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新中国伦理学这六十年_访北京大学教授魏英敏
学者访谈
我看新中国伦理学这六十年
访北京大学教授魏英敏
本刊记者
受访学者简介：魏英敏，男，满族,1935年6月生，辽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道德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表性学术成果有: 伦理、道德问题再认识 (专著)、 伦理学简明教程 (合著)、 新伦理学教程 (主编)、 论共产主义道德基本原则及其层次性问题 (论文)、 传统伦理与家庭道德建设 (论文)等。
本刊记者：魏老师您好!去年是新中国建国60周年，为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各个领域都对这60年来的成绩、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您作为我国伦理学界的一位资深学者，是新中国伦理学成长、发展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从自己的亲历来为我们重现一下这段历史，谈一谈您的感受、领悟或期望。
魏英敏教授(以下简称魏)：是的，新中国成立时我只有14岁，而今年已76岁，的确是与共和国同患难共生长的。我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工作,1970年调入北京大学，至今民已近四十年，一
196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直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新中国建立、发展的60年也是我从一个青年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又亲身经历中国伦理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发展的60年。如今，新中国的伦理学，如同经济、社会建设一般朝气蓬勃，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抚今追昔，特别地感慨，也特别地欣慰。
本刊记者：回顾这60年，您觉得现在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国伦理学事业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取得了哪些进展?
魏：新中国伦理学这60年，既有成绩，也有教训和不足。我们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培养了人才，建立了队伍。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他们是中国伦理学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第二，编著、撰写了一批又一批伦理学教科书、学术专著和伦理学工具书；创办了三个伦理学刊物，即 道德与文明 、 伦理学研究 、 新德育 (内部刊物)；翻译并出版了大量外国伦理学著作。第三，拓宽了伦理学的研究领域，除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之外，开展了对分析伦理学与描述伦理学的研究。第四，增进了本学科领域的国际交流。我们与欧美、日韩、东南亚，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还有各种访学或博士生联合培养的项目。
能够取得今日的成就，甚至能够达到今天这样对伦理学这个学科有个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并非一帆风顺。
本刊记者：那您能不能为我们更详细地讲一讲这个问题?
魏：好的。我们可以把这60年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
前30年的前半期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时期。为人民服务、团结友爱、互助合作、 五爱 道德(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深入人心。集体主义成为共产主义道德最核心的原则。共产主义道德贯穿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支柱。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
新，人们的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生机勃勃。1957年整风反右派斗争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阶级斗争的力度加大了。经过1958年、1959年反右派和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大话、假话、空话盛行起来，共产主义道德受到损害。这个时期后半期是 文化大革命 时期，就是所谓十年动乱时期，又是破四旧(即旧思想、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揪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整个国家混乱不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全面停顿。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国传统伦理遭到全面破坏，社会风气大大倒退。
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道德理论研究和教育活动，不是伦理学范畴内的事，而是隶属于政治教育范畴。如果说它是伦理学，也只能是政治伦理学、阶级斗争的伦理学；伦理学研究不是绝对没有，而是零零散散、微不足道的。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科学伦理学还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如新中国伦理学奠基人之一的李奇同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 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 、 动机与效果 、 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
等重要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当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原冰同志也写了一些有关伦理学的文章，但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并没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当时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了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少奇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这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写成的，解放后再版了好几次。 红教授 、北大副校长、哲学系主任冯定的 共产主义人生观 也颇有影响。这两本书和其他一些著作可以说是当时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哺育了几代人，鼓舞了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从伦理学与共产主义道德理论研究的视角看，把伦理道德完全纳入政治范畴，虽有客观原因，但却似乎不够妥当，因为这势必导致伦理学沦为政治的工具，丧失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更为严重的是，把政治与伦理等同起来，把政治批判与学术批判混为一谈，学术问题成为政治问题：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学术问题也一律上纲上线。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变成了 两花齐放 ，而且是一花盛开压倒另一花, 两家争鸣 最后干脆变成了 一家独鸣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本来道德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理想性，可是当时的理论家们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却把理想当成现实，以共产党人的道德作为标准要求人民大众。高起点、高标准否定了人们认识程度、接受程度的差别，否定了底线伦理的存在。在全社会推行共产主义道德势必让人感到高不可攀，其不良影响直至今天也还存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 四人帮 的倒台和十年动乱的结束，随着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路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和开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论，时代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才被转变过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开始获得新生。
本刊记者：也就是说，不管是由于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还是由于伦理学本来就处于起步阶段，总之，前30年我们的伦理学事业还没有步入正轨，或者仅限于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完全被扭曲或打断。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呢?
魏：改革开放时期的伦理学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体系和理论研究开始起步和迅速发展的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是伦理学研究的思想、观点、方法、领域迅速分化和丰富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恢复伦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砍掉了。约在1959年，中宣部的有关领导于光远、周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到北京大学的周辅成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腾霄教务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奇同志，在北海、颐和园多次开会，商议如何恢复伦理学。此后张腾霄委托罗国杰筹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学研究机构。于是1960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从1956年入学的本科生中抽调罗国杰、姜法曾、郑文林、李光耀，再加上外系分配来的许启贤，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罗国杰被任命
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以周辅成先生为首，组建了三人伦理学教研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奇同志也成立了一个伦理学研究小组。中国人民大学编写了一份伦理学铅印教材,
2010年第3期
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编写了西方伦理学教学大纲。李奇同志1961年11月14日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题为 建议开展伦理学的研究工作 的文章。1963年，李奇同志招收了两名伦理学硕士研究生，这就是刘启林和施毓彬。几乎同时，周辅成先生在西方哲学专业下招收了一名伦理学硕士研究生，就是今天中山大学的章海山教授。这批人于1966年毕业。可以说，刘启林、施毓彬、章海山三人就是新中国第一批伦理学硕士研究生。
1980年夏在无锡召开了中国伦理学会成立大会。中国伦理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会上选举冯定为名誉会长，李奇为会长，张岱年、周辅成、周原冰、罗国杰为副会长，刘启林为秘书长，魏英敏、许启贤、包连宗、甘葆露为副秘书长。中国伦理学会的成立及其召开的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对推动我国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中国伦理学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建设及伦理学原理研究方面成绩卓著。首先是罗国杰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本伦理学教科书。这本书(后来还有1985年出版的 伦理学教程 和1989年出版 伦理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全面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对伦理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和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整个80年代，学者们撰写的伦理学教科书与专著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当然也有例外，如北京大学编写的教科书 伦理学简明教程 。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受苏联伦理学教科书影响较多，对集体主义的表述也有不当之处。其次，伦理学在80年代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迅速地发展起来，伦理学学科体系逐步健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伦理学原理、中西伦理学比较及中西伦理学史不但开了课，还编撰了大量教科书和学术专著，成绩斐然。80年代中后期，伦理学原理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正如河海大学的余达淮、周晓桂在 新中国六十年来伦理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基本问题论争 一文中所说: 这阶段伦理学界不约而同地开始考虑中国伦理学的大学科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了伦理学原理、中外伦理思想史学科研究方向。有些学者在伦理学原理体系上孜孜求索，不断创新，表现出敢于向权威理论体系挑战，敢于超越自我的优秀品质和高贵精神。这都使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基本理论日趋精进而富有时代气息。伦理学分支学科日渐独立而迅速发展。
这种讨论比起那些只停留在对某种陈旧理论的过分赞扬上的评论实事求是得多，也有意义得多。在伦理学繁荣发展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哲学界、伦理学界发生过几次重要的学术争鸣。如80年代初的 潘
晓来信 引发了人生观和人性问题的讨论;80年代中期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关系的争论;80年代末关于道德的本质是主体性还是规范性的讨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关系的讨论，等等。这些争鸣打破了教条主义对人们精神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启发了人们的伦理智慧。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有新旧伦理思想的斗争，也有学术独断与学术民主的斗争。当时的一批青年学者如今都已是年富力强的大学教授。他们不满意当时主流伦理学教科书的理论与观点，走上独立自主的思考、研究之路。他们除了著书、写文章外，还举办研讨班、学术交流会，大胆提出自己的伦理主张，道德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尽管他们的见解也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也确实有值得重视的观点和思想，然而在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很难被理解。实际上，他们对新中国伦理学科的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有贡献的。就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而言，他们的贡献在于为集体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即从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上理解和解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再者，他们当时提出了人道主义、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价值，这些普世价值应当成为我们的道德原则。可是当时主流教科书里并没有这些内容。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作出的贡献是不应被否定的。
这些都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所取得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许多事件恐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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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您为我们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伦理学发生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事件，十分感谢你通过讲述自己的亲历为我们提供的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刚才您还谈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获得新生，您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魏：后30年，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伦理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在对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上实现了正本清源，打破了 左 倾教条主义、绝对主义、独断主义的枷锁，还原了关于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科学论断的本来面目。说过: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 新民主主义论 )还讲过: 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些观点很长时间一直被扭曲。我这里仅以所谓平行继承法为例。这个观点认为剥削阶级继承剥削阶级的、劳动人民继承劳动人民的道德遗产，彼此绝对对立。事实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道德也可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且有许多共同的道德范畴。他们的利益根本上是对立的，但也存在共同的利益，还有某些共同的风俗和习惯，故此道德的普适性是存在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使我们在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问题上走上了正途。这是近三十年来伦理学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从今天中国伦理学界的现状看，是 先天不足 , 后天亏损 。所谓 先天不足 是指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应付教学的需要匆忙上阵，多半照搬苏联伦理学教科书，或照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科书，没有时间深入思考马克思伦理思想究竟是什么，更不要说构建一个科学的体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伦理思想，但他们生前没有写出一本专业性的伦理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倒是考茨基在1905年写出了一本 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 ，但那本书历史回顾占据了五分之四的内容，论证只有五分之一，显然对于人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是很不够的。所谓 后天亏损 是指在还没有把伦理学原理吃透的情况下，许多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奔向应用伦理学，无暇顾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研究。在当前伦理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挑战，需要有志者认真阅读马恩著作，下苦功夫进行耙梳、整理、分析、整合的工作。这个任务是艰巨的，然而创造系统的、具有新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是势在必行的。
另外，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渐入正轨相联系，还必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规范体系，这就是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公平正义、诚实守信五大原则，以及以下六大规范：即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再加上爱护生存环境。这个规范体系来之不易，是全体伦理学界同仁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奋斗得来的。也是经1986年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96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以及2001年
关于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的中央文件，再到中共十七大一再肯定、逐步明朗和系统化了的。对集体主义原则形成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理解是这个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成绩。以往的30年中，对集体主义的表述很长时间都有严重的偏差，即阐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时，要求 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 。这种表述偏离了唯物史观，否定了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这种错误观点逐渐被抛弃。不仅如此，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还超越了仅仅强调集体主义原则的状况，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的体系，这是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本刊记者：除了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值得一提呢?
魏：实际上，我刚才谈到的这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后30年我们的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前两个方面。
后30年伦理学研究重大成果之三，就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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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科书、学术专著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除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之外，还有其他立场和观点的伦理学研究，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出版了许多新的研究著作，代表性的如万俊人的 伦理学新论 、高兆明的 伦理学理论与方法 、江畅的 理论伦理学 、王海明的三卷本 新伦理学 、程炼的 伦理学导论 、谭忠诚和陈少峰的 伦理学研究 、我本人的 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 ，等等，这些著作中不乏新的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甚至新的伦理学体系。
成果之四是应用伦理学的蓬勃发展。各种行业、职业伦理都得到探索，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如秦红岭的 建筑的伦理意蕴 打破了建筑工程学与伦理学的界限，使两个领域融会起来。
我还想提一提为新中国伦理学的奠基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作出特别贡献的五位教授，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冯定、张岱年、周辅成，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原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奇研究员。他们很早就开始从事伦理学(主要是共产主义道德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并且完成了学术著作。如1964年出版的周原冰的 道德问题论集 ，收录了他在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对道德哲学研究的成果。又如张岱年1958年出版了 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李奇在60年代就写了一些有关于道德的起源、继承性与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变革等文章，后来收入 道德科学初学集 中，并在1979年出版。李奇1984年的 道德与社会生活 、1989年的 道德学说 、周原冰1986年的
共产主义道德通论 ，以及冯定、张岱年、周辅成的著作也都在伦理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国杰、许启贤我们这些后辈学人正是通过学习他们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的研究工作曾不得不一度中止，学术影响也随之湮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的著作才陆续出版。这五位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和伦理学科建设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本刊记者：回顾以往是为了展望未来，是为了明晰我们今后发展的方向。在这次专访即将结束之际，您能不能再为这60年的得失以及我们将来努力的方向做一个总结?
魏：回顾新中国伦理学发展的60年，我们既要看到了成绩，也应看到问题。看问题可以吸取教训，讲成绩可以为我们带来前进的动力。
新中国伦理学60年发展的根本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持久地同教条主义、独断主义、绝对主义作斗争。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是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本身的体系究竟是什么。二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进一步阐释与论证。现在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揭示出道德原则间的等级序列，虽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尚未产生出共识，而这是解决道德冲突不可或缺的一环。三是完善伦理学教科书。我们的伦理学教科书体系往往政治化味道太浓、守旧多于创新、教条习气严重。还有的教科书个性化太强，平实理论玄妙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人看不清，读不懂，缺乏普适性。我们现在需要一本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西、马相结合，又具有中国特的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新伦理学教科书。这三个方面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伦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段素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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