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
浅析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及影响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或曰结果。它发生在推行扩张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政府不断挑起中苏边界事端、中国内政与外交皆反苏联修正主义的历史背景下，是中方进行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战。这次边界自卫反击战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乃至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标签：中苏边界冲突；中苏关系；中美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两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中国由结盟走向分裂。两国关系恶化的典型表现或曰结果之一便是边界冲突。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史上发生的一起影响深远的事件。
一、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经过
（一）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苏联称达曼斯基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
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原为乌苏里江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受江水冲刷而于1915年形成，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根据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就是边界线，珍宝岛无可争议属于中国领土。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苏方也承认该岛属于中国。
20世纪60年代末，苏方不顾先前达成的协议，声称“达曼斯基岛”是苏联的领土，在珍宝岛地区频繁挑衅。“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1969年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用冲锋向中国巡逻队方向点射的严重挑衅事件。”[1]556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中方由忍让走向了反击，决定在珍宝岛以武力反击苏联。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爆发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均有伤亡，中方缴获了苏军的1辆T62型坦克。中苏边界争端达到了顶峰。
（二）珍宝岛事件余波——新疆铁列克提事件196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选择了中方交通不便、防守薄弱的苏中西段边界新疆方向实施军事报复行动。1969年8月13日，苏军300余人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向中国边防巡逻
队30多人发起突然袭击。中国边防战士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2]593。
二、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起因
中苏边界问题是中苏（俄）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同盟关系的友好气氛下，边界问题暂时被搁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逐步恶化，中苏边境的局势也趋于紧张。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发生正是中方因素与苏方因素交互作用致使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
（一）中方因素
导致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的中方因素主要包括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在内政方面，以“反修”、“防修”为主旨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国内造成了炽热的反苏氛围。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时，中国国内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以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为参照系展开的……”[3]434从1960年初到1965年底，中苏两党就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展开了公开论战。在这场中苏大论战中，巩固了他的
权力和威信，形成并进一步强化了大搞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思想。从1964年底到1966年春，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了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基层政权已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手里，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睡在我们身边”，因此必须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基于这种错误判断，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虽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但核心就是要在党内挖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中苏间的正常关系基本中断。
在外交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外奉行 “两个中间地带”政策，既反“美帝”、又反“苏修”。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坚持大党大国主义，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日益严峻。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开始崛起，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西欧、日本等国家的独立性也有所增强。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60年代初期，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4]119。由此，号召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
联合起来，打倒美帝、苏修和全世界反动派。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被概括为“两个拳头打人”，东反美帝，西反苏修。苏联被中国人视为除美国之外最危险的敌人。
（二）苏方因素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国力呈现积极发展势头，大党大国主义恶性膨胀，对外表现得更具侵略扩张性。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较大发展。政治上，苏联国内政局比较稳定；经济上，苏联经济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巩固，“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到1960年分别上升到58%和65%，1970年又提高到65%和80%以上”[5]206；军事上，苏联保持、发展了它在常规兵力和武器方面对美国的传统优势，并与美国基本形成了核均势。苏联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以增强的综合国力为支撑，苏联的扩张野心在20世纪60年代末急剧膨胀。1968年8月，苏联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公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特意炮制了“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一系列被称
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理论。对外推行扩张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重重军事压力，不断向中蒙、中苏边境增调重兵，不时在中苏边境进行挑衅。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据此条约，苏联迅速增加了驻蒙军队，在蒙古建立了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并将大批苏军推进到距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中蒙边境。同时，苏联还不断从西部调派军队来远东，部署到中苏边境地区。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苏边境地区的苏军总兵力从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增加到了40多个师[2]581。更有甚者，苏联仗势欺人，不断挑起边界纠纷。据中方资料，“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6]387。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边境纠纷不断，局势紧张，1969年珍宝岛事件正是在此氛围下酝酿、爆发的。
（三）中苏关系因素
在中方反苏斗争日益高涨、苏方势头越来越猛的情况下，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后，苏共立即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反苏倾向，对此，莫斯科一方面密切注意中国的动向，以便及时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对中国施加压力。
由于两国敌对情绪日趋上升，发生的冲突因此也越来越多。如1966年10月-11月，苏联驱逐中国留学生； 1967年1-2月，莫斯科红场事件及砸抢中国使馆事件、2月苏联公民回国在北京机场被侮辱、3月中苏双方互相驱逐外交人员、3至6月中国国际列车上携带的著作被苏联没收、8月苏联船只“斯维尔斯克号”在大连被扣等。每次冲突发生后，中苏双方皆各执一词，互相攻击，并采取报复性措施。在中苏两国关系因不断发生冲突而日趋恶化的时候，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又令中苏关系雪上加霜。中方认为，社会主义苏联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显然已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该事件也引发了中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和警惕，考虑到苏联在中苏边境制造的紧张局势，深切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巨大安全威胁。
三、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影响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起大国关系的调整，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对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得越来越严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针对苏联的战备高潮，中国从政治上、军事上进入了突击性临战状态。196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发文，宣布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此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组织下，全国掀起了众性的大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热潮。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加强边疆地区战备的命令，要求边疆军民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同一天，中央军委下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庆祝建国二十周年的口号中称，要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10月18日，林彪下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空军、海军和各军区，特别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都进行了紧急疏散。在中方看来，形势已危急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虽然事实证明，中国只是虚惊一场，但是，针对苏联的这场战备工作令中国付出了重大代价，“此后几年内，国家财政支出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军事项目，军队总员额上升至600万人以上并长期保持巨额支出，战备耗费之大是全国解放后空前的。”[7]20
为适应加强战备的要求，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军事化，且被纳入对苏备战的轨道。1964年底，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其主要内容是：新建项目以钢铁
工业、铁路和军事工业为主，根据靠山、分散和隐蔽的原则部署在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带，东部一、二线地区的重要工厂、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逐渐向三线搬迁。此后，1966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也确立了以战备为中心，以加强“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指导思想。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益成为中国的首要敌人和防范对象，“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针对的重点转向了苏联。经济建设的军事化、战备化阻碍了经济均衡、快速地发展，为后来的国民经济建设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也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标志中苏关系恶化到了极点。珍宝岛事件后，苏联继续向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派兵，“由1964年的70万人增加为114万人。其中，战略导弹基地33个，约10万人；陆军师64个，约80万人；空军飞机3 400余架，约12万人；海军舰艇800余艘，约12万人”[8]43。1969年6月，苏军在西伯利亚、后贝加尔、远东等4个军区的范围内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炫耀武力，传达战争信号。为迫使中国就范，苏联还对中国实施了核威胁。为征得美国方面的认可，8月18日，苏联向美方试探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8月
28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392-393。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直至80年代初期，苏联始终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中苏陷入长期军事对峙状态，中国安全环境恶化。由于此时中美关系出现松动的迹象，认定苏联是中国的首要敌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变对美苏两面作战为联合美国对抗苏联。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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