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唐宋时期的陶瓷人形壶
解读唐宋时期的陶瓷人形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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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人形壶是唐宋古瓷中的罕有造型，形象生动，堪称同时代壶具中的精品。对陶瓷人形壶的系统研究，仅见近年南开大学刘毅先生撰有专文。本文试对陶瓷人形壶在唐宋时期的兴起和演变加以归纳和梳理，并解读其内涵与民俗背景。
人形壶的缘起
人形壶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中已经出现，如青海省乐都柳湾墓地出土有一件马家窑文化贴塑裸人陶壶，高33.4厘米；甘肃玉门市火烧沟也出土有四坝文化(约公元前2000年)彩陶人形壶。这些人形装饰的彩陶带着先民们浓重的神灵崇拜和原始宗教意味。
这一造型在瓷器上出现则较晚，从考古资料可看出，初唐时期人形瓷壶开始盛行，五代、宋代都是其烧造的高峰期。
唐代胡人形陶瓷壶隐含的酒俗
在唐三彩中，有一类体量较小的胡人抱囊壶，在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皆有出土，在海外也有所收藏。这
种胡人抱囊壶以往多为单件出土。以洛阳博物馆馆藏两件为例，如1957年洛阳市吕庙出土的一件唐三彩抱囊壶(图1)，曾被定名为“女俑持荷叶造型灯座”，被认为是俑内盛油、在壶口位置另放灯盏的灯具。这种说法显然有误，笔者认为俑内盛酒的可能性大；另一件胡人抱囊小壶为1976年河南孟津周寨出土，模印制作的唐三彩胡童也抱着鹅雁形囊，它与盛唐时期常见的七子盘一同出土(图2)，可知其原始用途可能也与唐代酒俗有关。
唐代也有白瓷胡人抱囊壶，如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段伯阳墓出土的一件(图3)。高24厘米，口径5.3厘米，腹围33厘米。胎质坚硬，釉白中闪黄。造型为高鼻深目的西域男子，留八字须，面带微笑，身着圆领短袖衫，额头贴有圆片装饰，并有一周连珠装饰。双手带镯，斜抱一囊，囊底与身体连通，液体可由此注入。囊腹部装饰有宝相花纹饰。以往发表的资料介绍该壶出土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墓葬，经考证墓葬年代应推前6年。段伯阳并非普通官员，而是任职于宫廷的高级宦官。通过研读段伯阳墓志可知，段伯阳约出生于581年，应在隋代(581～618年)已担任宦官，入唐时段已年近四旬。从武德初年开始，他先后担任的宫廷宦官职务有内仆局丞、令，宫闱局令，太子典内，护军，内侍省内寺伯。他卒时已80岁，葬于龙朔元年(661年)，乾封二年为其妻高氏亡故和祔葬其夫的年代。其妻在段伯阳亡故6年后祔忖葬于他，鉴于墓主夫妇身份特殊，主要随葬品的时代下限应按其夫亡年计。该墓还出土有白釉胡人头像和应系宫廷用瓷的唐代白釉贴花高足钵，都是罕见的唐代白瓷珍品。
以上几种唐代陶瓷胡人抱囊壶都表现为胡人捧皮囊造型，有的皮囊作鹅雁形，胡人造型与同时期唐代玉
带镑上的造型一致，如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玉铸上的胡人形象(图4)。唐人小说中多有关于西域胡人的内容。李商隐之《杂纂》卷上“不相称”条还有“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肥大新妇”的描述。唐代还有刻制“酒胡子”木偶在酒席上佐酒助兴之俗，刻木为胡人形，置之盘中，左右欹侧如舞，久之乃倒，视共传筹所至或倒时所指向者饮酒，故又称劝酒胡。唐人卢注作有《酒胡子》诗，诗中有“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臲卼(niě wü，不——编者注)不自定，四座清宾注意看。”“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等诗句。在唐人眼中，波斯等胡人多有宝物且善饮酒，唐三彩和唐代白瓷中的胡人捧囊，当与劝酒或献宝题材有关。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可知，高足盘被唐人用于献饮；1976年河南孟津周寨出土的胡人抱囊壶陶塑与唐代酒具七子盘一同出土，与唐人劝酒用的“酒胡子”造型上应有某种关联，同样的胡人捧囊壶也可制为规格较大的实用器皿，段伯阳墓出土的胡人壶即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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