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国为何从反美转向反苏
1960年代中国为何从反美转向反苏
      1959年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等进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得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边界问题已经提到了中苏关系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1962年4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从此不复存在。是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话,就中印边界冲突攻击中国说:苏联完全不认为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针对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指责中国为什么没有兴趣收回澳门和香港,而与印度纠缠。为了回击苏联,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7篇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其中3月8日的社论公开提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
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按其内容承认、废除、修改或重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
  此后,边界问题便正式提到中苏两国的外交谈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举行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要求苏联肯定俄国沙皇政府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苏方拒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双方立场对立,谈判未获结果。
  7月10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100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重大反响。9月10日又对法国客人解释此事,说明这并不是一定要苏联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中国,而只是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关于这样的问题还多呢。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两个月后,苏联对此作出了反应。赫鲁晓夫在9月15日与日本议员的谈话中强调:“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
  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各自利用同外宾谈话的机会,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争取在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放空炮”的同时,开始向中苏边界地区增兵。1966年1月,苏蒙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由此将武力威胁推进到了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这样就使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的军事威胁。
196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事端,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上世纪6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上世纪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力量分配上,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
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与安娜·路易斯等人的谈话,《外交文选》)。
  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就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就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针对有人提出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
  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
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
  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抗苏,从而对中国作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
  自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据《回首“”》
  张化 苏采青/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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