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推荐报告
文艺作品推荐报告
  由新文学的巨匠、著名出版家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份全国性文艺刊物。该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生活书店出版发行，于香港编辑，继迁上海、重庆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出至1942年11月七卷四期，被迫停刊。1943年11月至1944攀谈年3月又出版《文阵新辑》三辑。前后历时六年，共出版63期。
  上海书店曾于1983年将全套《文艺阵地》合编为三册，影印出版。时隔三十余载，原刊完整保存至今者较为罕见，文献价值珍贵，上海书店出版社现以1983年版影印本为底本，按16开精装，分装六册出版。新版《文艺阵地》每期封面、彩图均按原刊彩印，以存其原貌，并重新编制总目和篇名、著者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利用。
  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浙江余姚人。中共党员，现代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抗战时期，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52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本文为《文艺阵地》的主编者之一楼适夷先生撰写，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季刊（1981年
第3期），后作为上海书店1983年版《文艺阵地》代序言。楼公以时代亲历者的感受，用生动、恳切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茅公创办《文艺阵地》的整个历史过程和时代的曲折激荡，使我们身临其境那个家国板荡，烽火硝烟的民族至暗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生活书店的努力下，全国广大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们，无论是在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或者海外，他们都团结在《文艺阵地》这一抗战文化界的重要阵地上，使中国的新文化在战时延绵不绝，成为前线战士和后方民众重要的精神食粮；他们以笔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中国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鼓与呼。
  ▲茅盾（1896—1981）
  茅公，——从抗战时期以来，出于尊敬与亲切的感情，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茅盾同志。他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六十多年如一日，始终勤奋、认真、刻苦地把他的才智、学养、时间、精力，乃至健康和生命都献给了文学的事业，对党和人民立下巨大的功勋。他在文学上的劳作，遍及各个方面，从一九二一年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开始，便负起评论、介绍、研究、组织和培育队伍，以至创作的实践，写了大量在新文学、革命文学中处于高峰地位的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学史写上光辉的篇页。
  01
  在这里，我专谈茅公在抗日战争时期主编的《文艺阵地》。《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全国性文艺刊物之一。当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溃退，暂时立足于武汉，为其本身的生存，不得不装出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战的姿态。由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壮大，和前方战士的英勇作战，一时地使武汉形成了所谓抗战的中心。同时散处各方的文化队伍，在这一形势下，也集中到武汉来，使它似乎成为文化的中心。茅公于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携带全家从经过八一三战争炮火成为孤岛的上海，跋涉战争时期混乱艰难的道路, 到了湖南的长沙，暂时把家属寄寓在长沙的郊外，只身来到了表面正闹得热火朝天的武汉。当时我在党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工作，接到了他的电话，立即到汉口交通路的一家小小的旅馆里去看望他。我多么高兴，以为茅公也到武汉来工作了。他却非常平静地摇了摇头，告诉我，他不打算留在武汉，已决定在九龙安家，应生活书店的约请，编辑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刊物，刊物在广州印刷，因当时生活书店的总店已移到武汉，就在武汉作为向全国总发行的地点。这次到武汉来，已与总店订约，并为刊物的事，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他知道我是打算在武汉留到最后的，而且在报社工作，同各方面联系比较广泛。就委托我在武汉为刊物作组稿和联系的工作，我当然是欣然地接受了这个嘱托。那
就是《文艺阵地》的创始，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二月的初旬。他住了几天就回长沙去，按预定计划，迁居九龙，而且很快地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把刊物的第一期，独力地编辑出来了。当时香港印刷事业极为落后，而且在香港印行刊物，必须向港当局机关登记，不但需费很大的一笔押金，同时英国人的当局也决不会允许在他统治下出一个抗日的刊物。所以在九龙编好了稿子，必须送到广州去付印，而广州当时的印刷业，事实也不过比起香港算高明一点。如在第一期的《编后记》所说:“这本小小的刊物，在排校时费尽了心力，差不多每个印出来总算没有错误的字粒，都是编者奋斗的结果……”茅公就是这样地把这个抗战文艺的重要刊物，输送到全国各地，各个战区，前线和敌后的。
  ▲《文艺阵地》原刊封面，钱君匋先生设计
  在创刊号的《发刊辞》上，茅公提出：“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须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文艺阵地》是企图来适应这需要的。”这一主旨，至少茅公亲自编辑的时期，是首先实践了的。如创刊号第一篇周行的《一个紧急的动议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提出“文艺必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后起之秀的理论工作者，
后来不幸就在抗战期内逝世的李南桌，发表了《广现实主义》，指出助长当前文艺界贫乏状态的论调，以为只要“抗战就‘万事亨通'，所以大家都朝向正号的一面，把负号的一切都秘而不宣，好象说出来就会‘扰乱后方'似的。”他认为“错误的暴露（即暴露错误——引者）有时比正面的建设（即歌颂或表扬——引者）还要重要。”在这一期的作品栏里，就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口头叫喊着抗战，不做实际工作，只忙着开会训话，一心只想领导别人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而引起了广泛的瞩目与议论。
  ▲张天翼《华威先生》，载《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一期
  02
  茅公独力主持，亲自动手，从遥远的南国，把《文艺阵地》一期一期的输送出来。作为这刊物的在武汉的联系人，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及主观努力的不足，帮助茅公所做的工作是微乎其微的，有时几乎是等于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的成立，一时形成抗战文艺中心的地位，而《文艺阵》还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阵地，脚踏实地的送出好的作品与新的作家来，如《差半车麦秸》（第一卷第三期）写一个无知的受迫害的老实农民，怎样变成英勇的抗日战士，是在当时被认为优秀的新人新作。在理论上又强调提出大众化的问题，和“抗敌
协会”所提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遥相呼应。
  《文艺阵地》的编辑中心虽然僻处一隅，但和全国广大文艺队伍，还是息息相通的。当大多数文艺战士处于战时分散状态的时候，它和前线，后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均能取得广泛、密切的联系，及时发布战地的报告，以及在战争中岀现的新作。它用《文阵广播》这样一个栏目，总汇和传达分散各地的文艺活动，和作家们的生活与战斗的消息，在整个文艺队伍之间相互沟通声气。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