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1960的现代化
中国,走向1960的现代化
作者：郎 朗 宁宵宵
来源：《世界博览·中国卷》2010年第03期
        2020年中国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1 960196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年的平均水平。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我们渴望的吗?现代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吗?
       
        现代化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曾经，“现代化”显得那么神奇，那么遥远。
        1月30日，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第十部《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宣布：现代化并不遥远，再过10年，中国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现代化也并不神奇，所谓现代化国家是有10条可量化的标准可循的，包括4个经济指标，4个社会指标，以及2个知识指标。
        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何传启称，在2∞6年，中国就已有6项指标合格，不合格的分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农业劳动力比例、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和城市人口比例。按照1990～200
5年或1980～2005年中国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测算，到2020年中国有望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现代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丰富多彩。根据各种量化计算，国人憧憬了许久的现代化相当于工业化国家在1960年的平均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000美元以上(由于通货膨胀，1960年的3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800美元左右)，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5％，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占70％以上，受过文化基础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占80％以上，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1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平均每个医生服务的病人人次在100以下，平均预期寿命70岁，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上。
        《世界博览》走访了几位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朋友，并分享了他们对上世纪60年代的记忆。这些外国朋友分别来自美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由于生活的环境和所处年龄阶段的不同，这几位朋友对于60年代的记忆也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表述提取出属于现代化的几个关键词，希望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9的数字化全景扫描之外，为读者提供一些关于现代化国家的具象而感性的认识。
       
        繁荣　进步　开放
       
        “那年代工作根本不成问题，我还没听过有哪个年轻人不到工作的。要到80年代，我才开始听说‘失业’这个词，” 来自荷兰艾恩德霍芬市的布鲁克林太太这样形容她所经历的60年代。
        也许你没听过艾恩德霍芬市，但你一定不会不知道飞利浦公司。这家著名的跨国公司正是来自艾恩德霍芬，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为这个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那年代并不是很多人去上大学，除非你要做医生或律师，一般的工作高中毕业生就能胜任。好像工作永远在那等着你，如果你上午从一家公司辞职出来，几乎是当天下午你就能到另一份工作，”布鲁克林太太说。
        来自产业工人家庭的她在60年代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那时候工人的日子很舒服，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八小时，工资足够养活一大家子。工会已经很强大了，为工人争取到很
多福利，生活的压力并不大。” 但是，很多工人却愿意在工作之余到第二份工作。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商品的丰富，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消费冲动。“那时候有很多新鲜东西，为了买这些东西很多人愿意再打一份工，”布鲁克林太太说。
        飞利浦公司不但为这个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给了当地居民使用国货的自豪。“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舶来货了，但没人愿意买进口商品，因为荷兰产品的耐用性是别的国家的产品不能比的。进口的东西都是一些廉价的劣质产品，比如日本产品都不受欢迎，”布鲁克林太太不无骄傲地说。
        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同样享受着经济的繁荣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1961年，四十几岁的比尔已经完成了硕士学位并有了几年的英文教师经验，他与两个朋友放弃了在佛罗里达州的教师工作，来到美国航天局在克纳瑞岛的基地为航天局子弟开办学校。在整个60年代，比尔的大部分时间远离美国本土，只有假期才偶尔回到本土探亲访友。
        “每次回来都可以感到一些变化。1961年的时候，像杰克森(佛罗里达州北部的城市)这
样的地方高楼很少，除了几条主要道路，大部分是土路没有铺过沥青。我1968年结束NASA的工作回来时，每条公路都是沥青路面了，“将近90岁的比尔回忆道，“1961年的时候电视并不普遍，我和我的同屋有一个，小得像鸽子笼似的。我们几乎不打开，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节目。可是当我们1968年回来的时候，电视已经成了大部分家庭的重要娱乐。”
        而最让这位做了一辈子教师的老人高兴的是，大学教育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我上学的年代，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顶多也就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如果有好几个孩子，往往只有最大的孩子能上大学。可是60年代，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送孩子去大学了。这是个好变化，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尽管60年代有这样那样的不好，我还是要说那是个进步的时代。”
        除了物质享受的丰富和社会福利的进步，社会风气也在逐步变化。在采访中比尔多次用到一个词——正常。在他看来，二战以后美国社会过了一段很正常的日子，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娱乐，而60年代是一个偏离“正常”的年代：人们的着装风格在变化。大学学生不再拘泥于西服领带的传统，很多嬉皮士出现在街头；年轻人喜欢跳舞，但他们早就摒弃了比尔熟悉的彬彬有礼的交际舞，而改跳狂热的迪斯科；一种很难被他理解的叫做摇滚的音乐风靡开来。
        60年代正值青春年少的布鲁克林太太把这种对“正常”的偏离称作“解放”。她向记者形容道，灰的50年代过去了，60年代的服装丰富多彩，街上什么着装风格都有。音乐把人们分成两：听传统经典的人和听甲壳虫乐队的人。音乐越活泼，服装越多样；服装的多姿多彩又呼应着音乐的丰富多样。60年代是属于年轻人的美好时光。
       
        舒适　愉快　狂欢
       
        “现代化对于我来说首先是提供了舒适，”比尔说，“那个时候私家车已经相当普遍了，但是交通拥堵还没出现。佛罗里达的气候很好，每个周末，我们几个朋友就会开着车去海边玩。舒适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概念，还有精神上的。那个年代我没有多少生活压力，我可以享受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一门心思都在赚钱上了。”
        来自夏威夷的詹姆士·杨用“平静”一词来形容他经历的60年代：“当时我在上大学，那时候学生运动是很多的，但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整天扎在实验室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过得挺平静，因为上学我还争取到了豁免入伍服役的福利。”
        在詹姆士的回忆里，尽管外界政治风云变幻，家庭价值在60年代并没有被摧毁，至少于他而言家庭生活还是十分幸福平静。“我每个假期都会从美国本土飞回夏威夷看爸爸妈妈。那时候生活很舒适，洗衣机、冰箱、收音机、电视，基本的家用电器都有了。特别是电视，那时候的电视节目都是设计出来给全家人一起看的，你能看到简单的价值观，新闻要说事实，电视节目要宣扬善良、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没有谎言、情、暴力。”
        这种愉快的气氛同样弥漫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荷兰。据布鲁克林太太回忆，家庭、社区依旧是重要的社会单位：“每个周六都是一个家庭聚会，上班、上学的都回来，大家一起围着电视，其实也没什么电视节目可看。邻居们很和善，互相都认识，吃过晚饭后，大家常常站在街上聊天。年轻人有很多社交的方式，比如去舞蹈学校。那个时候在荷兰，年轻人还不大去迪斯科之类的地方，少男少女们都是在舞蹈学校认识并交往的。”
        对于布鲁克林太太来说，60年代的愉悦与舒适里最大的狂欢是甲壳虫乐队的到来：“那是我印象里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甲壳虫乐队到了荷兰，所有人都疯狂了。无论他们走到哪都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人们歇斯底里地叫着乐队的名字。说实在的，在那之前年
轻的我还不知道，人可以疯狂到这个地步。”
        而对于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罗斯先生来说，60年代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狂欢。
        凯罗斯生长在一户墨西哥移民家庭，他的祖辈为了逃避墨西哥的内乱来到美国。信奉天主教的父母辛勤工作，希望年轻的凯罗斯像他的爷爷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以便使这个家庭重新回到中产阶级行列。然而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他，受英文成绩的限制，并没能够顺利进入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程系。
        “我原本是很中规中矩的，一边在UCLA的信件收发处工作，一边在社区学校学习。但那个年代诱惑很多。很快我就喜欢上了赛马，我开始梦想做个赛马手。我花了很多时间和钱去学骑马，我也，开始的时候赢，后来就开始输钱。大学没心思考了，信件收发室看我无心工作也不再和我续约了。” 凯罗斯讲述着他在60年代美好而荒唐的生活，“不过有什么关系呢?那年代到处是工作。”
        凯罗斯很快就到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洛杉矶机场地勤的工作，他的兴趣也就从赛马转移到了旅行。当时航空公司的员工福利很好，工作人员花十几块钱就能飞一趟欧洲。凯罗斯开始周游世界，尝遍了各国的美酒，交遍了各国的女朋友。
        “我认识的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每个餐厅都有音乐播放机，放几个银币就可以听歌，我们随着音乐跳舞，甚至站在桌子上跳。我们总是喝醉，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姑娘的床上醒来，”说到年轻时的疯狂，凯罗斯干笑了两声。
        那个人人都有工作的年代，美国青年的人生中最大的威胁是服兵役。
        “我故意在高中多呆了一年，因为那时候正在打朝鲜战争。我害怕被征召入伍，只要我上学就可以豁免。我爱我的国家，可是谁能说自己不怕死呢?”凯罗斯解释道，“我实在是够幸运的，在韩战结束那年入伍，在越战刚开始就服役期满了。军队要给我提干，我放弃了，那样我就还要在军队呆三年，那就必然要去越南了。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把尸体丢在了朝鲜或者越南吗?”
        在战争与死亡的恐惧中，谁又能怪罪这些年轻人的及时行乐呢?
       
        反思　矛盾　反抗
       
        翠尼先生生活在意大利的乡村。与北美和西欧相比，意大利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汽车刚刚走人家庭，大部分人还在依靠公共交通。电视这项在北美和西欧很普遍的家庭娱乐还没有在意大利的乡村普及，大部分人获取信息和娱乐是依靠收音机。翠尼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裁缝，在自给自足的乡村，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成为村里唯一几家拥有洗衣机的家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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