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娃子”考释
一、“瓜娃子”的起源 “瓜娃子”是四川人的口头禅，其意为傻瓜。检点旧籍，成书于1930年的《蜀籁》已有“瓜娃子有瓜福”、“瓜娃子头上有青天”的记载。宋代周密《齐东野语》说：“方言俗语，皆有所据”。那么，“瓜娃子”又是怎样来的呢?
“瓜娃子”是由“瓜子”一词加上“娃”而产生的。清代孙点《历下志游》：“呼小儿日娃。”原注：“吴有馆娃宫，后官人美者皆日娃，盖爱惜之称也。”四川人称呼别人时也常常加上一个“娃”字，如男孩叫“男娃子”，女孩叫“女娃儿”；在叫自家孩子时，家里的长辈会取其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明称“某娃”。“娃”的称呼也由爱惜转而略带戏谑，如称小偷为“贼娃子”，称高大结实的人为“莽娃儿”等。
愚蠢呆笨不聪慧的人也被戏称为“瓜子”。民国胡朴安先生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十一记载：“甘州人谓……不慧子日瓜子”。“瓜子”一词在《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五回里又叫“乡瓜子”。“乡瓜”也作“香瓜”，《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凡乡人初次进城，不知事理不知人情，俗谓之香瓜。”
不管是“瓜子”还是“乡瓜”，都是以“瓜”为词根的。“瓜”在四川方言作为形容词，意为傻。(参见张一舟：《从(跻春台)的校点看方言古籍整理》)通常以为“瓜”是由“傻瓜”而来，何谓傻瓜?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语》中解释道：“愚人，傻人，则大家恒呼之为傻瓜。”、但在解释傻瓜一词的来源时，他却说“‘瓜’字来源未详。”其实，“瓜”表示傻，并非从“傻瓜”一词省文得来。“瓜”这一语源出于古代敦煌地区。
《宋书》记载：“瓜州，出大瓜故也，亦云出美瓜，因以为名。”瓜州即古代敦煌，《汉书?地理志》：“敦煌，古瓜州也”，敦煌因出产甜瓜，于是就把此地命名瓜州，也把此地种瓜的农民也叫做“瓜子”。种瓜人被叫做“瓜子”，这与“棒子”一词来源相同。清王葆心《虞初支志》引铁保《吉林穷棒子说》：“人，何以棒子称?吉林产参，土人称参为棒棰，称刨夫为棒子。”东北山区出产人参，当地人把人参叫着“棒棰”或“棒子”，而挖参人也被叫作“棒棰”和“棒子”。
除了以“瓜”代傻，四川方言中还有以“苕”代土的。土气、土头土脑在四川方言里叫“苕气”、“红苕气”、“苕眉苕眼”。在李劫人先生的《死水微澜》里，有这样的话：“顾天成虽是个粮户，但终于洗不脱周身的土气，也就是成都人所挖苦的红苕气。”四川先前一些城里人还把
农村姑娘叫做“红苕花”，把进城的乡下人叫“红苕娃儿”，把土气还未脱尽叫做“红苕屎还没拉完”。这当然是歧视语了，是毋须赘言的。
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市镇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一文提及其家乡贝亚恩当地的农民受到嘲讽：“乡下人(branasses或branes)，生长在小块土地上的禾本科植物(aubiscous)，山林中的人(bouscasses)，一种洋葱(escanoulhes)壁虱(laparous或lagas)，这就是萨波尔的农民(payanasde Soubole)的贬义绰号，他们是粗鲁的，笨拙的，沾满泥浆的，没有教养的，穿着古怪的。”(《单身者舞会》)可见无论中外，都有那么一些自视甚高的所谓城里人会以甜瓜、棒棰、红苕、洋葱一类农植物、禾本科植物来当做农民的代名词，以表示嘲讽和轻视。旧时一些人除以职业的对象指代从业者之外，还有拿从事该职业所使用的工具来指称从业者，以表示贬低的恶习。如《戒庵老人漫笔?今古方言大略》：世俗“诟骂农吐之称日牛”；又如成都的人力三轮车师傅常被喊作“三轮”，重庆街头的持棒子的临时搬运工被叫作“棒棒”等。
二 “瓜娃子”体现的文化心理
《吉林穷棒子说》载：“高丽称穷贱者为棒子，棒子而穷，故称之云尔。”穿梭于深山密林，
攀援于悬崖峭壁的挖参人者是经济贫乏、地位低贱的穷人，故而把穷贱的人也叫做“棒棰”或“棒子”。“瓜子”与之道理相同。“瓜子”一词最初并无褒贬之意。但是由于产业的分工不同，有的行业人员会歧视其他行业人员。农民的勤劳本分、踏实诚恳、老实厚道的品质被曲解为愚蠢呆笨，“劳动人民总是干着最为笨重的体力活，被看着是‘砸(zhang)笨’的。”(孙和平：《四川方言文化――民间符号与地方性知识》)“砸笨”也写作“奘棒”，《新场乡志?方言》：“奘棒：愚人。”(成都市大邑县新场乡志编写组：《新场乡志》手写本，1984年10月编写，藏于大邑县档案馆)此现象在扬雄的《方言》里早已体现出来：“僵，农夫之丑称也。南楚凡骂庸贱谓之田僮。”(钱绎：《方言笺疏》)同理，“瓜子”一词的蠢人、傻子之意，也是逐渐演变出来的。传统社会其实一直是瞧不起作为“卑贱者”之一的农民的。吴聪贤先生认为：“中国社会虽然重视农业而受它的影响很大，可是农民却一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中国的重农思想可以说是重视农业而没有重视农民。”(《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性格之蜕变》)长期以来，一些人在提到农民或和农民相关的事物时，多鄙夷轻贱之称，如“土包子”、“乡巴佬”、“黄泥巴脚杆”等等；过去一些四川人口头的“弯弯”、“弯脚杆”、“二哥”、“农二哥”、“栾二哥”、“工人老大哥，农民傻二哥”的说法，就是这种思想的残余。
旧时乡下人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纯生活，对都市里丰富多
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自然是陌生的。再者他们安土重迁，很难进城，见识不广；即使进城也如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上城一样什么也不懂，对什么都好奇――这在元人杜善夫的套数《庄家不识勾栏》、明人冯梦龙的山歌《乡下人弗识枷里人》以及清人曹雪芹的笔下早已有反映。(《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于戏谑中折射的是广大农民的辛酸与愤懑。)由此而形成讽刺乡下人见识短浅的俗语方言：“乡下人弗识某某”，如“乡下人弗识?头丑”(王有光：《吴下谚联》)、“乡下人弗识秀眼”、“乡下人弗识走马灯”(《清稗类钞?方言》)等等。这样的乡下人在一些城里人眼中就成了呆傻的人。“山民朴，市民玩，处也”(汉?荀悦：《申鉴?时事》)，归根结底，阶级的对立、城乡的差异乃是所谓城里人(实谓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有闲阶级)歧视乡下人的主要原因。
三 “瓜”的产生时代与传播分布
“瓜娃子”以“瓜”为词根，“瓜”表示傻的义项具体产生于何时，已难考证。但从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笔记》记载来看，至少在盛唐之前已经有此说法：
甘州人谓不慧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谓。后读唐书贺知章有子请名于上，上笑曰：“可名之曰孚”，知章久乃悟上谑之，以不慧故破“孚”字为“瓜子”也。则知瓜子之呼，自唐以 前已有之。
(转引自《辞海》“瓜子”条)
一个土一个于 检索新旧《唐书》，《贺知章传》里皆无对此事的记载。笔记中的“唐书”并非二十四史中的新旧《唐书》，而当为“唐代之书”――唐人郑綮的《开天传信记》：
贺知章秘书监，又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别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耶?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为爪子耶!”(《丛书集成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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