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饮酒》（结庐在人境）中的无我之境
【摘要】: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陶渊明诗人展现了自我远离世俗名利轨道的悠闲心态，为自我生命存在作出新的解释，同时再现了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即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全诗构造出物我两忘的美学境界。
【关键词】:隐士; 自然哲学; 和谐; 心远; 无我之境
《饮酒》第五首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有许多传世名篇，其中《饮酒》组诗二十首是创作于他归隐田园后的12年（即公元417年）。苏轼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1]这话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酒在诗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饮酒赋诗是隐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隐逸文学关涉诗酒更是隐士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诗人在《饮酒》“小序”中写道：“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从中可以看出酒给诗人带来的是腾云驾雾、的快感，同时也使诗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饮酒》中第五首的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是属于“无我之境”。何谓“无我之境”？“无我之境”是相对“有我之境”而言。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要写出“无我之境”的诗，“人惟于静中得之”，诗人心中的“静”来自何处呢？
陶渊明虽为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只是到了他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但他跟那些沉浮于俗世中的人们却没有什么来往，门前冷寂得很。这便有了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如何能做到这样？回答是“心远地自偏”。 “心远”是对社会生活轨道的脱离，必然导致与奔逐于这一轨道上的人的脱离。而陶渊明又何以能“心远”呢？
少时的陶渊明也心怀“大济苍生”之志，从其诗句“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固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 （《杂诗》之二）中，人们都能感受到诗人胸中燃烧着报效国家的火焰。但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身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芝麻小官，不仅济世的宏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陶渊明生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达十三年之久，诗人在看透了官场的污浊、黑暗后，他心甘情愿从官场中退出来，用自己的行动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加以否定，并给自己的生命存在到新的解释。于公元405年彻底地和官途决裂而回归田园。此后，诗人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投向田园，希望在平静的生活中度过自己的余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诗人认识到躬耕虽苦虽累，但自然景的优美、邻里乡亲的朴实、自食其力的畅快，都让诗人
感到满足。如诗句“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就写出了诗人和亲邻们谈笑欢聚的气氛；如《怀古田舍》诗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表达出诗人在田野风景和农事活动中的喜悦之情。可以说“坚持劳动、固守贫困的过程又是诗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2]。
由于陶渊明心向田园，心无旁骛，所以才能做到“心远”。此处的“心远”便是诗人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隔离与冷漠的态度，把“权力、地位、财富、荣誉”这些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都认为是“宾”，并发誓扔下这些“宾”位的东西，回到人的“真”性上，这就有了诗句说“心远地自偏”。原本深受道家哲学影响的陶渊明，在面对现实世界的种种龌龊、不平与丑恶时，选择了一条远离的道路：“心远”。从心理，精神上来抗诉车马喧嚣的现实世界，这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趋衡的主观心理活动。还应该看到，“心远”的背后，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的排斥，更包含着对个体存在的发现与张扬。
在中国的哲学体系之中，儒学偏向于从人际关系之中来确定人的价值，即从体之中来衡量个体的存在。与之相反的是，老庄哲学强调从繁复的人际关系之中摆脱出来，寻求个体的存在价值，反对人被社会异化是老庄哲学的核心，不受物役不再“丧已于物”：而在儒学之中，
强调的则是个体身心在社会存在中求得稳定。但往往是社会存在涵盖了个体而成为非稳定的个体，强调在“此岸”中达到兼溶天下和自我的实现。在老庄哲学中，取得个体身心自由的指向是精神存在。“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其他一般诗人之上。”[3]陶生活的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传统的儒道思想在经历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的洗礼，进入了儒道释的深化阶段。诗人身处其间，也深受这股思潮的冲击。“陶既熟谙老庄、孔子，又不限于重复儒家道家的思想；他既未违背魏晋时期的思想境界的主流，又不随波逐流；他有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思考，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4]陶渊明诗人汲取了各家思想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淳厚、睿智的人生哲学：“以本我为中心”、“以超然的精神追求淳真的本我”[5]。
因此，陶渊明与“车马喧”的社会“心远”也就是必然的了。陶渊明在此时的“心远”是一种心性独立，是使自己处于自我调谐之后的精神世界（彼岸）之中，从而在精神上隔绝了同社会体的联系，在心理上截断了同现实的纽带而处于自我谐和之后的精神境界。这种同社会的心理断裂，实质上是审美态度建立的开始。不再关注现实，不再为“车马喧”等耳目感官而繁忙，对“此岸”存在采取的是一种超越的情感和心理态度。而这种态度恰恰带有审美的特点。超越
于眼前的狭隘的功利得失，肯定个体的自由及价值，正是人对现实的审美感受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本质特征。截断了同现实的心理联系，随之而来的就是使自己的内心处于“虚静”的状态，审美态度的建立就有了基础。所以，这种主动同现实断裂联系的“心远”，是艺术化审美的必由之路，只有“忘世”而后“虚静”由外向开放走向内向封闭，才能谈审美化观照的建立，反过来，这种审美化观照态度的建立也促使个体不再为外界的喧闹而束缚，不为外物所役，而达到对社会的主动疏离和个体的身心自由，迈向审美化的人生观照，迈向更高层次的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
因此“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所居之处由此变得僻静，诗人的心情由此获得了平静。这才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诗人酒后在自己的庭院中随意地采摘菊花，偶然间抬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即陶之居所南面的庐山）相合，那一刻诗人进入一个纯然平和的、忘却人生的所有困扰的状态，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同时也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6]陶渊明诗
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既能让自己融入南山夕日之美景中，又能跳出思维固有的框架来描写。诗句“悠然见南山”按古汉语法则，既可解为“悠然地见到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亦可解为“见到悠然地南山”，所以这“悠然”不仅属于人，属于山，更是属于这个大自然，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高远。这山、这人、这菊无一不属于大自然，无一不是大自然中之物，所以此刻的诗人也物化了，这才有了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而这样的诗歌意境又向我们再现了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叫作“自然哲学”， 它一方面强调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
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直接面对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虚幻的、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名利中竞争、追逐不已，生命才充满了一得一失喜忧无常的焦虑与矛盾。因而，完美的生命，只能在归复自然中求得。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在诗里，就变成论文了；真正的诗，是要通过形象来表现的。所以诗人还是把哲理寄寓在人物活动和自然景观之中。诗中写到，自己在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无意中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这“悠然”既是诗人自我的清淡而闲适的状态，也是山的静穆而自在的情味，似乎在那一
瞬间，有一种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同时发出，融合成一支轻盈的乐曲。所见的南山，飘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岚气，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出不可名状的美，而成的鸟儿，正结伴向山中飞回。这就是自然的平静与完美，它不会像世俗中的人那样焦虑不安，那样拼命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诗人好像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了，生命在那一刻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诗人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论成分，认为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灭变化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7]由此可知，诗人在诗中给我们呈现的既是诗人眼前的“静穆而高远”的日暮写实的景象，却也同时是诗人心中于困境与背谬中寻得的理念和诗意上的完美的生命形态。
“本以言郊居闲适之趣，非以咏田园”[8]。陶渊明诗人在诗中并不仅仅在于客观的描摹采菊南山的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的情趣。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像，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使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意境。它潜移默化，使人感到亲切而又崇高。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中来。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
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诗歌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 “静穆而高远”的南山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忘我的美学境界，即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
参考文献
[1] 苏轼. 《与苏辙书》.
[2] 逯钦立, 著. 吴云整理的《汉魏六朝文学论集》[C]. 河北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4]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 詹福瑞, 主编. 陈洪, 著. 《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 河北大学出版社.
[6,7] 腾咸惠先生的《人间词话新注》.
[8] 张戒. 《发寒堂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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