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
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
隐：中国环境史》
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
提要这是一篇对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的评述，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理论基础和本书的分析框架，认为它是经济史、科技文化史和环境史的有机结合。第二部分分析它的史料和方法论特点．史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诗歌、传教士回忆录和多种语言研究成果的吸收．在方法论上主要使用了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三个需要深入研究
提要这是一篇对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的评述，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分析了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理论基础和本书的分析框架，认为它是经济史、科技文化史和环境史的有机结合。第二部分分析它的史料和方法论特点．史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诗歌、传教士回忆录和多种语言研究成果的吸收．在方法论上主要使用了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三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分别是人口增长与环境破坏的关系，介于文人环境意识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农学知识，以及双向比较方法的应用等问题。总之，《象之退隐》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它是一部谁也绕不开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关键词中国环境史高度平衡陷阱理论环境
感知
伊懋可教授的《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于2004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①，这是所有关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人期待已久的喜事。伊懋可教授纵横国际中国研究学界30余年，享有崇高的声望。早年即以提出分析在帝制时期非常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己转向现代
工业社会的“高度平衡陷阱”②理论而驰名中外，转向中国环境史研究后编撰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③。这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却从世界和亚洲的视野基本界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定义、范
围和方法，为促进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国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国际通用的范式和启示。从那时起，研究环境史和关心中国环境变迁的学者们和观察家们都翘首期盼能有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的著作问世，《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终于让大家梦想成真。这是一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谁也绕不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④。————————①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YaleUniversity Press,2004, 592pp ② 参看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③ 此书分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在世界发行，两个版本的内容稍有不同。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Mark Elvin，Liu Ts’ui—Jung，Sediments of Time：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Ne Yor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8．
④ 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不管是中国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还是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其主要成果都是专题或地域性研究，尚缺乏通史性的宏大叙事著作。一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环境史是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所以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断定：“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伊懋可也不例外。他在《象之退隐》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环境史概念，即环境史“主要研究人和生物、化学以及地质这三个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互为支持和威胁．具体而言，有气候、岩石、矿物、土壤、水、树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差不多所有事物的基础——微生物。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互为不可缺少的朋友，也互为致命的敌人。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还有信仰、感知、知识和主张都一直与自然界在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体系有自己的动力，但如果不涉及环境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这个定义显然比他在《积渐所止》的导论中给出的要复杂具体得多。在那本论文集中，
他认为“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③。尽管这后一个定义比前者要简明，但并不是没有价值，二者可以互为补充来看。仔细研读可以发现，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包含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里既涉及单个的人、广义的人类，也包括由人组成的社会。这里的环境也可
分为三个系统，依次为生物系统、化学系统和地质系统，粗略地可以理解为有机界、无机界和非社会时间的地质界。第二，人只是环境中的一部分，环境内各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时是友好的、支持性的，有时是致命的、破坏性的，另外还是动态的、一直变化的。第三，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与环境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不研究这一部分，就不能写出完整的历史．反过来，如果研究了这一部分。写出来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这种纯粹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第四，结合伊懋可在其它地方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要从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视角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为什么、如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④。换句话说，他要利用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写出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历史。从以上解读可以看出，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是注重环境整体性和有机性的新思维。但是众所周知，伊懋可在转向环境史研究之前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科技文化史学家，那么是什么促使他提出这样的环境史概念呢7或者说他的环境史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伊懋可很早就对环境感兴趣．他小时侯的邻居、曾是“土壤学会”会员的凯伊就教会他做积肥堆，让他了解了保持土壤肥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氮循环。他197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1页。③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1页。④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5页。受到当时环境主义运动的影响并认真阅读了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激发了他重新思考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热情．但是作为一个卓有成
就的经济史学家和科技文化史学家，他不可能完全转向生态学。从经济学转向生态学和哲学并经常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的奥尔多·利奥波
德的思想就顺理成章地影响了伊懋可的环境史探索，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表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环境价值观．利奥波德认为，“直到机械化为我们提供了美味的早餐而科学又为我们揭示了它的来源和如何生长的故事之前，野生的东西几乎与人类的价值无关。全部的冲突由此而凝聚成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少数人看到了在进步中出现的回报递减律；而我们的反对派却没有看到”①。从这段话隐约可以看出伊懋可“高度平衡陷阱”理论与生态学原理的结合。
为了准确揭示他的理论与利奥波德思想的渊源，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利奧波德的思想发展过程。利奥波德从耶鲁大学林学院毕业后，就担任了联邦林业局的林务官，而这时主导美国林业政策的正是功利性保护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吉福德·平肖．毫无疑问，这时的利奥波德也对功利性保护主义深信不疑。在1933年出版的《猎物管理》一书中，
他认为自然就是“资源”，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适应社会的需求，自然就应该被重新组合和管理。而在管理之前，要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并发现适当的技术，通过实施科学的农艺方法使地球更加多产。这是典型的从经济学看自然的进步主义环境思想②。但是在功利性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另一种超功利的保护思想也在发展．鉴于不适当的技术和过度的管理在某些时候不但没有提高效率反而造成了生态
灾难，生态学家逐渐认识到，生态系统中各因素不光具有经济价值，还有美学和伦理的价值。1935年的德国之行也使他在客观上看到密
集的人工化森林管理的坏处，不久他就参与创建了旨在保护“荒野不受侵犯，并激发一种对它在情感上、知识上和科学上的多种价值的认识”的“荒野协会”并写出了名文“土地伦理。许多人把“土地伦理”看成是他从经济学完全转向生态学和哲学的标志，但我认为由于意外的去世和转变的不彻底性，把土地伦理看成是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学、生态学和哲学思想的综合体可能更客观。土地伦理就是土地共同体中的每令成员都有自己继续存在的权利。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他变成了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含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③。但是
共同体中的各成员并非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它们按食物链组成了生物区系金字塔。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活动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尽管他从生态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提出了一种生物中心论的、与占主导地位的对待土地利用的经济学态度有所不同的公有伦理，但必须承认他从未完全脱离对自然的经济学观点。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土地伦理仅仅是一种比较开明的长远考虑，一种稳定的无限制的物质财富扩张的手段④。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伊懋可的环境思想与利奥波德思想的关系了，伊懋可的主要改变是把利奥波德道德判断中的对与错改成了更具震撼力的生与死。—————————① 奧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本文在引用时对照英文原书对译文做了
适当修改。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Ne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 949，P．vii．②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0—321页。③ 奧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第194页。④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334、340页。在界定了概念和厘清理论基础之后，让我们来梳理《象
1960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之退隐》的分析框架。伊懋可从曾经广布中国的大象现在只能在动物园和中缅边界的保护区发现这一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人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是以那样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要进一步探索的话，就要问这种方式在什么范围内是独特的?  为什么大象会从东北向南方和西南方持续退隐?不可否认，气候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象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在气候回暖、大象重返长江与淮河流域之间时，大象的数量并未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人象之间的长期战争才是造成象之退隐的主要原因，因为象在时空上的退隐几乎与汉人定居范围扩大和农业生产集约化同步。人象大战有三种方式：第一是为了扩大农田面积而清理大象生存的森林环境；第二是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免受糟蹋而消灭大象；第三是为了获取象牙和象鼻，或者驯养用于战争、运输和各种仪式而猎获大象。在这三种方式中，毁掉大象的生境是最致命的．导致森林滥伐和植被被清理的原因有三：一是农耕和定居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取暖、煮饭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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