⽜道南下⾄⼤理，东路从成都平原南⾏经五尺道⾄⼤理，两道在⼤理汇为⼀道继续西⾏，经保⼭、腾冲，抵达缅甸密⽀那，或从保⼭出瑞丽进抵缅甸⼋莫，跨⼊外域。南⽅丝绸之路国外段有西线和东线两条。西线即“蜀⾝毒（印度）道”，从成都平原出云南⾄缅甸，西⾏⾄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对外交通⼤动脉之⼀。南⽅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越南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番禺（今⼴州）的牂牁（今贵州境内）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
1964年长沙南郊晋墓出⼟蚀花玛瑙管，长2厘⽶
南⽅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较晚，在唐中期前，对外主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及经济重⼼转移
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
半个地球的⼈类历史活动和东西⽅⽂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但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就已有接触，⽽且遗迹实物出⼟也表明中外交流或更早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西合浦是汉代最为兴盛的港⼝，富商巨贾云集在这⾥，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遗存。在合浦镇附近东南的清⽔江⾄禁⼭⼀带的汉墓就有近万座。在近30年的清理发掘的1000多座汉墓中，出⼟了珍贵⽂物逾万件之多，其中有青铜器、⽟器、⾦银器、陶瓷器、漆器、古钱币、⾹料、玻璃器⽫，以及玻璃珠、玛瑙、⽔晶、琥珀等饰物和⼯艺品及西⽅风格的黄⾦饰物，⼏乎在合浦发掘的每座汉墓中都有外国的装饰品和器物。其中玛瑙、⽔晶等⼴义上的⽟⽯占了较⼤的⽐例，包括来⾃印度和中亚的红⾊玛瑙管和⽩⽔晶珠、紫⽔晶珠和缠丝玛瑙等多种材质和形制的珠⼦，它们反映了当时中国与西⽅频繁的贸易往来和⽟⽂化交流。以多棱⾯⽔晶珠为例，这种珠⼦在合浦有⼤量发现，在同时期的云南李家⼭滇国墓葬中同样也有出⼟，在南越王墓中也有出⼟记录，湖南汉墓也有发现。那么，这种⽔晶珠究竟是从海上来到合浦，再扩散⾄云南和其他地⽅，还是从陆上的南⽅丝绸之路进⼊云南，再贩往合浦，再输送到其他地⽅。也许两者都有可能。有学者更倾向于“南海道”，认为出⼟蚀花⽯珠的合浦和⼴州，均为汉时郡治所在（合浦郡、南海郡），⽯珠的来源就是原发掘报告中的结语“应为海外输⼊，⽽且还有可能就是印度南部的黄⽀国（今印度现代港⼝城市马德拉斯西南德康挈普拉姆）输⼊”。⼴州汉墓中出⼟的陶⽊船模型、蜻蜓眼玻璃珠、琥珀雕饰、胡⼈俑、熏炉以及苏门达腊·加⾥曼丹的古墓中出⼟的中国汉代陶俑都是充⾜的考古物证。
1958年长沙⾚岗冲唐墓14号墓出⼟蚀花玛瑙管，长2.8、直径1.2厘⽶
同理可推，根据对湖南周边与出⼟的蚀花玛瑙珠的⽐较研究，我们认为湖南出⼟的这类蚀花玛瑙珠是通过南⽅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于是陆路还是海路、抑或两者兼有⽬前均难以做出肯定回答，还有待于新的材料去证实。但我们可以⼤致推测⼀下陆路传⼊的路线：从印度——缅甸——云南——⼴西、⼴东——湖南。湖南境内出⼟的蚀花玛瑙也可以看到从南⾄北的传播途径：郴州、永州——⽾阳——衡阳——长沙——益阳。如果是从海路传⼊，那么就是从印度南部的港⼝向东航⾏⾄中国的合浦或⼴州，再向内陆传⼊。
1973年常德郭家铺公社西裕⼤队1号墓汉墓出⼟蚀花玛瑙管，长2.5厘⽶
⽏庸置疑，湖南出⼟的蚀花玛瑙珠是南⽅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外⽂化和早期⽟⽂化交流的物证，对于研究中外关系史、交通史、⼯艺史等都具有⼗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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